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财商学评论》第四辑 | 人文金融：明朝与大航海时代的经济全球化

编者按:

《上财商学评论》是由上海财经大学主管、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主办的一本刊物，以研究“海派商学”为办刊特色。在主题上，已出版六辑分别是：百年商学、未来商学、元宇宙、全球化、城市美好以及人工智能崛起，不仅回顾了海派商学的历史，还展望了商学的未来，更关注当下的商业热点。在视野上，它立足上海的城市和商业动态，讨论其中的海派管理和海派文化。在时机上，国内国外的双循环的新格局也召唤我们去研究新时代机遇下的新海派商学。

注：本文选自2022年11月出版的《上财商学评论》第四辑“人文金融”栏目，由《上财商学评论》专栏作者，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士后杜佳峰撰写。

明朝“一条鞭法”改革后出现了一幅财税奇景——银矿稀缺的中国开始把白银作为流通货币，这反映的是15—17世纪大航海时代经济全球化中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历史。

新航路开辟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是：开辟海运航道沟通欧亚非引发贸易国际化、发现新大陆带来的美洲白银铸币引发通货国际化，贸易国际化与通货国际化的叠加带来经济全球化。

大航海时代经济全球化的特点是不平等。各参与者的地位不平等：欧洲因海运技术成为主导者，获取暴利；亚洲因生产技术仅为参与者，分享薄利；美洲、非洲因只提供资源沦为依附者，受到侵害。

明朝的海禁与海竞。海禁是一项具有合理性但局限于地区视野的政策。海禁的合理性来源于明朝的经济与政治环境：经济上，重农抑商，既有广阔疆域带给农业经济的体量，也有军户制与官少俸低的小财政模式，还有东亚朝贡贸易对珍奇商品的满足；政治上，初期打击海上反明势力，中期对抗倭寇而长期延续海禁。仅从东亚视角看，海禁是合理的；但从全球视角看，海禁是囿于一隅的政策。明晚期在中国与欧洲的海洋竞争过程中，明朝是被动防守弱势，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则是主动探索强势，它们逐渐掌握了中国沿海的制海权，殖民南洋诸岛国，瓦解了东亚朝贡贸易体系，最终垄断了中国海外贸易的主导权。

引言

明朝财税奇景——银矿稀缺的中国以白银为流通货币

中国古代货币的印象是银锭和铜钱。中国产铜铸钱的历史悠久，可上溯至商周青铜时期；但白银作为货币的时间却很短暂，始于明朝。1581年（万历九年），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把百姓的实物劳役税负都折合成银两征收，客观上将白银从贵金属变为法定货币。

到了明末清初，白银作为货币已经深入社会。思想家顾炎武说，虽穷乡僻壤，亦有银秤。银秤是称量白银的专门工具，说明白银作为货币已深入社会各毛细血管。

最终，中国出现一种财税奇景——一个白银无法自产自足的国家却建立起一种以足色白银为流通货币的财税制度。那么，大量的白银从何而来呢？

一叶知秋：明代大量白银流入背后的国际贸易

白银通过国际贸易大量流入中国，“在隆庆开关（1567年）后的七八十年间，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1亿两左右”。流入的原因是外国对明朝的商品有着强烈的需求，欧洲和日本“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罗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

明代经由国际贸易流入白银的两大源头是马尼拉和长崎。马尼拉是西班牙占领吕宋（菲律宾）后建立的港口城市，长崎是日本的港口。隆庆元年 （1567年）海禁松弛后，西班牙主营马尼拉商路，葡萄牙、荷兰主营长崎航线。

美洲白银经由“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进入中国。西班牙将秘鲁波托西的白银铸成银币，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起航跨越太平洋到达菲律宾马尼拉，与当地华商交易丝绸和瓷器，再运回美洲。“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给中国带来的白银量：“17世纪早期每年约有57 500～86 250千克的白银自菲律宾流入中国。”美洲白银成为明朝白银的一个重要来源。

