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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与重庆交通:李家沱大桥债务重组和公交集团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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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刀99按:2001年10月12日,黄奇帆任重庆市副市长。上任伊始,就遇到若干棘手问题,其中交通就有两项。他是怎么解决的?

请看黄奇帆的自述。

一、李家沱大桥债务重组

荣智健讨债来了

2001年11月12日,正当我研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问题的时候,中信泰富集团主席荣智健给我写来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1997年他在重庆出资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8亿元,以BOT(建设—经营—移交)模式修建了李家沱大桥,当时他跟重庆市政府商定20年经营权,每年税后固定回报率为14.5%。

项目开始的头两年,市政府正常付款,可是自2000年起他就没有收到钱了。我在上海工作时跟荣智健打过交道。他听说我调任重庆,就写信过来提醒。



看完荣智健的信,我不由得眉头一皱。当年,这种约定固定回报率的BOT融资项目,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中很流行。政府和企业签约时,往往按照银行基准利率加上20年贴现率3.5%,再加上2%~3%的投资利润,来承诺固定回报率。

一般而言,每年10%~12%的固定回报率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李家沱大桥BOT项目的条件有些苛刻,每年税后的固定回报率达到14.5%,即税前在17%左右。也就是说,重庆每年要支付给中信泰富1.3亿元,而且是连续支付20年。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刚过,中国人民银行已连续8次降息,中长期贷款利率仅为5%。这样算来,重庆太吃亏了。

于是,我找来市建委主任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李家沱大桥建成于1997年,之后每年大约收取过桥费1400万元,其中400万元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和各项维护成本。1998年,市政府向中信泰富支付首笔1.3亿元时,就拿不出钱,只好向银行贷款偿付。1999年,挪借了其他资金来偿付。到了2000年,资金彻底没了着落。算下来,到2001年底,重庆市政府欠了2.6亿元。

弄清细节后,我当即把市财政局等部门的同志也找来,一起做内部专题分析。假如向银行贷款8亿元,期限20年,那么按5%的年利率计算,每年还本付息约7000万元。假如贷款10亿元,将中信泰富的8亿元本金和2.6亿元欠息一次性还清,那么今后20年每年还本付息也不过8 000多万,远低于向中信泰富承诺的每年1.3亿元。既然如此,宁愿向银行贷款,以低息贷替换高息贷,20年能省下10亿元的融资成本。

跟荣智健谈判

如果能够实现债务重组,城投公司就可以接盘做李家沱大桥的业主。于是,我找来城投公司的负责人说:“现在派你到香港跟荣智健谈判,给他两个选择:第一,我们愿意遵守原来承诺的利息,但要将8亿元本金和2.6亿元欠息一次性还清,终止BOT协议,收回李家沱大桥的权益;第二,如果保持原投资模式,就得把固定回报率降下来,现在银行利率是5%,加上20年贴现率3.5%,再加2个百分点的利润率,我们能够接受的税后固定回报率是10.5%。”

随后,城投公司赴港谈判。中信泰富最终选择了第一个方案,接受连本带息一次性偿还,但要求必须在年底前还清。

为重庆节省了10多亿元

收到消息,我马上找银行借钱。当时找的是建设银行重庆分行。由于贷款数额较大,分行行长向总行紧急报告,报告里提到,重庆市新上任的副市长黄奇帆,提出贷款10亿元偿还李家沱大桥的债务重组方案。建行总行经研究后认为,该债务重组方案风险可控,较为可行,很快批准了这个贷款请求。

虽然贷款资金到位了,但还得换汇,我直接跟国家外汇管理局打电话汇报了沟通事由,得到了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支持,特事特办。就这样,2001年12月底前,重庆结清了跟中信泰富的债务。

这件事让这位城投公司负责人印象深刻,后来他经常念叨:“通过李家沱大桥项目的债务重组,重庆前前后后节省了10多亿元的城建资金,还有效避免了政策风险,确实是一记妙招!”



