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里的党棍战犯：李帆群爱写小字报，李佩青伪装进步过了头

1956年，毛泽东主席下令，集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战犯进行加速改造。

主管部门接到命令后，立即到全国各监狱、劳改单位中挑选。而被俘的战犯中，够这一条件的最多的是军长一级的将军。行政官员和特务也容易挑选。

唯有党棍太少，只找到一位专门负责党务工作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境塘，后来只好降低标准，找出了两个省党部的代理书记长李帆群和李佩青。

文官由于没有打过仗，特别是国民党党务人员只会卖嘴皮子，因此很为当时军人所轻视。在秦城监狱也是受尽了冷嘲热讽。

1.庞镜塘：职级最高的文官

庞镜塘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山东省党部的主任委员，负责山东党务工作。

他是被俘虏的国民党党棍中级别最高、资格最老的一个，被从山东济南解放军官训练团挑选到北京战犯管理所。

庞镜塘没有军衔，是一位职业政客。他不像其他国民党棍员，是黄埔军校毕业后当官的，而是读了两个大学，一个是北京大学，一个是山西大学。

毕业后进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搞编审工作，后来又到各色各样的政治部门当秘书、委员、专员、县长、处长，还当过教授。

最后，庞镜塘升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

国民党当官中被俘的，尤其是高级党棍被俘的确实在少数。

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带兵的将领们都清楚，如果再和共产党打仗，不但会死很多人，而且战场上的生活远远不如城市的生活舒服，所以，他们都不希望重新点燃战火。

可是国民党的高级党棍们，却不希望和共产党一分天下，便拼命地鼓动要消灭共产党。

所以，战争一开始，叫嚣得最厉害，喊打喊得最起劲的是党棍们，而当战争失利，跑得最快的，跑得最远的也是这些党棍们。

虽然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中央委员那么多，但被俘的却只有一位书呆子——庞镜塘。

庞境塘是在1948年的济南战役中被俘的。据说，他当初是听了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的话，才没逃到台湾的。

这两位将军曾拍着自己的胸膛向他保证过：“俺们有十几万装备精良的部队，还怕打不过只有步枪迫击炮的共产党军队？”

“想当年日本军队装备比俺们好得多，还有飞机，俺们也熬过来没有当俘虏。你放心好了！”

结果这位书呆子和这些将军们一同成了高级战俘。说来好笑，他当时被查获，是因为长得太胖。

10月9日那天，在济南临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他被解放军发现，解放军看他肥肥胖胖的，就知道是个大官，只盘问了几句，庞境塘就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庞镜塘1901年岀生在一个旧官僚家庭，父亲当过满清的大官，家产丰厚，除上海、南京、济南有大公馆外，北京绒线胡同还有一所大院子。

所以他一直过着少爷生活。受家庭环境影响，他从小吃喝玩乐，诗书字画无一不精，而且从小就学着如何往上爬，如何统治别人。

当了党棍之后，更加剧了这种思想。他在济南解放战争中被活捉后，既没有像许多高级将领一样准备自杀，也没有隐瞒身份，而是处处小心翼翼，一般人对他的评语是“循规蹈矩”。

他长期从事国民党的党务工作。所谓党务就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旧址

他先后在上海、武汉、北平、南昌、浙江、山东等地任职，每到一处就要捕杀一些工人、农民、学生和进步分子，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被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思想顽固，表示“不向共产党投降，不背叛国民党”。

庞境塘是搞党务的，很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他判断像他这种地位的人，共产党要杀掉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被查获后态度自若，不想自杀，也没有怕死的表现。

