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有句俗话说得好：每一个被后世唾骂的奸臣，都是当时皇帝眼里的忠臣。比如李隆基与李林甫。
开元盛世，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位一体的全方位强盛，因此被视为中国古代当之无愧的治世典范。但对于李隆基个人层面来说，为了达成这种辉煌成就，他付出了不少“代价”。
当初李隆基当上皇帝后，面临的是一个危机重重的烂摊子，史称“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调既减，国用不足”，即缺人又缺钱。此外，“斜封官”泛滥、政治腐败，外敌虎视眈眈，曾经的贞观气象不复存在。
为了应对这一困局，李隆基励精图治、重拾贞观遗风，首当其冲的一点就是打造高效的中央执政班子，为此他坚持“任人唯贤”，先后任命姚崇、宋璟、张嘉贞、张九龄、韩休等人为宰相。依靠这些顶级政治家的辅佐，大唐一步步走出危机，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
但无论在任何时代，解决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资源的重新分配，所以一定会“几家欢乐几家愁”。所以，任何成绩的取得，都会带来这样的“副作用”：那些实干家，很容易“得罪”别人。
在封建时代，首先被得罪的就是皇帝本人。帝王并不是全才，总有认知误区；而且他的个人诉求也不可能随时与帝国整体利益一致。说得逼格高点：皇权、公权并不是完全处在一个轨道上，它们经常会发生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励精图治的帝王，为了崇高的理想与目标，会选择对“公权”妥协。就像当初李世民屡屡被魏征气得吹胡子瞪眼一样，李隆基也免不了被那些普遍“直言谏诤”的宰相们怼得毫无脾气。
比如宋璟。这位老兄是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的三朝老臣，但却三次得罪权贵：
武后时期，举报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违反规定；即使武则天当和事佬，他也坚决不改变意见，因此屡被中伤；
唐中宗时，得罪了当权的武三思，因此被外调为贝州刺史；
唐睿宗时，首度为相，因推崇用人唯贤的政策，主张“虽资高考深，非才者不取”，得罪了结党营私、安插亲信的太平公主，被罢相、贬为楚州刺史。
这种铁骨铮铮的“魏征”式官员，缺的是一个新的“李世民”，恰巧当时的李隆基就是。为了扭转混乱政治、复振贞观之风，李隆基刻意起用三朝硬骨头为相。
多年的磨砺并没有磨平宋璟的棱角，他风采不改当年，屡屡坚守原则、直言极谏、忤旨犯上。但李隆基比他的祖、父辈们大度多了：有时即使面子上挂不住，但最终也会勉强接受。
另一位典型就是韩休。这位老哥在直性子方面简直是宋璟的威力加强版。自从他担任宰相，李隆基“小有过差”，就会迎来一阵狂风暴雨。
有一次，李隆基照着镜子、闷闷不乐，身边宦官善解人意：“自从韩休为相，陛下越来越瘦，干脆把他免了吧。”
李隆基说了一句话：“吾貌虽瘦，天下必肥......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在我看来，这几个字足以百世流芳，值得每个帝王、领导者学习。
在开元25年（公元737年）以前，李隆基大致保持着这种雍容大度、格局高远的帝王风范；他坚持“官不滥升，才不虚受，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左贤右戚，岂资于谬赏”，为了政权的兴盛，很好地抑制了私欲的膨胀、皇权的滥用。
但极少有人能够从一而终地保持自律，更别说高高在上、手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帝王。随着唐王朝的事业走向全面兴盛，李隆基逐渐出现了志得意满、思想懈怠、安于现状的趋势，具体表现就是贪图享乐、荒于政务，贪恋女色、后宫成群，史书中的措词是“渐肆奢欲，怠于政事”。
这种转变投射在政治层面，就是皇帝的私权逐渐滋长的趋向，对不同意见的排斥、对相权的压制。李林甫的上位，正是顺应了李隆基的这一转变。
李林甫，长平肃王李叔良（唐高祖李渊堂弟）曾孙，因此算是皇室族裔。成年后，以“恩荫”的渠道（凭借父辈的官位、家世、影响力等进入官场，当时属于合法流程）入仕；公元726年，在宇文融的引荐下，被授为御史中丞。
宇文融何许人也？由于主张检括逃户、成功增加了朝廷租赋收入；而且为人精明、反应敏捷。这两大优势，让他成了李隆基生前的红人。有这么一位大佬带路，李林甫业务水平精进，职务也水涨船高，历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到了公元734年，被拜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与一代名士张九龄一同担任宰相。
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公元752年为止，李林甫始终居于大唐宰辅之位，不仅打破了以往每位宰相任职大多两三年的惯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巩固权势、形成了以自己为首的权臣体制。他之所以被李隆基如此信任，核心“优势”很简单，“善刺上意”，即善于察言观色、迎合帝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