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石窟的前世今生，你了解多少？

1900年，一个小人物不经意间打开了通往历史的隧道。

此时，中华大地正处于动荡不安的年代，敦煌道士王圆箓已在莫高窟中定居多年。

他对这座荒废多年的佛教石窟寺进行清理，偶然间发现一段甬道的墙上有条裂缝，从缝隙中望进去，竟是满室的经卷文物。王道士发现的这个洞窟，是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

从藏经洞文书中最晚的题年可知，这里重见天日前，已经封闭了900年。

图片｜王圆箓（1849-1931），他改变了莫高窟的历史 · 摄图网 (c)

王道士只是一介蒙昧百姓，没有保护文物的观念，他将一部分文物献给当地的达官显贵，但并没有引起重视。

此后，藏经洞的消息沸沸扬扬地传遍世界，官绅、洋人、乱兵先后来到莫高窟，文物遭受破坏，四散飘零。

藏经洞的发现，开启敦煌的一段痛史，也引起了海内外学者对中国石窟的关注。

图片｜雪后敦煌莫高窟 · 图虫创意 (c)

佛教石窟，开凿于山崖之间，起源于古印度，随着佛教东传，在中国这块广袤的沃土上生根发芽，逐渐形成以佛教文化为特色的石窟艺术。

其中，敦煌莫高窟与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三大石窟”，后加天水麦积山石窟，合称“四大石窟”。

东汉明帝时期，白马驮经到洛阳，将佛教传入中国。

到魏晋南北朝，社会长期动乱，佛教得到一部分统治者的扶持。与此同时，挣扎于苦难深渊之中的民众为祈求安宁，也从宗教中寻求慰藉。中国佛教由此兴起。

公元4世纪后期至5世纪，从印度传来的石窟艺术从西域进一步向东传播。狭长的河西走廊上，分布着许多早期的中国石窟群，如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须弥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等，仅甘肃省就建有石窟寺20余座。

图片｜敦煌鸣沙山月牙泉 · 摄图网 (c)

敦煌，这座迄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坐落于河西走廊西端，自汉武帝经略西域以来，成为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重镇。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敦煌也是佛教文化的中转站。城东南25公里，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莫高窟坐西朝东，东对三危山，前临大泉河，仿佛绿洲中的佛国仙境。

“莫高”二字，在佛教典籍中可形容佛教的高僧大德，而在历史上，莫高窟的开凿充满神秘色彩。

图片｜敦煌莫高窟 · 摄图网 (c)

史载，公元366年，十六国前秦时的乐僔和尚手持锡杖，云游四方，一路来到敦煌。

一日，夕阳西下，疲惫的乐僔在鸣沙山崖下大泉河边取水饮用。他捧起河水，一饮而下，精神大振，一抬头，只见晚霞照在对面三危山上，如同万道金光，亦如千佛显现，气象非凡。

因常年雨水冲刷，鸣沙山东麓被切割成高数十米的断崖，正好是开凿石窟的绝佳场所。乐僔心有所感，决心留在佛光照耀的山水之间修行，并在峭壁上开凿石窟，经过几年努力，终于凿成敦煌第一个窟龛。后来，一位叫法良的禅师来到敦煌，看到乐僔开凿的石窟，也认为这是块圣地，就在乐僔开的石窟旁边开凿了第二窟。

莫高窟的开凿，滥觞于这两位高僧。

图片｜敦煌莫高窟飞天壁画 · 图虫创意 (c)

此后，前来朝拜的信徒络绎不绝，人们纷纷在这里开窟、造象、建寺，经过北朝、隋、唐、五代、宋、西夏、元诸代相继开凿，形成了现存规模宏大的石窟群。

僧侣信徒开凿石窟，一是为了雕塑佛像，绘制壁画，瞻仰膜拜，尤其是在十六国与北朝时期，印度佛教的末法思想也流传到中国，相传，佛教进入黑暗的末法时期后，寺塔尽毁，比丘蒙难，开凿石窟便是为更好地保护经像。

二是将其作为起居、禅修的场所，开凿地点一般选在远离城镇喧嚣、依山傍水的幽静环境。

如今的敦煌莫高窟，有洞窟735个，大体划分为南区石窟和北区石窟。

由于北区石窟研究较晚，很少有游客去留意第1窟以北，那两百多个状如蜂窝的洞窟。近年，学者在莫高窟北区发现了禅窟、僧房窟和礼佛窟等洞窟，从而证明，北区洞窟主要是为僧人修行、工匠居住与瘗埋遗骨所用。

