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大秦帝国》共分为四部分别是裂变，纵横，崛起，天下；剧中各诸侯国的强大都与变法有关，这些变法的倡导者有很多法家人物，特别是秦国的强大和最后君权的巩固，得益于法家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商鞅其法治思想在秦国的变法中被成功付诸实施，使秦国由一个弱小、贫困的国家变成一个可以左右他国命运的强国，商鞅变法的成功实施为秦国统一六国战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
韩非集法家学说之大成，全面吸收的了慎到的“势”治，申不害的“术”治，商鞅的“法”治，特别是在商鞅的“法学”基础上，对法家理论体系有了系统的发展，最后形成以“法”为基础，“法治”、“术治”、“势治”三者并举的法治思想。其思想是以君主专制为出发点和归宿，深得秦始皇赞赏，韩非子为秦国统一天下后治国重法严刑的理论奠定了基础。那么同为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与韩非的法治思想有哪些区别呢？
商鞅与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区别
商鞅认为法治是“之国之本”
《大秦帝国之裂变》中，有这样的一个片段，齐国慎到，韩国申不害，卫国商鞅在齐国稷下学宫相遇，慎到将法家分为三派，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商鞅重“法”，其实这种说法也得到了现在学术界的普遍认同。申不害曾辅助韩昭侯，主张君主治国要有驭臣之术，要遵循刑名之术，讲究名实相合，循名责实；慎到强调势治，君子要有驭臣之术的同时，要善于发挥臣子的才能，让臣子尽力，君收其利。
商鞅认为，法就是人民的生命，法就是防止人民作恶的工具，以法而治是君主统治的手段和基础，同时商鞅还认为，农战可以使国家富强，而法治才是治国之根本，只有实行法治秦国才能安定统一。商鞅变法实行法治不仅改变秦国命运，也改变山东六国命运，同样也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走向。
韩非法治为“帝王工具”
韩非认为君权是至高无上的，“君”就是“道”，君主是最为高贵的，是凌驾于万物之上的至尊，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君臣之道各不相同。在“尊君”的法治理论中最高目标的前提下，法律才是治国根本，是维护社会秩序，防止人民作恶的工具。
韩非认为，君主要想树立自己的独尊地位，要用法治的手段制服民众，要赏罚分明，把刑的威慑力和利的诱惑力结合起来驾驭臣民。圣君立法、立法为君，法为君操，术为君执，法作为整合社会秩序的手段而已。韩非子对申不害的术治、商鞅的法治、慎到的势治三者进行互补互用，从三者不足之处着手，构筑法、术、势互补互用理论体系。他主张的“术”是集权君主的“权术”，是在法治实施的基础上，驾驭臣下的一种方法。
“君无术则弊于上”，君主如果不能控制臣下，就会被臣下蒙蔽，所以君主在臣子面前要深藏自己的好恶，掩盖自己的主张、思想、行动，让臣下感到君主神秘莫测无法捉摸。韩非子主张“法”、“术”兼并，法是基础，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术是君主驾驭臣子的手段。
韩非的“势”是集权君主主宰天下的法宝，势，也就是权势，在统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权力不是统治者能力高低，品德出众就可以获得的，君主之所以成为天下的君主，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拥有权势；所以，君主要积极主动牢固地把握权势，也就是保住“势”，牢牢控制朝政大权，防止大权旁落。
总之，韩非子认为“法”、“术”、“势”都是帝王工具，三者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不可偏废；而商鞅的治理理念基本完全靠单纯的法治观念，在实践上而言，韩非将法治、术治、势治相结合的理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推行法治思想手段不同
商鞅“君臣共操”、“重赏轻罚”
在法治思想推行的手段上，虽然商鞅和韩非都是出于维护君主专制的统治阶级利益，但由于两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时代不同，也使得他们对法的地位，法的执行者的主张也存在一定区别。
商鞅要求君主必须带头遵守国家法律，为了确立法令的权威性，他提出“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的观点，法高于一切，即使是君主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君臣都是执法者，官吏和君主都有一定的独立执法权力，商鞅不主张君主独揽一切权力，而是提倡君臣合作共治国家。
在刑罚方面，商鞅与韩非有不同侧重，他明确提出“轻罪重罚”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对轻罪处以极重的刑罚，才能防止人民犯更大的罪，因而他主张用恐怖手段制造威慑力来驱使民众服从统治，用刑罚统治人们，才会使人们害怕，才能没有奸邪，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商鞅确立了一系列严厉刑罚措施。
