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正义》：一项长达二十四年的文化工程对儒学的影响

《五经正义》是唐太宗钦定的“国家项目”，首次奉诏的编纂者有六人，排在前面的是颜师古，其次为孔颖达。学界大多认为《五经正义》实由孔颖达主纂，但是颁布《五经定本》之后，颜师古向太宗提议修纂义疏，为此《五经正义》他列名于前。唐太宗命诸臣编纂《五经正义》乃是源于他认为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有讹谬，且儒学多门，章句繁杂，故下诏令孔颖达、颜师古等撰定五经义训。《旧唐书·儒学传》载：“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

孔颖达是孔子第三十二世孙，从小受家族影响，心向儒学，且博闻强识，《旧唐书》本传称其：“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及长，尤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兼善算历，解属文。同郡刘焯名重海内，颖达造其门，焯初不之礼，颖达请质疑滞，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颖达固辞归，焯固留，不可。还家，以教授为务。”

孔颖达曾去拜刘焯为师，刘焯弟子众多，起初没有留意到孔颖达有超人之慧，后来发现他的所问往往超出寻常弟子，于是对他刮目相看。隋大业初年，孔颖达举明经，授河内郡博士。当时隋炀帝征诸郡儒官集于东都，令国子秘书学士与他们论难，孔颖达的回答最为精彩，《旧唐书》载：“而先辈宿儒耻为之屈，潜遣刺客图之。礼部尚书杨玄感舍之于家，由是获免。补太学助教。”提问的人都是一些儒学前辈，他们觉得这位年轻人的光芒太刺眼，于是派刺客去暗杀他，礼部尚书杨玄感知道此事后，将孔颖达带回自己家以此免祸。事情过去后，孔颖达升为了太学助教。

杨玄感对孔颖达有恩，但是此后杨玄感起兵，孔颖达并没有跟随。王世充在洛阳起兵时，任命孔颖达为太常博士。唐太宗平定洛阳后，任命他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唐武德九年（626），擢授国子博士。太宗继位后，关心政务，孔颖达多次进言。太宗曾问他《论语》中的“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是什么意思，孔颖达借机展开论述了儒学中心思想，所言深得太宗赞许。贞观十一年（637），他与众位朝臣修订《五礼》，书成后得赐物三百段。

颜师古乃是齐朝黄门侍郎颜之推的孙子，史载其绍续家学，遵循祖训，博览群书。唐贞观年间，他与魏徵等共同纂修《隋书》。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命颜师古等人考订五经，颜师古利用秘书省所藏图籍，加以细心校勘。《旧唐书》载其：“辄引晋、宋以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他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编出《五经定本》，书成之后献给皇帝，太宗“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

可以说，《五经定本》成了《五经正义》的基础，这两部书都有着特殊价值。《五经正义》编纂完成后，颁布天下，成为学子们的必读之书。但有人指出该书仍有错讹，唐高宗永徽二年（651），皇帝下令让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等共同考证，两年之后修订完成，而后“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旧唐书·高宗本纪》）。

此事意义重大，正是《五经正义》的产生，使得科举考试第一次有了标准课本。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永徽四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夫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家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

《五经正义》从贞观十一年（637）开始编写，中间经过两次修订，到永徽四年（653）最终编订，历时十五年，若从贞观四年（630）太宗决定统一经学，诏令颜师古编订《五经定本》算起，这项重要的文化工程长达二十四年。对于此次修订经学著作的重要意义，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评价说：“唐太宗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为什么《五经正义》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经学史》谈到了五经的每一部的修订人，比如《周易正义》十四卷乃是由孔颖达、颜师古等九人奉诏撰，四门博士苏德融、赵弘智复审。《尚书正义》二十卷是由孔颖达等人奉诏撰，长孙无忌等二十九人刊定。余外的《毛诗正义》四十卷、《春秋正义》三十六卷等都有孔颖达的参与，并且都是出自多人之手。可以说，《五经正义》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但《五经正义》也有问题存在，后世诟病的主要是“疏不驳注”，此又称为“疏不破注”，意思是指选定某一注本为底本，对此进行疏读，那么疏读就要维护原注，不可以径自改变原注。但问题是，若原注有误，则疏只能为其标注或解释。但任何事都有其两面性，因为疏不破注也保证了注文的原貌，更何况孔颖达等人在编写《五经正义》前，对选择哪个底本做过慎重考量。比如《周易正义》选择的是王弼注，对于选择的理由，孔颖达在序中称：“传《易》者，西都则有丁、孟、京、田，东都则有荀、刘、马、郑，大体更相祖述，非有绝伦，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

余外，《尚书正义》以孔安国注为本，《毛诗正义》和《礼记正义》均以郑玄注为本，《左传》以杜预《集解》为本。可以说，《五经正义》所选底本都是那个时代的最佳底本。不过，后世对孔安国注的古文《尚书》也提出了批评，这涉及该书的真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争论始自宋朝，非唐人可知。

对于《五经正义》的优点，吴雁南等在专著中总结出三条。一是以南学为本，兼取南北之长，形成了南学、北学共存的体系。唐朝前期统治者在思想文化方面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五经正义》在这一点上体现得很充分。二是对繁杂冗蔓的章句予以淘汰和省简，这正如《周易正义序》中所言：“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其文简，其理约，寡而制众，变而能通。”《五经正义》实现了这个目标，为士子研读经学提供了简明的文本；三是在义疏中对义理也有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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