日本白银通过葡萄牙、荷兰商船进入中国。葡萄牙、荷兰商人主营从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将明朝货物贩往长崎的航线，葡萄牙、荷兰商船取代了原来中日的“朱印船”交易，“在1560—1600年四十年间，中国每年平均从日本进口白银约在33 750～48 750千克” 。日本成为明朝白银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大航海时代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

贸易全球化与海运航路开辟

国际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国际贸易线形成于15世纪，在这个过程中，葡萄牙率先领跑整个欧洲。葡萄牙开辟海运航道，打通欧亚非洲际贸易通道，把控欧亚国际贸易的优势达百年之久。

葡萄牙的航海探索事业起于航海家恩里克王子（Henrique，1394—1460）对航海事业的资助。恩里克王子是葡萄牙国王的幼子，他全身心投入航海教育事业，建立航海学校、图书馆和天文台，收集绘制海图；建设港口和造船厂，创造了多桅组合风帆的克拉克帆船；不断沿非洲海岸向南探索。恩里克王子生前派遣的船队绕过撒哈拉大沙漠，发现西非的黄金产地 （这段曾经盛产黄金的西非海岸被称为“黄金海岸”，位于现加纳共和国），将掳掠黑奴之地称为“奴隶海岸”（今尼日尔河入海口附近的贝宁湾）。随着黑奴和黄金的流入，国家逐渐富裕。正是航海家恩里克王子的努力，奠定了葡萄牙领跑大航海的基础。

恩里克王子去世后，葡萄牙人绕过非洲最南端，开辟与印度直接进行香料贸易的航路。迪亚士（Bartolomeu Dias）于1487年探索到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1498年，达 · 伽马（Vasco da Gama）进一步航行到印度。1510年，葡萄牙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多处航路要地建立贸易据点，在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果阿、马六甲、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日本长崎、香料群岛建立贸易站。

在葡萄牙领跑地理大发现、垄断亚洲国际贸易的百年之后——16世纪90年代，荷兰打破垄断，后来居上。

如果说葡萄牙是新航路的开拓者，那么荷兰则是新商业模式的开拓者。首先，荷兰创立了欧洲首家“东印度公司”。1602年3月20日，荷兰的联省议会颁布特许证成立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nigde Ootindisch Companie， VOC，英译 United Eastern Indian Company）。从创立的特许证来看，它就拥有诸多特权，如“21年中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的贸易垄断权，还有在海外设立法庭和法官、缔结条约与宣战、修筑要塞和据点、武装舰队设备等重大权利”“该公司可以发行属于自己的货币”。其次，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世界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和证券交易所。由于欧亚贸易路程远、时间长，为了资金流转，荷兰东印度公司发明了股票交易，在阿姆斯特丹创立了世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减小股东的风险，股东仅承担股票的资金损失，不承担东印度公司与第三人的债务责任，这能更好地从社会面筹资。再者，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规模远超一般意义的跨国公司。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的巴达维亚（Batavia，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建立总部，负责亚洲各贸易站事务。截至166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40艘战舰、150艘武装商船，雇佣军人约1万人、雇员超2万人，体量远超一般跨国公司，成为荷兰政府支持下的管理海外殖民地的非政府组织。最后，超经济特权带来超额利润。从成立伊始，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拥有各项超经济特权，使得它垄断东南亚香料贸易，并对当地统治者进行武力威慑，这种巧取豪夺产生了超额利润——股息高达40%。荷兰给国际贸易带来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东印度公司是管理殖民地的非政府组织，其有限股份公司和证券交易所的身份特点，能从全社会筹集资金进一步扩大跨国公司的规模，更好地从超经济特权中获得超经济利益。