他也深知，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所以让交待问题时，他很迅速地都交待了。

庞镜塘平日和人接触总是先笑一笑之后才用不流利的北京话和人攀谈，很少看到他发脾气。

他在改造所里，只有两次特别生气。一次是不知道是谁在他桌上写了几个字，他看了气得跳了起来，并且向管理所领导反映要查对笔迹，看是谁写的，非要处分这个人不可。

原来在他桌上写的是这样几个字：“前有石敬糖，现有庞镜塘，现镜塘想学前敬糖，可惜学不像！”他一面大发雷霆，请求追查，一面伏在桌上流泪。

他觉得十分委屈，作为生活委员，他一心一意地为同学们服务，可是现在却有人把他比作认贼作父的儿皇帝石镜塘，怎么不伤心难过？

可是，他的要求没有被管理所的领导接受，因为要核查功德林100多名战犯的笔迹，确实没有必要，也很是兴师动众，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

还有一次，不知道是谁，把他种的两盆山胡子和五色朝天辣椒淋上一大杯开水，等他发现这些东西蔦了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

为此，他大发脾气，说干这种事的人太缺德，太可恨了，没有良心，连监狱中这一点点生命都不放过。

当他得知沈醉当过侦缉处长和侦察队长一类的领导时，便多次请求沈醉帮他破案。

沈醉

庞镜塘平日里交待问题的态度好，遵守规章制度好，身体不错，劳动也好，且从不在背地里发牢骚，于是便当了生活委员。

生活委员这个角色什么都管。从打扫卫生的扫帚、水桶到劳动工具，都得负责清点、保存、使用、修理。

最难办的是领发生活用品，牙膏、牙刷、毛巾、手纸、肥皂等等，有时碰上个把贪小便宜的多拿一份，如果查不岀来就得把自己的一份垫上。

所以每次领发时他宁可一人干也不要别人帮忙，这样错了时心里有数便于查找，免得岀些不必要的麻烦。

这些琐碎小事，在过去这些大官们心里是想也不会想的小事，如今却斤斤计较，而庞镜塘也尽职尽责地完成日用品的分配和发放工作。

生活值日也是件难办的事。他得负责检查楼道、厕所等公共场合的卫生。

如果是负责的人值日还好办，要是碰上不负责的人可就麻烦了，有的经指出后马上改正，该补做的补做，该返工的返工；可有的人被指出后却不予理睬。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碰上这种情况，庞镜塘多半是自己动手，该出手时就出手，得饶人时且饶人，他从不为这些事向上汇报，也不让当事者在生活会上检讨。

庞镜塘的生活委员干得很成功，既能负责，又以身作则，还不打小报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好评。

庞镜塘虽然平常很少发脾气，待人随和，但他在一件事情上特别较真。那就是在“CC系”的来源问题上，他经常与人发生争论。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许多国民党的髙级军政人员常常说：CC系是指陈果夫和陈立夫两兄弟组成的小团体组织，这一说法至今也被许多人接受。

可是，身为CC系的骨干分子之一，庞镜塘有自己的看法：

在国民革命时期，北伐军收复上海后，蒋介石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便把各省市党部的负责人都委派定了，一部分不能到职的省市党部委员便集中在上海，等候时机岀发。

但到1927年8月，蒋介石一度被迫下野。在到日本之前，他还从两方面做好了“东山再起”的准备。

一是命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部长朱绍良把黄埔学生安置在一起；

二是命令陈果夫把集中在上海的各省市党部委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中央俱乐部”以反对由把持南京中央政权的李宗仁、白崇禧组织的“中央特别委员会”。

这个“中央俱乐部”的房子，便是庞镜塘在上海的公馆，因为“中央俱乐部”的英文译名为：“CENTRA LCLUB”，简称CC系。

后来，蒋介石重新复职后，身兼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但实际工作却由副部长陈果夫负责。

当南京的特别委员会垮台后，“中央俱乐部”的组织虽然不存在，但原来参加这个小组织的成员却在陈果夫的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勾结在一起。

到1929年，陈果夫的胞弟陈立夫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党部秘书长，二陈在国民党内的势力才更加扩展和炙手可热。