二、公交集团转企改制

2001年12月上旬的一天,我收到一份报告,是关于重庆公交集团转企改制的。市委主要领导跟我提过这件事,说公交集团事业转企业改革推进得不够顺利,拖了两三年,也没有达成共识,要求我抓一抓。

三大分歧阻挡了改革

随后10天里,我把近两年关于公交集团转企改制的报告通读了一遍,寻找问题的症结。实际上,对于公交集团由机关事业单位转为企业的这个改革大方向,各方面没有异议,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原有亏损怎么处置?由于城市公交具有公益性,重庆公交集团当时已连续亏损5年,政策性亏损额达到5.5亿元。对于这笔坏账,公交集团的意见是由财政兜底,等补足注册资本金后再推动改革。但市财政没有钱,所以反对,认为亏损不该由财政承担。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第二,转制后票价是否调整?具体包括月票要不要涨价,对老人、残疾人、学生、军人的优惠是否继续,等等。一方认为,重庆公交10年没调价了,理应调整;另一方认为,重庆经济落后,老百姓很穷,不能调价,如果要调价,就必须开听证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调价一事就陷入了僵持状态。

第三,下岗职工如何安置?安置下岗职工要花费一两亿元,但这笔钱该由谁来出也无法明确。此外,公交集团转企改革以后,依然存在政策性亏损,那么财政是否应该继续补贴?大家也莫衷一是。

由于无法厘清这三个问题,公交集团转企改革一拖再拖,延误了两年多时间。



把复杂问题分解为简单问题

把阻碍公交集团改革的前因后果梳理一遍后不难发现,这个复杂问题可以分解为三个简单问题,再经过仔细琢磨,发现这三个问题其实都算不上大问题。事情想清楚后,2001年12月20日,我主持召开专题会议,针对三个问题谈了意见。

第一,关于处置5.5亿元亏损,我认为,这不是改制的前提条件。当时,公交集团账面净资产有12亿元,既然亏损了5.5亿元,那就减掉5.5亿元,新注册一家资本金为6.5亿元的公司。这样也可以正常运行,何必非要等财政补上亏损再注册呢?

第二,关于票价调整,重庆的公交票价近10年都没有调整过,确实该调整了,但必须通过听证会,社会接受了再报市政府审定。同时,原有的惠民政策坚持“三不变”,即60岁以上退休职工免费乘车政策不变,复员军人免票政策不变,学生、残疾人等享受的优惠政策不变,不能因票价调整造成优惠政策缩水。

第三,关于职工下岗安置问题,政府该给的政策、该拿的钱,照规定执行,而且公交集团可以转让变现部分资产,用于冲抵坏账和填补社保缺口。同时,公交专营权包括公司牌、线路牌等国家资源,可以作为无形资产免费注入公交公司,今后城市发展中新增的公司牌、线路牌统一拍卖,所得可以用于公交场站建设。至于大家担心的转制后的政策性亏损补贴是否会因重组而中断,则可以先给一个过渡期,继续执行原定的5年扭亏目标,剩下3年里继续执行原定每年补贴7000万元的政策。

就这样,运用重组思维,一个拖了两三年的问题迎刃而解。随后一周,大家就达成了改革共识,形成了重组方案。

重组成效立竿见影

2001年底,重庆公交集团转企改革正式启动。2002年3月,重庆公交控股集团挂牌成立。2003年,集团扭亏为盈,补齐了职工养老保险等福利欠账,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

经过10多年的发展,重庆公交集团的面貌焕然一新,已由成立时净资产不足7亿元、资产负债率90%以上、只有2000辆破旧不堪的车辆的小企业,成长为一家净资产达上百亿元、资产负债率不到40%、每年盈利过亿元、拥有上万辆新车的大集团。改革的顺利推进,使其成了一家排名全国前列的公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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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刀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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