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9岁男孩跳楼事件真相大白：那份详细的通报，令人百感交集

一条年幼的生命决绝地走向消逝，然而扒开这场悲剧的内核，却是家长内卷、孩子脆弱、老师难做的局面，也正因此，谁该为消逝的生命负责，几乎成了一道无解难题。

湖南岳阳平江县简青芙蓉学校，一名9岁的男孩晨晨，在寻常的一天，让妈妈给自己做了最后一顿早餐，然后主动要求自己步行去上学，但他出门后却直接走上了楼顶。

监控画面拍到，来到楼顶的他，放下书包，来回徘徊了很久，向着高楼边缘走去，随后又转身回到书包的位置静静站着，然后再次跑向楼顶边缘处。

来回攀爬了三次后，监控再也捕捉不到他的身影，一声巨响打破了平静，一朵含苞待放的小花还没来得及盛开就已枯萎夭折，生命被永远定格在那一刻，独留下家属凄厉的哭喊声。

为弄清男孩走向决绝的原因，家属翻遍了学校的监控，看到“晨晨总是被老师训，一周内被罚了13次，经常被打手，还有一天被罚站了4节课，作业本上被罚写了一万遍的错字。”

舆论随风而起，咆哮怒吼不止，以为是老师的过度体罚和惩戒逼得晨晨走上了绝路，一字一句仿佛带着怒意的一股股潮水，欲要将罚写一万遍“分级”的老师淹没。

2024年4月23日，湖南平江县对此发布调查情况通报，内容很长也很详细，从事件基本情况、现场调查情况、学校应对情况到人们最关注的“罚抄一万遍”以及“打手心”问题应有尽有，看得人百感交集，内心满是唏嘘。

综合通报内容以及家属自述可知：

晨晨的母亲，租住在学校附近的大众安置区进行陪读，虽有意督促孩子的学习，但家里除了一大堆家务事之外，还有一个年龄更小的孩子需要贴身照顾，多是分身乏术，有心无力。

晨晨的父亲，常年在外务工忙着赚钱，回家次数较少，有时候一个月只能回来一两次，缺席于晨晨的成长几乎成为了常态，这也是晨晨父亲倍为遗憾的，亏欠之情长埋于心底。

事发当天，晨晨穿着校服，系着红领巾，背着蓝色书包，将书包放在地上，又从口袋里掏出了零食吃，随后两次在楼顶走动、攀爬和停留，直至第三次，晨晨消失在监控里。

这一细节很让人破防，从口袋里掏出来零食吃，说明年仅9岁的他尚且懵懵懂懂，根本没有形成完整的认知，还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更不知生命的厚重和宝贵。

而他的徘徊和犹豫则似乎是因为人骨子里与生俱来对死亡的恐惧使然，没人知道他小小的内心世界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一番挣扎，同样也没人知道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究竟是什么。

答案已无处可循，学校得知噩耗后的做法，似乎也无不妥。

班主任发现晨晨没来上学，拨通晨晨母亲的电话，听到晨晨母亲哭泣着说，晨晨坠楼被送往了医院，随即告诉学校。听闻噩耗，校长带着安保专员赶到坠楼地点，然后又赶到医院，协助抢救、善后等工作。

这一系列的做法，让人挑不出什么瑕疵。

至于人们最为关心的“罚抄一万遍”问题，是数学老师在多次讲解“分级”知识点后，在随堂测验中发现包括晨晨在内的7名同学，仍未掌握相关知识点，于是要求7名同学抄写。

原话是“既然讲了这么多次还不知道怎么做，就抄写‘分级’两个字，抄写一两遍记不住，就抄一百遍，抄一百遍不记得，就抄一千遍，抄一千遍不记得，抄一万遍总会记得。”

但她也没有直接要求这7名同学罚抄一万遍，而是每天抄写200遍，相当于400字。后来她发现7名同学已掌握相关知识点，并意识到这一方法欠妥，在班里明确罚抄不再继续。

而截止到罚抄结束，晨晨将“分级”两个字在作业本上整整写了21页，至于这21页到底有没有一万遍，通报里没有明确提出，在基础事实清楚的前提下，它也已经变得不再重要。

还有人们最为关键的“打手心”问题，是班里的科任老师和全班学生进行约定，如果无法按要求完成学习任务，将采取“用竹条敲打手心”的方式进行惩戒教育。

所使用的工具，是一根缠有胶布，长37厘米，重27克的竹条。

谨慎的科任老师并未妄自决断，而是要求全班同学回家后征求家长的意见，确认家长同意后才能开始实行这一惩戒方式，结果只有2名家长不同意，其余家长皆无异议，包括晨晨家长。

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打手心”的惩戒方式开始在班里实行，老师每每在“打手心”后，会不定期和被打手心的学生家长进行沟通。

在统计时间内，共有184人次学生在21节课堂上，因未按要求完成学习任务被打手心，其中晨晨被打了8次手心。

也就是说，无论是“抄写一万遍”还是“打手心”，都不是只针对晨晨一个人，而是全班同学都一样，老师的初衷也不是为了发泄情绪，而是为了督促学生的学习，为了教育。

我们判定一个老师的惩戒措施是否妥当，往往是从老师在惩戒时的具体表现来判断她是为了宣泄情绪还是恨铁不成钢的师者心使然，是单一针对某一个学生还是全部一视同仁。

而通报里呈现出来的师者形象显然是后者，一切手段皆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是教学任务要求使然也好，是恨铁不成钢也罢，总归这是种对学生负责任的表现。

相比于那些不批评、不打磨、不教育，漠视学生自生自灭的老师，严厉管教学生的老师往往更符合大众对于师者形象的期待，也更受广大家长们的青睐和认同。

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一条年仅9岁的生命消逝了，他的圈子小到只有学校和家庭，既然不存在同学间的欺凌现象，那么导致他走向绝望的只能是平时接触最多的老师和父母。

该为之负责的，到底是尽职负责有着一视同仁惩戒行为的老师，还是不计成本与辛苦甘愿搬来学校附近进行陪读的父母呢？

或许是老师，或许是父母，也或许是两者共同交织所带来的压力，无论最终的答案指向哪一种，都让人倍感心情复杂，久久沉默无言，惋惜和悲戚之情，久久荡漾在心底，挥之不去。

而跳脱出悲剧以外俯瞰全局，我们能得到的警示也只有重视对孩子的生命教育和挫折教育。

一生死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人生没有绝境，绝境就是心境。

当我们的孩子能够真正理解透彻这两句话的含义和真谛，并将其深谙于心，对生命和厚重和成长的挫折的形成完整的认知，就是孩子们不再如此脆弱的开始。

这两者完全能够在孩子面临或者遭遇重大人生变故或沉重打击时，拉孩子一把，帮他将那道迈不过去的坎儿迈过去，救孩子于颓势于水火。

这不止需要老师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育，更需要家长们将家庭教育跟上来，让孩子懂得敬畏生命，知道挫折只是暂时的，意识到家是随时可以回的，父母是可以信赖的。

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两者总要有个能为孩子进行最后兜底的，不要让徘徊在绝路边缘的孩子觉得身后无人可依、无任何可留恋。

这或许才是为人父母在这起悲剧里最该认清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