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回忆：生产队无好人

说来惭愧，我这个插队知青，充其量不过是个“可教育好的子女”，一度却对那些“四类分子”包括他们的子女避之唯恐不及，生怕再从他们身上沾着晦气似的。

“滑皮阿三”自不待说，他本人系地主，脾气又臭，往往在外面挨了斗，回家就拿老婆出气，摔盆砸罐，闹得鸡飞狗跳，虽然同住吉水坞，我很少跟他说话。土钱是阿三堂姪，也是地主儿子，但性格随和，父母死得早，从小学会低着头做人，通常运动倒不来搞他，跟他还可以聊几句，特别是晚上睡觉，两边房间只隔一层板壁，他会说些农村趣闻和故事，为我解闷；不过在人前，我仍会有意无意与他保持适当距离。

随着岁月推移，这种界限终究变得模糊了。因为我发现，全队二十几户人家，除了队长家、还有两户贫雇农，可谓纯金足赤、无隙可击，其它哪怕是一般的贫下中农，镂根刨底，藤牵瓜连，都可以找出一点瑕玼。

比如，某某人自己三代都是贫农，可是有个姨父当过保长；某某人虽说是下中农，但从前在镇上牲口行做过牙人，依老话说是“白相人”，言外之义就是地痞。老疤是移民，是雇农，但从前在莫干山给上海的洋人资本家看房子，老疤婶还给洋人资本家当过“相帮娘”(保姆)，这在当地农民中是极为稀罕的，不来找你，没事，一旦找到你头上，这段历史怎么解释得清?再说，老疤的大女儿嫁给了本队富农的儿子阿苗，他这个雇农就得大打折扣了。而事实上，阿苗堪称本队最老实巴结的男人，起早落晚，牛筋马力，大家都说他夫妻俩是“做煞坯”。

我们队分三个自然村，由最里面的山脚数出来，吉水坞是地主窝，不必说了；中间是梅园，一个富裕中农门下分成了三户；靠外面马路边的汪口户数最多，没有地富分子，但有几户社会关系复杂，多多少少都有“小辫子”可抓。有的本人是清白的，根正苗红，但运动中乱说话，被社队干部在群众大会上点名“敲打”过，从此政治面目也带上了污点。有个叫来法的，算是贫下中农，但生性胆小怕事，私心较重。一次生产队仓库发现少了两张蚕匾，队长追查，大家互相猜疑，猜来猜去，疑点集中到来法身上，来法有口难辨，分别到几个队干部家里诉说，那天来到我家(他把我这个记工员也当队干部了。此时我和两个弟弟已经盖了新屋。)，说着说着，卟咚一声就跪到了地上，抹着泪，哑着嗓子喊：“亚雯姑娘，我是冤枉的啊!……”我赶紧搀他起来，说：“来法叔，你别这样，事实总归说得清的。”他还在求情：“你要替我说说啊！”我暗自想，我能帮你说什么呢？再说，我又不知道谁偷的，也不敢断定就不是你偷的。过了些日子清理仓库，重新清点，蚕匾一张没少，此事不了了之。但自此以后，来法变得愈加沉默寡言，总是耷拉着头，见谁都不抬眼皮。倒是他那个十五六岁的小儿子厉害，经常为了争一个工分、争一秸稻草，和人家吵吵闹闹，尖嘴利舌，不依不饶，生怕再像他老爸那样吃亏。

那年头，隔三差五搞运动，大运动套小运动。运动一来，大队就召开社员大会，全大队集合起来有三四百人，所以大队里最宏伟的建筑就是大会堂(其它大队也莫不如此)。但凡批判大会，上级统一布置，即便本地没抓着“现行”，少不了也要请四类分子上去站台角；有的会议不属于斗争性质，而是正常的“抓革命，促生产”，实在不需要设立“活靶子”，社队干部就会像训坏蛋一样地对全体社员“教育”一番，本大队一位曾经当过脱产干部的副支书做起报告来特别铿锵有力，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他常说的一句话：“棺材头上踢一脚，死人肚里有个数!”那个警告意味远比今天的警察训小偷来得严厉。所以，那时莫说是在运动风头上，莫说四类分子不敢乱说乱动，就是平时，就是贫下中农，也没人敢乱说乱动。人人变得知趣、识相，只要自己不是运动对象，举拳头、喊口号，谁也不落后。看别的地方不容易看到的稀缺史料和珍贵历史影像可以长按二维码进群

