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前言：
1980年，水静去上海前，心里对贺子珍的状况抱有好的幻想。上一次见面是庐山会议之后，虽然已有近20年，但在水静心里，贺大姐向来是坚强的，变化应该不大。
当水静走进贺子珍的病房后，却兀自流出泪来。是的，她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精干阳光的贺大姐了，而是一个老态龙钟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水静暗暗一算，贺大姐已有71了，心中突然一阵心疼。
图 | 晚年贺子珍
第一个愿望，想去北京
水静比贺子珍小20岁，和贺子珍的相识，缘于爱人杨尚奎。1954年6月，杨尚奎去上海治疗鼻炎，水静陪同一起去。贺子珍听说杨尚奎病了，便去医院看望他，正巧遇到了水静。
那段时间，贺子珍正没什么事情，李敏一直在中南海居住，南下的时间很少，贺子珍一个人也自由，便在南昌，福州，上海三个地方来回跑，要么去看看家人，要么去看看战友。杨尚奎就是贺子珍的战友。
1927年秋收起义后，杨尚奎加入了当地游击队，发誓要跟着红军队伍，并在老百姓中积极宣传红军的精神，1928年，杨尚奎参与了攻占兴国县城的战斗，加强了自己的信心，直到1929年4月，毛泽东带领红四军第三纵队来到兴国县城，杨尚奎和毛泽东相识。
在战友林云山、张声的介绍下，杨尚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长期参加宣传工作，后来被调到赤卫大队时担任政委。贺子珍当时是毛泽东的秘书，和杨尚奎在一起常常讨论宣传工作。
杨尚奎给妻子水静介绍说，这位就是贺子珍同志。当时的水静，听到贺子珍便突然就想起来了，早就听杨尚奎说过，她曾是毛主席的夫人，1937年去了苏联。水静赶紧握住贺子珍的手，亲切地叫了一声姐。
水静曾这样描述当时的贺子珍：她身体苗条，皮肤白净，清秀的瓜子眼上，生着两条细而浓的眉毛，嵌着一对大而黑的眼睛。在齐肩黑发上，扎了一条黑色绸带，发梢内卷，优雅自然，把她的肤色衬托得更加白皙细腻。她穿着朴实，却又非常得体。
从水静的描述看来，当时贺子珍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因为那段时间她和毛主席的书信来往最密切。对于这个比自己小的小妹妹，贺子珍可以说是关照有加，水静提什么问题，贺子珍也一一作答。对于贺子珍来说，她也好久没有这样和人谈心了。
图 | 水静
水静是1929年生人，她出生的时候，贺子珍和毛泽东刚刚结婚不久，按理说，这样一个跨年龄的姑娘，对贺子珍的故事应该是避而不谈的，但水静是个十分聪明的姑娘，她把贺子珍是当做自己的姐姐，特别喜欢听贺子珍讲故事，也就是在这时，贺子珍给她说了她第一个心愿，她想去北京。
贺子珍是打心里想去北京的，即便不在毛主席身边，在北京生活也是可以的，毕竟，那是她为之浴血奋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贺子珍在天津时，曾对毛主席的警卫员阎长林说过，当初她去苏联是抱着学习的想法去的，打算学习两年就返回祖国，可她到了苏联不久后就得知毛主席再婚的消息。贺子珍告诉水静，去了苏联后，曾生下了一个儿子，这是她和毛泽东的第六个孩子，但是不久后便夭折了，这件事对她的打击很大，当时娇娇还没有去苏联，这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可想而知。
贺子珍在苏联经历的一切，毛主席当时并没有了解多少，即便是李敏讲给父亲，也只是一知半解。隔着笼笼的夜色，贺子珍对水静讲述了几十年前的故事。
图 | 贺子珍（后排左3）在苏联
1937年贺子珍到达苏联后，被安置在一个不知名的酒店，位于繁华的莫斯科街头。张梅是林彪的前妻，在莫斯科很长的时间都是张梅和贺子珍在一起的。她曾回忆说，贺子珍是孤独的，尤其是被编入国际儿童院后。
在苏联学习两年后，很多和贺子珍一起来的学员都已经陆续回国，但贺子珍被组织安排留在了苏联。在现在的国际儿童院贺子珍的档案中，就有一张1939年8月21日共产国际签发的贺子珍在苏联长期居住的证明。
和贺子珍同去苏联的刘英回国后，和毛主席讲述了贺子珍的情况，考虑到贺子珍一个人的孤寂，毛主席决定把娇娇送去苏联，当时娇娇还不到5岁，也就是后来的李敏。
本想着这一切应该是幸福的，不料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入侵苏联，战争蔓延到莫斯科，贺子珍和孩子们一起是被转移到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在这里，贺子珍和张梅一起学习缝纫、帮厨，为低年级学生补衣服、教中文。
图 | 贺子珍和李敏
当时贺子珍身体内的弹片还没有取出来，身体的煎熬和工作的煎熬，让贺子珍缓不过气来。当时贺子珍曾给组织写过一封信：
“我不懂俄文，工作困难，加之身体不好，时常多病，尤其我身上还有四个弹片不能取出……影响到神经不好，时常头痛、背痛腰痛，睡眠很不好……”
由此可见，贺子珍确实非常难受。此外，她还要照顾孩子。1942年冬，娇娇患了重病，甚至到了奄奄一息的状态，由于病情危急，贺子珍亲自把孩子带回家治疗。贺子珍性格倔强，如果不是真的很难，她不会求助的。当时，她又给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写了 一封信：
“几乎小小的生命没有了。因为这里去年冬天完全没有生火，女孩子身体很弱，受不起这样剧烈的寒冷……这样完全不省人事经过九天，完全自己不会吃饭，眼前最困难的就是没有炉子，也没有电炉，房子冷得不行，小孩要烧点茶、温点水都没有……”
“我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可以夜以继日地织毛衣，织袜子，但不能失去女儿。”
娇娇，成了贺子珍的全部。李敏曾回忆，那时候妈妈被认定有精神病，被送走那天，拉着我嚎啕大哭。从疯人院出来，贺子珍便常常闷闷不乐，眼里没有精神。1947年初，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罗荣桓先后到苏联养病，他们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了贺子珍的下落。
图 | 贺子珍（前排右二）在苏联
朱仲丽曾回忆说：我还记得我去开门，一眼就见到贺子珍大姐，娇娇在后头，我赶快拉着她进到屋里坐下。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子珍同志不太爱讲话，颜面表情呆板一些，不很活泼。
经历了这么多，贺子珍想家了。那是1947年的春天，那年她38岁。
回国后，贺子珍一直生活在哈尔滨，在静静等待着消息。然而从妹妹贺怡那里得到消息，组织让他南下。总之，不可进京。其中的个中缘由不得而知，当初贺子珍的离开已成为了历史，沧海桑田后，贺子珍接受了现实。
好在，女儿李敏一直作为两个人沟通的桥梁，毛主席也时不时给贺子珍送点东西，有时候还给她送点香烟。看得出来，尽管现实如此，毛主席对贺子珍还是十分关心，他曾告诉过陈毅，说贺子珍的开支可以从自己的稿费中扣除。
图 | 贺子珍（左五）和朋友在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