商鞅还反对任何形式的刑罚减轻和赦免，他主张“刑重而必”，任何犯法都不能逃脱严刑；当涉及到“刑赏”时，商鞅也主张“刑多而赏少”，反对滥赏，只赏有功于农战和告奸的人，后来发展的直接取消赏。
商鞅反对儒家的德治主张，坚持提倡重刑主义，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但商鞅也不否认道德具有一定的教化作用，承认道德的感召作用，但其认为道德的感召作用来自于君主的强力，而君子的强力则来自于刑罚的威慑力，而不是来自于君主的品行。
韩非“导制其臣”、“刑赏二柄”
在法的推动和执行上，韩非认为，刑、德是执法的手段，必须牢牢把握在君主手上，不能落入人臣之手。基于韩非对人性逐利的理念，他认为君臣之间只能是交易关系，所以君主不能放权，但君主也不可能直接管理和控制所有人民，这就借助臣子管理人民；君主只要控制了官吏，就等于控制了民众。
韩非的“法”，是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是君主权力的派生物，君主不能与人分享政权，也不能与臣下分权，法就是君主的命令和意志，法就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对于法的创立，只有君主才有法律制定权，臣民没有立法资格。所以，在韩非的严中，君主用威势去行法用术，在完备的法令下，让臣子听令行事，奉公守法，法令只是君主控制臣下的制驭之术而已。
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刑罚方面，他也赞成“以刑去刑”，认为重刑可以止奸，他认为杀一人而引起众多人的警觉，才叫法治；但韩非在极力主张重刑的同时，也注意到实施重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韩非在厚赏厚罚、惠誉相当的基础上，强调“求过不求善”，使得严刑重罚的法治思想路线，在“刑赏二柄”的理论上更为完善，对后来秦国实行的严刑峻法，刻薄寡恩的统治政策，起到了推动作用。
商鞅、韩非法治思想实行目标不同
商鞅的法治思想是为富国强兵，统一天下
商鞅不仅是法家思想体系的奠基人之一， 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被秦孝公重用后，在秦国大刀阔斧地实行商鞅变法，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成就，使秦国国力大增，从弱国一跃成为战国时期霸主式的国家，商鞅法治思想及其改革目标就是为了富国强兵，为秦国一统天下打下基础。
商鞅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国七雄逐鹿中原，相互兼并统一战争时代，秦国地处西部边陲，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常遭中原诸国欺凌，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富国强兵。商鞅认为，求富就必须重视农业，求强就必须发展军事力量，在战国时期“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的形势下，秦国必须实行农战政策，才能富国强国。
商鞅树立重农指导思想，力主采取各种手段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同时限制工商业发展；商鞅认为不压制工商业，人们就会选择既轻松，又赚钱的商业进行谋生，从而逃避农业生产。商鞅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但其强国之术最终要落在强兵上。
对于军事改革，商鞅十分注重，在第一次变法时，就颁布了“军功授爵”制，论论功行赏，所以在第一次变法后，秦国便大胜卫国，攻取少梁，后来又强渡黄河，围困魏国旧都安邑。商鞅在第二次变法后，秦国打败魏国收复河西战略要地，这些都是商鞅“以农兴本，以强兵为要”思想的主要体现。
韩非的法治思想为加强君主集权
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目标与商鞅不同，就是通过法术势等措施加强君主集权，扩大君主的权力，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尊严，巩固君主统治地位。
韩非生活在战国末期，列国战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韩非去世后不久，秦国便歼灭韩国，十二年后秦国便统一天下，对于商鞅的农战主张，韩非也是非常赞同的，但不同的是商鞅总之构建鼓励耕战的制度，而韩非时期，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农战制度，这种制度并不需要多大的改变，韩非主要考虑怎样让这种农战制度更好地为君主服务，增加更好地扩大君主权力。
韩非的基本政治理想都是围绕君权，君主不需要事无巨细地操劳，只要通过法、术、势等驭臣之术让臣子为君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于韩非来说，其君主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无为而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