流通货币国际化与白银铸币涌现

1492—150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的赞助下四次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1499—1504年，为西班牙效劳的亚美利哥·维斯普奇考察了南美洲东北沿海，提出“这不是印度，而是一片新大陆”。这也是“阿美利加洲”的来源。1545年，西班牙探险家在探索美洲的过程中发现波托西大银矿（Potosi）。它地处海拔4 000米以上的安第斯山脉（今属玻利维亚西南部），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银矿。在银矿周边还发现了汞矿，于是出现了一种有毒但高效的炼银方法：汞齐化。即先用水银的汞齐反应将银矿砂中的白银析出，再加热汞齐产物，水银蒸发后剩下纯银。既要在高海拔缺氧地区进行繁重的劳动，还要承受汞蒸气的毒害，800万美洲土著的生命最终被波托西银矿吞噬，却让西班牙获取了史无前例的白银产量。“在1540至1700年间，新大陆产出大约五万吨白银，这一数量是当时欧洲既有白银库存的一倍……这一产出超过七成来自著名的波托西银矿。……塞维利亚海港登记在册的官方数字表明，在1500至1650年间，超过一百八十吨的黄金、一万六千吨的白银，从新大陆运到了西班牙。”

在此基础上，西班牙铸造大量比索银元（peso），通过贸易流向欧亚非各地。正如马克思所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由于各国对贵金属价值的普遍认同，使得比索成为国际流通货币。在掌握了发行国际流通货币的铸币权之后，西班牙海外属地政府受命将2/3的银币运回欧洲，将1/3的银币通过跨越太平洋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运往菲律宾以换取中国货物。

贸易国际化与流通货币国际化叠加组成的经济全球化

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中开辟的航道只是为能进行欧亚非美间的洲际贸易提供必要条件。由于欧洲人缺少进行国际贸易所需的国际流通货币，因而很难引起亚洲国家通商的意愿。

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在美洲发现大银矿， 掌握发行国际流通货币的铸币权。贵金属是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等价物，大量的国际硬通货让亚非国家打开了通商的大门。

至此出现了欧洲国家对国际贸易线路与国际流通货币双掌握的新局面，两种体系的叠加使得人类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1580—1640年，西班牙国王兼任葡萄牙国王，形成西葡共主联邦，称为伊比利亚联盟，这使得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分别开拓的美洲银矿和亚非的海外贸易实现了整合。

15—17世纪经济全球化的特点——不平等性

运输、生产和资源的不平等地位

首先，欧洲因运输成为主导者，获取暴利。15—17世纪，海洋仍是阻隔亚非、美洲国家的自然障碍，而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三国为主的欧洲国家，在探索新航路上做出了贡献，打破了地理阻隔，联通了各大洲。它们凭借优越的航运技术占据了这次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地位。欧洲国家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不遵守公平交易的原则，进行武力通商、走私贸易、强占据点等活动，甚至对原住民进行种族灭绝式的剥削劳动，对资源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毁灭掠夺。

其次，亚洲因生产技术仅为参与者，分享薄利。中国、印度等亚洲主要国家都有独特的手工产品和经济作物特产，欧洲商人通过运输买卖这些商品能够获得数倍甚至十几倍的利润；亚洲国家出口大量本国商品换来贵金属白银。中国、印度等亚洲主要国家虽然在商品生产的技术或条件上具有优势和特殊性，但在商品流通环节受制于欧洲国家，仅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分享了小部分国际流通货币。

最后，美洲、非洲因只提供资源沦为依附者，受到侵害。非洲最先成为葡萄牙探索新航路的受害者。“胡椒海岸”（塞拉利昂、利比里亚）、“象牙海岸”（科特迪瓦）、“黄金海岸”（加纳）、“奴隶海岸”（贝宁、尼日利亚）等奇怪的地理名词背后，反映的是欧洲人对非洲资源和劳动力的掠夺。南亚的群岛国家体量小，在葡萄牙和荷兰的坚船利炮下政权倒塌、居民被奴役，马六甲（《明史》称满剌加，是东亚朝贡贸易国之一）、香料群岛（印尼马鲁古群岛）等先后被葡萄牙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所侵占。16世纪中期，吕宋被西班牙灭国，改名菲律宾（献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海外属地）。中国澳门、澎湖、中国台湾岛也先后被侵占过。美洲则陷入“资源诅咒”的大浩劫。大航海时代的美洲“资源诅咒”与现代经济学理论不同，它是指殖民者竭泽而渔式掠夺当地资源、种族屠杀式压榨原住民劳动力，给当地带来浩劫。波托西银矿、经济作物（如烟草、甘蔗、咖啡等）没有在经济全球化中给美洲带来红利，而是带来了国家被颠覆、几千万人口死亡、文明被毁灭，甚至经济作物种植园在吞噬本地人口后还荼毒万千非洲黑奴。美洲、非洲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都受到了严重损害。