到莫高窟参观的人，一般都是到保存着大量塑像和壁画的南区，这里是集建筑、雕塑、壁画三位一体的中华艺术宝库。

图片｜敦煌莫高窟壁画 · 图虫创意 (c)

莫高窟已发现壁画4.5万多平方米，分为佛像画、经变画、佛教事迹画、故事画、神怪画、肖像画与装饰图案等七大类，反映了一千多年来中国宗教文化、历史、艺术、风情等等变化。

佛经故事一般是用来教化弟子与信徒，莫高窟壁画中的故事有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喂鹰、九色鹿舍己救人等耳熟能详的传说，大多为横卷式的连环画，色彩绚丽，雄伟大气。

图片｜敦煌莫高窟壁画 · 图虫创意 (c)

莫高窟的开凿到隋唐时期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开凿石窟达300多个，且采用流行的“三壁一龛”窟形，塑像一般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再加上二天王或二力士的组合。

隋唐的佛像尽显盛世气象，如著名的北大像窟（96窟）与南大像窟（130窟）中的弥勒像高达二三十米。

史载，唐代和尚怀义、法朗为了赢得武则天的信任，在一部名为《大云经疏》的经书中声称武则天是弥勒下生，这也是为武则天称帝宣传造势。因此，武则天十分相信弥勒佛的传说，当上女皇后多次筹集资金，在各地修造弥勒大像。

莫高窟的“北大佛像”高度仅次于乐山大佛，而在泥塑造像中，高度位居全国之首。

图片｜敦煌莫高窟第45窟，盛唐时期佛像 · 摄图网 (c)

安史之乱后，唐朝边防虚弱，河西诸州一度陷落。后来，沙州豪族张议潮率领的归义军收复河西诸州，归顺唐朝，但到唐朝灭亡前后，河西再次陷入动乱。

五代十国时期，张议潮外孙女婿曹议金执掌敦煌归义军政权。直到西夏统治河西为止，曹氏占据敦煌100多年，几代子孙皆提倡佛教，大造寺窟，还在敦煌仿照中原设立画院，培养艺术人才。

莫高窟第98窟曹议金父子、于阗国王、王后等人物以及第100窟的曹议金与回鹘公主出行图，都是描绘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据说，曹议金生前曾娶西北的回鹘可汗之女为妻，他们的女儿一个嫁到回鹘，一个嫁于阗国王。

莫高窟绝无仅有的艺术造诣为世人惊叹，也无声地诉说着这个边远小城的历史沧桑，从东晋十六国到元代，敦煌不断开窟造像，前后延续一千多年。

不过，当年乐僔、法良最早开凿的石窟如今已难寻踪迹。

图片｜敦煌莫高窟佛陀涅槃像 · 图虫创意 (c)

大约在莫高窟开始修凿的三四十年后，河西走廊东边的另一座古城天水，也有一个传奇石窟群问世。

那就是，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位于天水市东南，其所在的秦岭余脉为长江与黄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由于地处山岭北侧，麦积山一带具有南北过渡地带的特点，气候宜人，拥有被誉为古秦地八景之一的“麦积烟雨”，虽地处西北一隅，却特别适合僧人坐禅修行。

关于麦积山一名的来源，据说是因为远远地看，麦积山像是农家丰收之后在广场上堆起的麦垛。

图片｜天水麦积山石窟 · 摄图网 (c)

根据第4窟阶梯入口处的宋代题刻，“麦积山胜迹，始建于姚秦，成于元魏”，可推测麦积山石窟始凿于十六国时期。

公元4世纪，十六国中的后秦（也称姚秦）统治者非常崇信佛教，他们在关中建立政权，翻译佛经，修建塔庙，使长安成为当时中国的佛教中心之一。

这一时期，北方群雄割据一方，战乱不休。据《高僧传》记载，高僧玄高为避战乱，来到麦积山崖下隐居，收弟子百余人，传授佛经。

图片｜麦积山石窟第4窟前廊天龙八部像 · 摄图网 (c)

但麦积山石窟的大规模开凿，还要等到北魏。如今位居西崖东部显要位置的第74、78石窟，都是麦积山早期石窟的代表，一说开凿于北魏文成帝复法之后。

根据考证，麦积山石窟大兴于北魏，西魏再修崖阁，北周时造七佛阁，隋朝塑摩崖大佛，后经历代修建，遂成为我国著名的大型石窟群之一。

图片｜麦积山石窟佛像 · 摄图网 (c)

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西魏政权定都长安，为了与东魏抗衡，又担忧北边的游牧民族柔然南侵，西魏文帝元宝炬被迫娶柔然可汗的女儿郁久闾氏为皇后，以通婚的方式求得北境安宁。