从此，过去国民党内部所谓“蒋家天下丁家（指丁惟汾）党”的说法便一变而成“蒋家天下陈家党”了。

由于陈的英文译音的第一个字母是C，有人便把CC系解释成二陈。

作为亲身经历者，庞镜塘对CC系由来以及名称的解释虽然有说服力，不过反对他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

为了这个问题，在“同学”们闲聊的时候发生过多次争论，每次庞镜塘都据理力争，毫不让步。

虽然庞镜塘在当生活委员时，干得是有声有色，也深得领导和同学们的好评，但这对于职业政客来讲都是副业，耍笔杆子才是他的“主业”。

庞镜塘很有文采，是有名的笔杆子，而且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这点在改造所里大有用场。

凡是要写个什么集体表决心、挑战书、应战书、总结、计划之类的事，他执笔起草的时候多，多数是一稿定音，很少修改。

要是向中央表态的东西，那是非他起草不可，也多半是“一读”通过。

晚年庞镜塘，与年轻时相比瘦了很多

他有调解才能，脑子里的典故最多，可随手拈来。《资治通鉴》、《辞源》、《辞海》都能随口引用，记忆力也好。

如果碰上文字方面的事，去找他没错，他可根据具体情况引经据典，让别人心服口服。

这样就减少了很多麻烦，把问题、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因此，许多人在出现争执的时候也倒乐意找他解决。

庞镜塘遇事灵活，能审时度势，这对他的改造也有很大帮助，拿剃胡子的事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是刚来功德林不久，功德林有五个胡子，这五个人是庞镜塘、张淦、刘嘉树、莫德宏和黄维。这五个人留胡子各有各的想法。

庞镜塘说是为在台湾的妻子杨宝琳留的，当时她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为怀念妻子留胡子谁也说不出什么，暗地里却说是为蒋介石留的。

张淦

张淦、刘嘉树、莫德宏主要是个人爱好，而黄维则公开说他留的是“落难胡子”。

这样一来，监狱管理部门当然不肯放过，一个是为了蒋介石，一个是对“落难”不满，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说是“忠于国民党”的表现，就要他们剃掉。

庞镜塘、黄维没有不剃的理由，于是庞镜塘一看这势头，知道迟早也得剃掉，不如服从决定，还落个起了“带头”作用。马上答应首先剃他的，并说“早就想剃掉”。

庞镜塘一表态，张淦、刘嘉树、莫德宏也就无可奈何，思想不通，也勉强剃了。只有黄维坚持不剃，一直留到他思想通了，自己提出剃掉，才最后一个剃了。

庞镜塘有三个儿子都在大陆，后妻带着两个女儿去了台湾。

1960年第二批特赦时，适逢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安置地点原则上有亲属的随亲属，没亲属的属于首要战犯者安排在全国政协。

庞镜塘先拟安排在全国政协，后他要求与儿子同住。最后随三儿子去了沈阳，在省政协当文史专员。

在他任文史专员期间，他结合自身的亲身经历，写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概述》、《“中央俱乐部”——CC的组织及其活动》、《我在济南战役中的经历和见闻》、《国民党反动派在济南实行反共措施的片段回忆》等文章，给人们提供了了解那段历史的珍贵史料。

1965年庞镜塘病逝于沈阳，终年64岁。

2.李帆群：比庞镜塘更厉害的笔杆子

在北京战犯改造所中，一提起李帆群，许多人都感到头痛。

因为他的笔杆子也相当厉害，但这与庞镜塘不同，庞镜塘是专门化解矛盾，而他是专门制造矛盾。他要是抓住谁的小辫子，一准写出一张质问该同学的小字报贴在墙报上。

由于战犯中80%以上是耍枪杆子出身的，你如和他们大吵大闹，甚至动拳挥脚，他们都会毫不示弱。

但耍起笔杆子来，除少数如宋希濂、徐远举、文强等“文武双全”的人之外，大都是一拿笔就不知所云。

所以谁要在墙报上质问他一下，这比骂他几声“反革命”和“蒋介石的孝子贤孙”还不好受。

吵一下，谁是谁非很难弄清，多一句少一句也吃不了大亏，但一旦上了墙报，看到的人便多了，甚至是全所都知道，这都不是十分严重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墙报还得收回去，送到管理员那里去存档。这事关个人前途，谁都害怕。