我们可以发现，在人类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中，国家间的不平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不平等的原因

各国的不同优势技术使得获利不平等。经济全球化联通了世界，虽然从总体上推动人类文化和科技向着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但发展红利往往属于掌握运输技术的国家。其他国家仅用大量本国产品换来少量贵金属通货，如果这些贵金属通货不能服务于进口贸易，只在本地流通，那么它的属性就从国际通货降为本地通货，甚至退为贮藏或制作首饰用途的贵金属。可见，物流运输技术的地位高于商品生产技术的地位。

与技术相比，有些国家因只提供自然资源获得的收益更不平等。例如，人力资源被捕捉、贩卖为劳动力，导致本地人口枯竭、种族消亡。美洲虽然坐拥世界最大的银矿，但崇山高原的贵金属资源经被奴役的本地劳动力开采，铸造成的流通货币几乎全部外流。富饶资源只留下千疮百孔的土地与支离破碎的身体，这反映的是资源国被技术国奴役的丑陋景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识到，以欧洲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各大洲国家经济以不平衡的方式发展。原先各自独立、联系甚微的国家出现了等级化，即“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在大航海时代，欧洲国家用掠夺来的白银资本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进行贸易，这种发展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差异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加入经济全球化的经济秩序是极其不公平的”。

时至今日，“国家间不平等”问题依然是经济全球化中的严重问题。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全球不平等》一书分析的就是当代经济全球化中的不平等问题，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国家间不平等”现象。结合15—17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各参与者地位的不平等现象，我们可以认为，不平等问题自始至终困扰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海禁与海竞：明朝与经济全球化

视线回到中国。欧洲在大航海时代探索海外，明朝长期延续海禁政策的原因是什么？在欧洲商船到达后，明朝又是如何与欧洲国家进行海洋竞争的？

明朝海禁：具有合理性但局限于地区视野的政策

明朝长期海禁政策，从全球视野看，它是自毁前程的；从明朝视野看，它又是合理的。

合理的一个原因是，明朝的经济基础立足于重农抑商与朝贡贸易。

重农是因为明朝的广阔疆域提供了大量耕地，保障了农业经济的体量。抑商是因为明朝前期和中期都维持一种小财政模式。军费上，卫所制是兵民合一的军户制，养兵而不消耗财政，朱元璋曾自夸“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明朝官吏队伍的人数少、俸禄低；明朝商业规模也远小于宋朝，商税仅20万两，是北宋的1/100。因此，明朝统治者反对农民“舍本逐末”， 采取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把农民固定在田地上。

朝贡贸易补充了权贵阶层对海外珍奇商品的需求。朝贡的本质是一个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即在“送礼与还礼”的名义下进行实质性的国际贸易，参与者包括日本、朝鲜、越南、菲律宾群岛诸国、印度尼西亚群岛诸国和西域诸国。各国贡使带来中原王朝缺少的海陆特产、香料、珍奇异物等贡品，明廷则回礼赏赐丝绸、瓷器、茶叶等礼物。因此，朝贡贸易能补充中国不能生产的产品，满足权贵对珍奇产品的需求。

合理的另一个原因是，这是明朝的政治需要。

明朝初期，海禁是为了打击被朱元璋击败的张士诚、方国珍等，在沿海坚壁清野、切断补给。张士诚、方国珍势力以渔民盐农为主，张士诚长期虎踞江浙地区，方国珍则盘踞浙东地区，都拥有水军；被朱元璋击败后他们逃亡海上，成为反明势力，袭扰从山东到浙江的东南沿海：“方国珍、张士诚相继诛服，诸豪亡命往往入寇山东滨海州县”“及张士诚、方国珍分据东南海上，而遗孽窜岛中，两浙、淮阳驿骚矣”。