此前，元宝炬已经有一个皇后，即史书中记载的乙弗皇后，她生性节俭，为人仁慈，与元宝炬十分恩爱。可是，在朝中权臣与北方强敌的双重压迫下，元宝炬只好废黜乙弗氏，命她出家为尼，并将他们的孩子分封到外地。

后来，柔然出尔反尔，南下侵略西魏，元宝炬无奈之下，只能派人将已经出家的乙弗氏赐死。乙弗氏得到诏书后，毅然走进室内自尽，临死前说：“愿皇上活千万岁，天下得以平安，如果这一切都能实现，我死了也没有什么怨恨。”

乙弗氏的儿子元钦即位后，将乙弗氏与元宝炬合葬于永陵，为了纪念乙弗皇后，人们在麦积山凿龛塑像。传说中，麦积山石窟其中一尊佛像，就是根据乙弗皇后的容颜所塑造。

图片｜麦积山石窟第147窟佛像 · 图虫创意 (c)

麦积山石窟经过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各代不断营造，石窟最多时达200多个。

与敦煌莫高窟相同，麦积山石窟主要以壁画和塑像为主，可如果说敦煌更像一个大壁画馆的话，那么，麦积山则是一座“陈列塑像的大展览馆”（史学家范文澜评价）。

石窟中7000余尊雕塑像，绝大多数为泥塑与石态泥塑造型，神形兼备，栩栩如生，也正是自麦积山石窟开始，中国的佛菩萨造像由原来浓厚的西域色彩向中原风格转变，西域石窟造像艺术在此停留之后，向东流向内地。

图片｜麦积山石窟 · 摄图网 (c)

麦积山石窟的另一大特色是开凿于悬崖峭壁之上。直到今日，登洞窟参观还要依靠凌空栈道。

在古代，这些外露栈道非常惊险，且多次烧毁或坍塌，很少有人上得去，正因如此，麦积山石窟在漫长的历史中多次躲过了战乱等祸害，大部分文物古迹才能原式原样地保存至今。

图片｜麦积山石窟第13窟隋代摩崖大像 · 摄图网 (c)

麦积山石窟大规模开凿之前，佛教在北魏时曾经遭遇一次惨痛打击。

北魏王朝的开创者道武帝拓跋珪是一名佛教徒。这位骁勇善战的皇帝之所以推崇佛教，一方面也是出于统治的需要，他既是世俗世界的领袖，也想当佛国世界的化身。

深受道武帝器重的高僧法果意味深长地说：“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法果这是说，我拜见天子，也是在向佛致礼。僧人们称赞道武帝明睿好道，是佛的化身，目的当然也是希望得到皇帝的支持，为弘扬佛法创造环境。

图片｜大同云冈石窟 · 图虫创意 (c)

太延五年（439年），道武帝的孙子北魏太武帝灭北凉，将凉州的大批僧人、工匠迁往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

凉州是西北的佛教胜地，开窟造像之风盛行，这些北凉僧徒到达平城后，进一步推动了中原佛教的发展，可紧接着就迎来一场风暴。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早年也信佛，后来改奉道教。在平定盖吴叛乱后，太武帝看到有些寺院私藏大量兵器与财物，决定打压多年来迅速膨胀的佛教，以怀疑僧侣同谋造反为由，下令禁毁佛像，诛杀沙门。

史载，此后数年内，“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

图片｜云冈石窟第20窟“露天大佛” · 摄图网 (c)

经历北凉灭亡和太武帝灭佛事件后，河西僧众对末法思想更加深信不疑，这两次灾难也为云冈石窟的开凿提供了契机。

兴安元年（452年），北魏文成帝即位后，下令恢复佛法，并再次用佛教来强化统治，命工匠雕凿“如帝身”佛像。这尊佛像完工后，颜面与足下都有黑石，与皇帝身上的黑痣一模一样，如此一来，皇帝又成佛陀的化身了。

此后，文成帝下令为道武帝以下武帝铸释迦立像五身，进一步将皇帝与佛像合二为一，并尊奉高僧昙曜为师，采纳其建议，为北魏皇帝像开凿五座大窟。

从文成帝复法开始，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北魏皇室在平城西郊武周山南麓，依武州川北岸崖壁开凿多座石窟，此即中国历史上最早为皇家营造的石窟——云冈石窟。

图片｜云冈石窟第20窟“露天大佛” · 图虫创意 (c)