李帆群却专爱干这种事。所以，在改造所里，他的人缘就不太好。

李帆群下笔特别快，仅一顿饭工夫，一篇质问某某某的墙报便能写好。他的笔尖几乎可以和《西厢记》中的张生相比，可以横扫功德林中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军们。

这当然和他的出身与过去的职业有关系。他是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毕业的高材生，毕业后分配到新疆。

众所周知，过去新疆由盛世才统治，杀人如麻，即使是中央派去的人，也都提心吊胆，一不小心便会人头落地。

可是，李帆群却“目光如炬”，他在新疆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便放弃了在大城市优越的生活，志愿赴边疆°

盛世才被赶走后，国民党掌握新疆的军政大权，许多单位都没有人，得有人去填补，李帆群便自愿去了边陲，并被任命为《新疆日报》的主编。

成为省报的主编，这对连记者和编辑都没做过的李帆群来说已经是莫大的荣幸和骄傲了。

盛世才

而使他更为得意的是：新疆解放前，国民党省党部几个头头都走了。大头走得了，中小头头走不了的，便想过几天官瘾，自己封起官来，只要发一个电报，国民党中央便可照准。

李帆群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又是省报的负责人，便被封为代理新疆省党部书记长。

可是好景不长，新疆很快和平解放，他也就成了阶下囚，被送进了劳动改造队。此时，李帆群悔不当初，他想自己要是只做个省报负责人也不至于落到如此境地！

可是话又说回来，李帆群虽然爱耍笔杆子，时常有过激言论，需要批评和制止。

可是，他在监狱中从来不参与打人事件，倒是那些职务和资历比较高的人经常岀手打人。

其中最为大家熟知的就是打黄维了，当时有不少人都参与了，有的是公开参与，有的则是背地里叫好。

对于这种情况，李帆群不管是口头上，还是字面上都是表示反对的。这点我们还是要肯定的。

1956年，毛泽东下令，集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战犯进行加速改造，主管部门在执行这一项命令时，便从全国许多监狱挑选。

据说被俘的战犯中，够这一条件的最多的是军长一级的将军。行政官员和特务，也能凑出一批。

唯独党棍太少，只找出一位是专门负责党务工作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庞镜塘。

于是只好降格要求，总算找出了两个省的代理书记长，一个是河南的李佩清，一个就是李帆群。

李帆群挥汗流泪劳改了几年，居然又时来运转。1956年，他从新疆劳改队选调到了北京战犯管理所，这一下比他代理省党部书记长更加走运，引起了上下的劳改人员的羡慕。

新疆劳改监狱旧址

因为集中到北京来加速改造，这等于提了好多级别。

谁都知道，集中到北京来的，武官是军长一级，文官是省主席一级，特务是将官级，他一个省党部代理书记长也被挑选上了，不但引起许多人的羡慕，更引起不少人的嫉妒。

甚至有人发牢骚，说共产党人太不了解情况了，把国民党党部的书记长也误认为像共产党书记一样，是掌握大权的主要负责人，才把李帆群当作重要人物而挑选到北京了。

李帆群也不是什么样的人都批，是专挑那些能武不能文的来批一下，这是他从几次教训后得出的经验。

李帆群刚到功德林时，着实吓了一大跳。他看到了许多过去的大人物，这些大人物都是过去自己想接近而接近不得的，这次却都居然成了“同学”，他觉得十分自豪。

今日既然能有机会接近这些大人物，便有机会批评了。他先把矛头指向了曾经的顶头上司宋希濂。

宋希濂以前是新疆警备司令，而李帆群当时任《新疆日报》的编辑主任，所以，宋希濂是李帆群这些小人物想巴结都巴结不上的。

现在既成了“同学”，那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次可以过过瘾，斗斗大人物，李帆群这样想到。