明朝中期，海禁主要是针对倭寇。在日本进入战国时代（1467—1615）后出现了许多战败大名与逃亡武士，他们与人数更多的中国海盗走私商勾结形成“倭寇”，长期掳掠东南沿海。倭寇在明朝中期（嘉靖，1521—1567）是海疆大患。在俞大遒、戚继光抗倭的同时，明廷继续严格海禁政策以围堵倭寇势力。

明朝中后期，长期施行海禁国策逐渐成为“祖训”，在政策惯性的影响下延续。直至1567年（隆庆元年）后才松弛海禁，恰值西班牙在美洲发现大量银矿，国际贸易给中国带来大量白银，形成“一条鞭法”改革的前提。

可见，仅以东亚区域视角考虑明朝自身的经济基础与政治需求，决策者制定的海禁政策是合理的，但历史却要求人们从更广阔的全球视野来思考未来。

明朝与欧洲之间的海竞

16世纪中叶，欧洲商人到达东南沿海后，东亚贸易体系被破坏，独立的朝贡国转变为殖民地。明朝被迫与欧洲国家开始海洋竞争。明朝防守驱离，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则扩张探索，逐渐掌握制海权，垄断了东亚海运贸易。

1517年（明武宗正德十二年），葡萄牙使者从马六甲乘2艘武装商船来到广州，自称佛郎机国向明朝贡。广州官员拒绝他们入城，葡船则开炮示威，“铳炮之声，震动城郭”。

明武宗去世，明世宗（嘉靖，1521—1567）继位后采纳了监察御史邱道隆的奏折，“满剌加（马六甲），朝贡诏封之国，而佛郎机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我封赏，于义决不可听。请却其贡献，明示顺逆。使归还满剌加疆土之后，方许朝贡。脱或执迷不悛，虽外夷不烦兵力，亦必檄诸夷声罪致讨，庶几大义以明”。新皇帝派汪鋐驱逐广州外屯门岛上的葡萄牙人，并“敕责佛郎机，令还其（马六甲）故土”。但最后复国之事无果而终。

1523年（明世宗嘉靖二年），明廷因日本贡使在宁波发生“争贡之役”而罢黜市舶司，禁止一切南洋贸易。是年，葡萄牙5艘武装商船驶抵广州，通商请求被严拒。葡萄牙人希望在广东新化县西草湾建立据点，葡船遂进攻明军，但被击退，战死35人，被俘42人，损失2艘船，仓皇撤退。

之后，葡萄牙与明朝屡次斗争，最终在珠江口的澳门建立据点。嘉靖中期，葡萄牙人在宁波外的双屿港建立据点，时而贸易，时而劫掠沿海。1549年（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派都指挥卢镗剿灭双屿港。1550年（嘉靖二十八年），又扫除了葡萄牙人在福建金门和月港的据点。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贿赂海道副使汪柏，在珠江口的澳门晾晒受潮货物，登陆修建据点，架设火炮，结寨固守。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广东发生兵变，俞大猷邀请澳门的葡萄牙人协助平叛，成功后葡萄牙人因助剿有功被默许常驻澳门。1527—1620年（万历年间），葡萄牙逐渐把澳门变为海外属地，设立了自治城市的行政会议和元老院。

明朝对之后来华的西班牙与荷兰商人的拒绝与驱离态度，与对葡萄牙的态度如出一辙。

1571年（隆庆五年），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后因帮助明朝剿灭南洋海盗有功，派天主教士罗达（Martin Rada）经厦门来福州，拜见巡抚刘尧诲请求通商传教。朝廷不许。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西班牙商船抵达澳门被驱离。西班牙人屡次通商尝试失败，于是侵占了明朝鞭长莫及的中国台湾北部，并于1624年（天启六年），在基隆和淡水建立堡垒。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荷兰与中国第一次接触。荷兰把葡萄牙人逐出马六甲、占领巴达维亚（印尼雅加达）后，来到中国沿海。荷兰武装商船到达澳门，由于荷兰与葡萄牙的敌对关系，战斗一触即发，广东税使想息事宁人，邀请荷兰船长入城参观、酒席款待，但不敢违反朝廷海禁，最终无果而终。1603—1605年（万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荷兰与葡萄牙爆发数次争夺澳门的战斗，均以失败告终。