太武帝毁佛时，仍有高僧师贤隐身改业、昙曜“死守不还”，保留佛教传播的火种。其中，昙曜本是北凉的国师，在北魏灭北凉后，与大批凉州人一同被迁往中原，在太武灭佛时仍身着袈裟，片刻不离，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四处避难。

昙曜与文成帝相识还有一段小故事，相传昙曜漂泊到平城后，他的袈裟被文成帝的马咬住。文成帝认为，这是“马识善人”，便对昙曜以师礼待之。

云冈石窟的第一期工程“昙曜五窟”，即现在的第16至20窟，就是由这位高僧主持开凿。据说，他此开凿窟龛五所，造像皆为仿造北魏皇帝相貌。

昙曜五窟中的第20窟佛像，为依照北魏道武帝形象凿刻的释迦牟尼像，至今已历经1500多年的风霜雨雪，前壁因某次地震崩塌，致使整个洞窟显露在外，成为露天大佛后更加气势辉煌，是云冈石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第18窟佛像所披的“千佛袈裟”，代表着佛教的“往生”观念。有学者推测，这尊佛像的原型可能是北魏太武帝，这一别出心裁的设计是因为太武帝当初屠戮佛门弟子。

昙曜认为，弟子殉道，往生极乐净土，而把象征千百蒙难而成正果的形象附在太武帝身上，也算是一种惩罚。

图片｜云冈石窟第18窟主尊立佛上身 · 图虫创意 (c)

佛国与人间，因为政治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为艺术创作提供了独特的意义。

时至今日，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16公里，历经1500年，有5万余尊大小佛像、252个窟龛。

云冈石窟是中国少有的基本上完成于一个朝代、一个民族意识形态下的产物，集中体现了北魏王朝的精神，而四大石窟中的第四座瑰宝，表现的是另一番帝国气象。

图片｜云冈石窟第3窟，相传原为昙曜译经楼，中间坐佛像高10米，两侧菩萨立像高6.2米 · 图虫创意 (c)

前文说到，武则天执政时，怀义、法朗为了讨好她，预言她是弥勒在人间的化身，将会当上皇帝。其实早在武则天还是皇后时，丈夫唐高宗就以她的形象造了一尊佛像，武后还为此捐助了两万贯胭脂钱。

这尊佛像高达17.14米，脸庞圆润，慈眉善目，带着神秘微笑，据说是武则天四十多岁时容貌的再现，一些外国游客常将其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

站在佛像前仰望，仿佛可以感觉到他慈祥的目光穿越千年，正凝神注视苍生，听着人们的诉说。

图片｜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 · 摄图网 (c)

这尊大佛就是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

佛像两侧依次雕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像，左侧迦叶像已残破，右侧阿难像保存完好，一副谦恭模样。

整组群雕布局严谨，气势磅礴，集辉煌、庄严、优雅于一体，成为洛阳龙门石窟最著名的象征。

图片｜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 · 摄图网 (c)

洛阳，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古都之一，依山傍水，形势险要。

城南为龙门峡谷的入口处，自古称为龙门口，谷口东西两山呈对峙之势，伊水穿流而过，形成天然的门阙关隘，是古代洛阳城南的唯一通道，故有“伊阙”之称，龙门石窟就开凿在东西两山之上，所以也称“伊阙石窟”。

龙门石窟的大规模开凿活动，始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亦为皇室经营，历经北齐、北周的争霸与隋朝的统一，到唐代已形成横跨东西两山、南北长达1公里的石窟群。

图片｜龙门石窟全景图 · 摄图网 (c)

史料记载，最早在龙门石窟开窟造像的皇室成员为唐太宗之子魏王李泰，他为纪念生母长孙皇后，在龙门宾阳南洞雕凿大像。

此后，唐代皇室与臣僚在龙门石窟掀起一阵造像的高潮，不仅雕凿了众多石像，还留下许多碑刻铭文，一座龙门石窟，也是“半部唐朝史”。唐玄宗天宝年间以后，洛阳为乱军所占，石窟开凿基本中止。

龙门石窟现存窟龛2300多个，造像多达11万余尊，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

图片｜龙门石窟中的天王像与力士像 · 摄图网 (c)

在隋唐盛世的群星璀璨之后，石窟艺术随佛教一样步入了缓慢的发展阶段，也更加“中国化”。

宋元之际的石窟艺术，造像形象更为写实、市井化，工匠雕刻出了世俗的“神”，即人的形象。这一时期的造像中，释迦牟尼可以是清贫瘦弱的樵夫像，白衣观音平凡朴素如农家妇女，十八罗汉苦恼落寞宛如化缘乞食的行者。

