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在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展厅里，有一本黑色的小册子和周恩来亲自写就的手稿。字里行间，记载了青年周恩来的一段特殊经历。
这段特殊的经历是他在狱中度过的，而这次入狱的起因，竟是他带头强闯省长公署。
世人心目中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而以行事缜密著称的他又为何会如此以身犯险？
曾经撰写《周恩来传》的英国记者迪克·威尔逊在书中这样写道：
“在我一生的采访中，强有力的领导人如肯尼迪或尼赫鲁常常给我这类感觉，但从来没有这次如此强烈。周恩来几乎对他会见的每一个人都造成这种印象……他谈吐如此温和，行动如此文雅，但为了在一生中间使他的国家迅速从封建主义过渡到现代化，他所做的某些事情却是富于战斗性的……”
而周恩来在接受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勃曼采访时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青年周恩来
在上个世纪一十年代末，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的时候，受新思潮影响，全国各地都成立了一些进步青年组织。
在长沙，有毛泽东和蔡和森成立的“新民学会”；而在天津，就有周恩来组建的“觉悟社”。
成立“觉悟社”的引子是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竟然要屈辱地面对日本“合法”侵占山东的局面。
更为过分的是，亲日的山东军阀加剧了对学生的镇压，不仅强迫解散了一些进步组织，还杀害了一些爱国团体的领导人。
周恩来义愤填膺，他在1919年8月6日写道：“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
于是，在9月6日那一天，一个被称为“觉悟社”的新的联合组织召开了它的第一次会议。除了“觉悟”之外，这次会议还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男女学生爱国组织在天津的首次联合。而在以往，他们是分别独立的。
在当时，这是一件让人感到十分新鲜的事情，因为旧时代的中国会认为这样有伤风化。
联合会上，女学生们纷纷上台介绍自己，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就是邓颖超，那时她就读于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年纪轻轻的邓颖超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十分勇敢，年仅15岁时已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领导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