有一次，不知为一件什么事，他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时，便写了一张质问宋希濂的小字墙报。

宋希濂是湖南骡子脾气，谁要惹了他，他一定要进行还击，决不妥协。

李帆群的一张小字报，引来了宋的三张反质问，最后他只好认错，并向宋表示没弄清楚的情况下乱提意见，作了检讨才收场。

有了这回教训，他懂得了一句老话：“黑夜摸柿子，要拣软的吃（欺）！”

后来，每次要表示“进步”的时候，李帆群都要先调查情况，做好准备工作。当他得知沈醉刚从重庆转来时，便问他学习得怎么样？

由于听别人讲过关于李帆群的“事迹”，沈醉断定这是他在试探自己，便很严肃地说：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候，学到了16个字，这16个字不但学到了，而且还能运用得很好。

李帆群一听感到十分吃惊，觉得这个人不简单，因为往日人们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时，总是学了不能用，或者不能很好的应用，而眼前的这个人不仅学会了，而且还运用得很好。

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便也严肃地问沈醉：是哪16个字？

沈醉慷慨激昂地背诵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背完之后，沈醉还把衣服袖子拨开，露出了鼓鼓的肌肉。这意味着什么？李帆群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自此之后，他和沈醉之间没有发生过笔墨官司，更别提动手动脚了。

李帆群在1961年得到了特赦。特赦后，李帆群回到了老家安庆，被安排在市政协工作。

后来，他又先后当选为安徽省政协委员、民革安徽省委委员、安庆市政协常委、民革安庆市委常委等职。

他为抢救文史资料，笔耕不辍，先后撰写了《安庆史话》、《安庆的青帮》、《秋瑾与安庆》、《马炮营起义》、《陈独秀故居》等文史资料，以及中篇历史小说《徐锡麟》等。

但他心中最放不下的还是新疆，那是他大喜大悲的地方。

1980年，李帆群终于如愿再次回到了新疆。故地重游，不禁感慨万千。

他一口气写出了《新疆啊，我的母亲!》、《塞外的老庄》、《关于天山南北》、《花园之城——伊宁》等多篇散文。

80年代的新疆公路

晚年的李帆群念念不忘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在重病中，他还不断给在台湾的亲朋故旧写信，宣传党的统战政策，介绍大陆的变化。

1988年，李帆群悄然离开了人世，享年66岁。李帆群虽然离开了，但他为介绍宣传新疆所写的大量文字，他在天山南北留下的那些脚印，必定永世长存！

3.李佩青：爱充进步的小人物

李佩青比李帆群还走运，他在国民党政府中，最高的职务是当过一届小县县长。河南快解放时，当了几天省党部代理书记长。

也不知为什么把他从劳改农场集中到北京，和过去他只能从报纸上看到的这些国民党大官在一起，他立刻觉得自己是大人物了，总想在人们面前显示一番，充充进步。

李佩清学识浅薄，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却有一手绝招，敢于暴露思想。

吃到肉想吃鱼，吃到鱼又想吃鸡，领到新棉衣还希望能发一件新大衣等等所谓见不得人的丑恶思想。

每次不论学什么，谈什么，他都能大讲一番，半天学习时间都能让他一个人占去。

可是，谁也不阻止他的发言，因为稍微聪明的一点人都知道“言多必失”的道理，一个不小心，就被别人抓了把柄去，所以，对于李佩青的发言大家都不会有意见，反而乐得其所。

李佩青不仅在座谈会上显示自己，在劳动上，他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为集中的这些战犯们，多数年老体衰，身患各种疾病，这些人在旧社会长期过着被人服侍的生活，根本不会干活，有些甚至连一桶水都提不动。