图片｜重庆大足石刻：1.大足宝顶山第5龛华严三圣像；2.第14龛毗卢舍那佛说法像；3.第11龛释迦牟尼涅槃像。大足石刻分布于重庆大足区，多达40余处，造像5万余尊，是唐宋石刻造像的代表作 · 摄图网 (c)

事实上，每一个时期的石窟，都是时代的缩影。

北朝石窟造像庄严雄伟，象征鲜卑贵族的至高皇权；唐代的菩萨佛像有一种雍容华贵的盛世气象，是当时上层女性“贵而美”形象的显现；宋代的石窟平淡朴素，那是一个文治帝国特有的“夸丽之容”。

及至明清，佛寺依然屹立于中国大地上，但中国古代石窟艺术已经归于沉寂，当它再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竟是一段痛史。

图片｜甘肃炳灵寺石窟唐代弥勒大佛 · 摄图网 (c)

史学家陈寅恪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敦煌莫高窟在近代以后多次遭劫。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美国人华尔纳等外国探险家先后来到莫高窟，用诱骗甚至是强抢的手段，盗取了莫高窟的大批珍贵文物。

当地官员也不重视对莫高窟的保护，甚至加入到破坏文物的行列。1924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华尔纳来到莫高窟考察，给朋友写了一封信，说：“所有的文本和绢画、纸画，看来很久以前就被瓜分完毕了。斯坦因、伯希和、北京、甘肃总督和日本人未能获得的东西，又被县长知事们一件一件得到……”

在莫高窟中，华尔纳还在写给妻子的第一封信中写道：“不用说，我也要誓死带回一些壁画。”回美国前，华尔纳从320、323、329等窟粘揭壁画26块，还盗去了一尊唐代菩萨像。

次年，他第二次来敦煌，受到愤怒的民众抵制，只购得一本隋代佛经，并拍了多张照片，悻悻然地归国。

图片｜伯希和在莫高窟藏经洞 · 网络

据统计，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经过外国人的多次骗买与国内的四散流失，现藏数量仅剩总数的不到五分之一。敦煌文书分藏在世界各地，至今破镜难圆。

国宝危矣！

百废待兴之际，中国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接过保护石窟的重担，这其中有在欧洲访求敦煌经卷的向达、“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一生临摹敦煌壁画的段文杰、坚守大漠半个多世纪的“敦煌女儿”樊锦诗，还有无数默默奉献的学者、艺术家与当地居民。

常书鸿年轻时到法国留学，学习美术。有一次，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他偶然看到了法国人伯希和编辑的《敦煌画录》。常书鸿后来回忆说，那些来自敦煌莫高窟的艺术作品，“使我为之倾倒”，可当想到祖国古代如此辉煌灿烂的艺术瑰宝受到外人掠夺，他又感到万分痛苦。

正是在这一天，常书鸿萌生了去敦煌的想法。

图片｜常书鸿与家人在莫高窟 · 网络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成立，已在莫高窟研究一年的常书鸿成为首任所长。

常书鸿把莫高窟当成了家，此后余生都与石窟作伴。

来到敦煌后，他经历了家庭变故的悲伤，妻子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从敦煌离家出走。他也经历了经费停止的难关与时代的冲击，却仍然与同事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临摹壁画、研究文书，为捍卫莫高窟而矢志不渝。

图片｜常书鸿在莫高窟临摹壁画 · 网络

不仅如此，常书鸿还带领全体职工清理莫高窟内的积沙、修路植树，甚至在洞窟对面修筑了一道挡沙墙。莫高窟如今能面向大众开放，这一辈学者功不可没。

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曾问常书鸿：“如果有来生，您会选择什么职业？”

常书鸿答道：“我不是佛教徒，我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图片｜敦煌莫高窟 · 摄图网 (c)

近几十年来，其他石窟的保护工作也得到重视。从上世纪50年代，以环境整治、日常维护和应急除险等保护工作为主，到如今，已经进入修复保护工程、世界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数字化等工作，国内各大高校、科研机构也培养了几代专业人才。

全国100多处石窟寺都得到有效治理，数据显示，2012年-2020年，我国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中，支持石窟寺保护资金超过10.4亿元。

而今，石窟尚在，中华文脉不绝。

图片｜新疆阿克苏克孜尔石窟 · 图虫创意 (c)

... 完 ...

参考文献：

李裕群：《山野佛光：中国石窟寺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樊锦诗：《莫高窟史话》，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

天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水石窟文化》，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

赵声良：《敦煌石窟艺术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

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