历史的尘埃——凯恩斯：别人贪婪时我恐惧

原创 亮叔

凯恩斯（Maynard Keynes，1883—1946）

01

别人贪婪时我恐惧

1919年，凯恩斯36岁。

这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凯恩斯作为英国财务部首席代表，参与巴黎和会。

在会议上，战胜国（英法美等）对战败国（德奥俄）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赔偿条件，要求德国赔偿一千多亿马克，还拆分了奥匈帝国，德国也被夺去了大约八分之一的领土。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凡尔赛条约》大错特错。

严苛的赔偿条件，只会把战败国逼入复仇的绝境，让大战卷土重来；对领土问题的干预，只会破坏原有的政治秩序，导致无尽的革命和暴力。

凯恩斯认为，《凡尔赛》条约的签订，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让西方文明岌岌可危。

然而，他的声音并不被权贵们重视。

一言九鼎的是各国的总统首相们，还轮不到一个经济学家来指点江山。

既然自己的意见不被重视，那这份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

愤怒的凯恩斯辞掉了工作，回到英国后，他写了一本书：《和谈的经济后果》，揭露这次和谈的“真相”。

他在书中痛斥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这些大佬目光短浅、自私自利，他们的短视行为，正在葬送欧洲的未来。

凯恩斯不止提出批评，还给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他建议不仅应该减少对战败国的惩罚和赔款要求，还应该通过投资，帮助它们进行重建。因为战后无数饥肠辘辘的难民，不但没有钱赔款，还随时有可能铤而走险。

帮助曾经的敌人，就是帮助未来的自己。给敌人一条活路，也是给自己一条活路。

这本书成为了畅销书，也让凯恩斯成为了闻名世界的经济学家。

凯恩斯的观点对吗？

一方面，他的预言陆续变成现实。战胜国强迫德、奥帝国放弃的那些领土，纷纷爆发革命与冲突，战火纷纷。《凡尔赛条约》签署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世界迎来德国人复仇的怒火。

另一方面，领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一战打了4年，死伤无数、百业萧条，战胜国的老百姓们望眼欲穿的等待着战争赔款。作为领袖，难道你能告诉大家，有个经济学家建议说，为了世界和平和长远利益，我们不要赔款了（凯恩斯建议英国放弃赔款要求）。你觉得老百姓会不会吃了你？

凯恩斯写作时面对的是知识精英，这帮人崇尚理性，有长远视野；但政治家们面对的是大众，必须考虑民族情感。

凯恩斯的警世预言，让他成为了知识精英们（包括年轻的哈耶克）心目中的英雄，很多人觉得，巴黎会谈如果听取了凯恩斯的建议，二战根本就不会爆发，世界将会是另一番面貌。

同时，这本书也让凯恩斯被很多批评者视为亲德派（类似英奸），嘲讽说，德国政府应该给他颁发勋章才对。

作为一名“预言家”，凯恩斯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感受到了恐惧，并且直言不讳。

当战胜国的政客和民众，被胜利冲昏头脑，都想要狮子大开口，从失败者身上攫取更多利益，凯恩斯却看到了这种“贪婪”所蕴含的巨大风险。

02

别人恐惧时我乐观

10年后，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

这场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

此时的凯恩斯，不仅是知名经济学家，还是一位投资人，掌管着家人和朋友们的投资基金。

经济危机爆发后，凯恩斯在股市和期货市场的投资，几乎全军覆没。他的净资产由4万4千英镑变成了7800英镑，损失超过80%.

尴尬的是，凯恩斯三年前的预言还言犹在耳。那时他觉得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自信满满地说：

“在我们一生中不会再有进一步的经济崩溃。”

经济繁荣期有很多类似预言，比如美国总统胡佛说贫穷将在不久后从美国消失，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费雪预言“股价已经立足于永恒的高地上”，繁荣会一直持续下去。

这些预言，相当于一种知识泡沫。

个人投资的失利，对凯恩斯有何影响？

有一阵子，凯恩斯惨到要把自己收藏的名画出手，结果开到最低价位，还是无人问津。

不过，凯恩斯是一个极端自信的人。经济危机和投资失败，并不会让他产生自我怀疑。

凯恩斯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投资策略，搞起了价值投资，锚定自己认为有潜力的股票，趁着低价收购，并且在几年后大赚特赚，成为了富豪。

他还购买土地、经营农庄、建养猪场和剧院。他投资这些，倒不是为了赚钱，而是类似消费行为，为了享受田园生活和艺术。

凯恩斯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认为无论经济情况如何，我们都不应该牺牲生活中的种种乐趣，比如文学与艺术。