而李佩青天生大力气，这样，他就有表现自己的机会了，除了争取劳动外，还自动请求负责背杨光钰的工作。

杨光钰是黄埔一期生，但多年征战中，最高也还只当了第三军中将副军长。1948年，在清风店战役中，他和军长罗历戎同被活捉。

他认为作为军人应该“不成功便成仁”，被俘不久后，便寻机自杀，自己放火烧自己，结果把自己的两条腿烧成重伤，幸而被看守发觉而没有来得及烧到上半身。

双腿经包扎后他又暗中把药弄掉，用冷水去淋伤口，想感染成破伤风死去。

由于两腿溃烂，医生为了抢救而将他两条小腿切去。在医护人员的照料下，他终于决定活下去。

这位无脚将军在集中后，除学习可以躺在床上外，其他活动都得由人背着。

他怕给人添麻烦，不去看电影，李佩青就坚决要背他去，这样一来，李佩青便有争取进步的机会了。

由于表现得好，李佩青去秦城农场后，被选为劳动副队长，他喜欢摆出一副“首长”架势。

每天分工时，都是一副长官姿态，那种发号施令的得意神态遭到许多人嘲笑，他都视而不见，照样神气活现。

有一次实在使人受不了，有人跟他顶了起来，他便去向管理员哭诉。

管理员一听，立刻指出他这种态度不对，不能这样对待犯人。他一听更伤心了，便强辞夺理说过去这些人对他都能拍桌大骂，今天严格一点他们都接受不了，这不是过分了吗？

管理员们经过研究，决定把他这个副队长免掉，让他当队员。

李佩青眼睛近视非常厉害，管理所几次想给他配眼镜，他都一再拒绝。

其实，他真实目的是想在这方面表现“进步思想”，宁可视力差点，也不乱花政府一分钱，也要表现岀与众不同的“进步思想”。

对于李佩青争取进步的表现，当时的许多同学都写文章批判过，认为他是假积极，爱表现。

其实，他多年内能背着腿脚不方便的杨光钰，这种乐于助人的行为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又何须求全责备呢？

李佩青自被免掉了副队长后，便极力想争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在劳动中特别卖力，尤其是管理员在场时，他几乎一刻也不休息，故意表现自己。

别人休息他不休息，别人挑五六十斤，他非挑百斤以上可。由于他平时人缘就不佳，许多人欺负他近视，经常捉弄他。

有一次在挖树坑时，他正在一人深的坑内用力把土向上甩出来，两个寻他开心的战犯故意轻声地讲道：“怎么？今天局长和处长都来看我们劳动了！”

他一听这话，以为有人来参观，表现的机会来了，便两手挥动铁铲不停地甩土，也不顾擦汗和喘气。

他刚想停一下休息时，这两人又悄悄说一声：“怎么专朝我们这边走来？”

李佩青听到此，连汗都不擦一下，干得更起劲了，但人毕竟不是机器，没过多久，他就脸色发白晕倒在坑内，人们费了很大气力才把他抬了上来。

他一听到管理员说快送他回去休息，又马上跳回坑内，并说：“我要向解放军学习，轻伤不下火线。”

管理员也了解李佩青追求进步的心情，便讲道：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首任所长—姚伦

“要你们来参加体力劳动，不是把你们当成一个劳动力来使用，一定要完成多少劳动定额，主要是希望通过体力劳动来改造你们过去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

谁知，他没听懂管理员的言外之意，仍不肯休息，还要表现，管理员只好说：“要你回去休息就得回去休息，不听从就是严重的错误行为！”

李佩青一听这话马上爬上来，垂头丧气地回去了。因没能在领导面前好好表现自己，他又恼了好久。后来，当他得知局长根本就没来时，鼻子差点没气歪了。

这位爱表现进步的李佩青，比爱耍笔杆子的李帆群迟了五年才得到了特赦。

他被安排在了全国政协当文史专员，没有回原籍河南。在任文史专员期间，李佩青发挥专长，结合自身的经历，写了《我所知道的中国青年党》等文章。

1986年，李佩青去世，终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