因为澎湖是福建—菲律宾、澳门—日本的交通要道，荷兰两次侵占澎湖。第一次发生在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福建总兵施德政坚壁清野，并派兵武力逼退；第二次发生在1622年（天启四年），福建巡抚南居益调集重兵围攻澎湖，荷兰人退走台湾。1622年（天启四年），荷兰在台湾南部修建安平城（台湾城）、赤嵌城（台南市），以台湾为基地全力经营。1642年（崇祯十五年），荷兰赶走基隆和淡水的西班牙人，侵占整个台湾。

综上所述，明朝的海禁是一种具有合理性的狭隘。我们虽然可以体谅明朝长期采取海禁政策的合理性，但一旦将视阈从东亚区域扩展至全球，就会发现明朝海禁是狭隘的。明政府故步自封于东亚朝贡体系宗主的政治地位，鄙视贸易能产生的经济利益，秉持传统的海禁政策，拒绝与欧洲进行国际贸易。

在明朝海竞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明朝的消极态势，“拒绝通商”和“驱逐离开”是官方对待欧洲的态度。由于明朝消极地与欧洲进行海洋竞争，因此陷入被动守土的境地，致使中国台湾、南洋各朝贡国纷纷落入欧洲殖民者之手，东亚朝贡体系瓦解。

古代东方人口众多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统治者往往存在一种固化社会的误区。采取闭关锁国的日本同样如此，德川幕府一代将军德川家康的名言：“让农民半死不活，是政治的秘诀。”用遏制民间发展的方法来保持社会的稳固不变，是一种静态统治思维。社会长期稳固无变动，政府虽方便管理，但葬送了未来，其本质是一种懒政思维。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思维，清朝康熙太平盛世时曾说：“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职此事也。”明朝海禁与抑商，束缚百姓于田地之中，征收税赋摊派，这些措施虽然在短期内能让政府获得更多的收益，但社会生产技术与生产规模都得不到提升，从长远看是不利于整体国力的发展。古代君主统治者由于家天下的思维，为了王朝统治稳固的家族私利，牺牲了整体国家未来发展的公共利益。

结语

15—17世纪的大航海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它带来的经济全球化是对近现代世界格局的一次塑形。大航海是经济全球化的起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

从人类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起源来看，它不能单纯理解为中性概念——在全球范围内促进资本、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更接近历史原貌的目标是，本国从外部世界获取利润财富的途径和模式。这从欧洲大航海的先行者热衷于持续海外探索（开辟从外部世界获取大量利润的航路，以弥补本国土地贫瘠或面积狭小的缺陷）可以得到证实。

大航海经济全球化虽然塑造了近代欧洲诸国的黄金时代，但它是一种“潮汐式的黄金时代”。通过航运技术，它们将世界其他地区的财富如涨潮般转移到本国，造就了欧洲的繁荣世纪——葡萄牙曼努埃尔黄金时代（1495—1521）、西班牙黄金时代（15世纪末—17世纪中叶）、荷兰黄金时代（17世纪）。我们也要认识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黄金时代对科学技术、人文和艺术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它们尽管掠夺了其他地区的资源，但提高了人类文明高度的上限。

大航海时代经济全球化引发的不平等问题也困扰着现代世界。一方面，在全球化中国家间不平等是由于技术和资源造成的，总体上技术优于资源；另一方面，各种技术间也存在地位的高低差异，能影响经济流通各环节的技术优于只在部分经济环节发挥作用的技术，回到特定的时代，就是航运技术高于生产技术。大航海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是值得现代人思考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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