大萧条让无数人失去了信心，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末日。

凯恩斯则认为这些人小题大做危言耸听，他认为，解决危机的药方很简单，那就是政府积极花钱、扩大投资，创造就业。

凯恩斯举例说，如果他是伦敦市长，会选择把伦敦重建一遍，建设成一个美丽的现代化城市。这样做，居民可以得到更漂亮的房子，工人可以得到就业，人们的心情也会更乐观，而不是在经济危机中愁眉苦脸，活在悲观之中。

凯恩斯的这套理论，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

今天的大多数国家，早已经形成了“危机-刺激-危机-刺激”的凯恩斯主义模式，就像感冒了就吃感冒药一样。

但1930年代的世界，还不太习惯凯恩斯开出的药方。

古典经济学家们觉得这很扯淡，当多数人陷入贫穷的时候，你却鼓励政府花钱，这有何逻辑可言？政府花的不是还是纳税人的钱吗？

计划主义者们觉得大萧条是资本主义的末日，必须推翻旧世界、创造新秩序，凯恩斯完全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只是隔靴搔痒。

作为“精英中的精英”，凯恩斯的观点总是能传递到政界，他甚至常常愤怒于英国政府总是不能及时采纳自己的建议，以至于坐视危机日益严重。

针对凯恩斯的不满，一位官员则解释说：凯恩斯似乎不能理解政策的滞后性。政府投资，不可能像凯恩斯个人投资一样高效，一个电话就搞定了。而是要开很多会，经过很繁琐的程序。

凯恩斯的药方听起来当然很美妙。

谁不想大手一挥，把自己所在的城市重建一遍呢？谁不想换更大的房子更时尚的家具更漂亮的汽车呢？谁不想每天享受买买买的乐趣？

但问题是：钱从哪里来呢？

钱来自印钞，就会导致通胀；钱来自税收，就会加重民众负担。

凯恩斯讨厌别人跟自己谈这个问题。他认为，预算是一堵“思维的墙”，妨碍了我们的思考与想象力，也妨碍了我们创造美好生活。

他认为：钱从哪里来，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花钱。花钱才能拯救经济，花钱才能创造幸福。

至于钱的来源，可以是债务，可以是关税，可以是印钞……可以是任何合法渠道，甚至可以是天上掉下来的，地里长出来的，都无所谓：

“若财政部用一些旧瓶子装满纸币，把它们以适当的深度埋在废弃的煤矿里，在上面堆满垃圾，然后根据业已反复考验过的自由放任原则，让私人企业把纸币重新挖出来……就不会再有失业。此措施可能大幅提高社会的实际收入。”

凯恩斯甚至建议美国和法国把自己的黄金储备分配给其他国家，促进国际贸易。这种建议当然不可能被采纳。（老百姓受穷的时候，给其他国家送黄金？）但背后是凯恩斯一以贯之的思路：钱从哪来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让钱流动起来。

凯恩斯的这些奇谈怪论，让很多人觉得他已经走火入魔，一位朋友写信批评说：

“你一味地要求政府增加开支，好像预算问题几乎不值得考虑。你这样做的实际后果是让所有人，不管多么聪明和包容，都认为你已经彻底发疯了。”

我们当代人有一个错觉，以为凯恩斯在大萧条时代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在英美两国都像超级英雄一样深受欢迎。我们这样想，是因为他的部分理论，转化成了当时的救市政策。

其实，这只是历史的一面。

凯恩斯本人的感受，常常是两头不讨好，左派和右派都讨厌他。

03

危险的思想

罗斯巴德和很多学者关于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如果不搞凯恩斯主义，大萧条会更早结束。

各种人为的“刺激”，只是延长了萧条的时间。习惯性的“危机-刺激”模式，制造了经济周期，让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

凯恩斯主义并非一剂良药，而是一种疾病。

这也是凯恩斯主义后来盛极而衰的原因。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结尾有一段名言：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力量之大，常常超出常人意料之外。事实上统治世界的只是这些思想罢了。或许我认为不受任何学说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到神的启示，其实他的狂想的由来则是若干年以前的某位学者的思想。

我确信既得利益的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其实远不如思想的逐渐侵蚀力那么大。这种力量当然不是马上就起作用，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因为是在经济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一个人如果一旦到了25岁或30岁以后，很少会再接受新学说。所以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们在目前时局中运用的种种理论通常并不是最近的。但是或早或晚些，不管是好是坏，危险的并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永远自信的凯恩斯从未怀疑过，他那套看上去很美的经济学理论，也是一种“危险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