今天运动斗这个，明天运动斗那个，斗来斗去，好人越斗越少，坏人越斗越多。四类分子是死老虎，斗起来没劲，逮个现行的，群情更激奋。邻队张胜喜，是早年从“上八府”迁来的外来户，一直给生产队放牛。那年，有一头水牯牛不知怎的突然死了，宰杀后发现，有一枚钉子杂在尚未消化的草里，于是定他毒杀耕牛、破坏生产。那时候一个生产队总共才三头牛，毒杀耕牛那可是天大的罪名啊。社队又派人到他老家台州调查，因他曾给“三五支队”当过挑夫，于是又加他一个“土匪”的帽子。

那个批斗才吓人呢，群众大会台上揿头、叉背、拳打脚踢还是小意思，晚上关在小屋里，逼他两个膝盖跪在一堆锋利的破瓷碗片上，双腿鲜血直流……可这人就是个硬骨头，死不认罪。几次昏死过去，醒来还说他要告到中央去。自然，嘴越硬，苦头吃得越多。也许，这中间不排除有人挟嫌报复。他原来是有老婆的，在老家也有儿女，老婆跟他过来，嫌他太穷——你真想象不到，这里的贫下中农好歹都有瓦房，他住的地方那哪能叫房子，就是两间低矮局促的泥墙草皮。最怪癖的是悬空搭了张竹床，在床下泥地圈养了两头猪！老远就闻到一股臭味，大概从来没人进过他屋。——正好大队贫协主席癞痢阿毛新近成了鳏夫，老婆跟阿毛搭上，不久干脆搬去阿毛家住了。张胜喜咽不下老婆被人霸占的恶气，加上眼前遭受的打击，虽然事后因证据不足，未能将他送进监狱，可他从此就像祥林嫂似的，逢人就说要告状、求人替他写状纸。可他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满口谁也听不懂的外乡话，谁肯替他写状纸呢？那是我插队六、七年后的事了，男友走进我的生活，恰巧他和张胜喜是同乡，张得知后，就跑来我家，要我男友帮他打官司。他杂七杂八地说了一大堆，翻来复去就那几句话，男友还有耐心听他说完，我却在私下抱怨男友多管闲事了。当然，男友最终也没替他写成状纸。男友问：你到底要告什么、又要告谁？告耕牛不是你毒死的，但此事已不了了之，上面也没作结论，只是让你吃了苦头，是底下社员整的，找谁说去？你告“三五支队是革命队伍，不是土匪”，下面的确不懂历史，瞎来，可你只是当过挑夫，也算不上“革命战士”啊，哪个领导会替你证明？至于你要告癞痢阿毛强占人妻，但你老婆自愿跟他去，现在还帮他说话，不站你这边，你告了有用吗？……

男友最后还是劝告这位同乡：算了算了，你都五十多了，在这里蹲不住，回老家去吧，老家有儿女，还有个照应。张胜喜后来病倒了，腿上烂疮有碗口大，终于让老家儿女接了回去。我的男友(即现在的丈夫)之后调回台州老家，凑巧认识了张胜喜的堂姪张大荣，得知此人回老家不久便死了。

老张死前有一件事，让人听了颇有触动：40年前，张胜喜和大荣父亲一同造房，祖上传下的宅基一人两间半，其时他人小能力不足，请求大荣父亲帮助，便写了一张契纸：“借米三担，十年内归还，堂间公用；如若归还不了，同意让出堂间产权。”大荣父亲将这张契纸弄丢了，临终口头传授大荣。现在老张回来，儿子嫌房屋太挤，听从姐夫挑唆，企图独占堂间。双方打了一架，村干部调解，大荣说出父亲遗嘱，村干部轮流到老张床前询问，老张一一据实回答，毫无隐瞒。村干部问，他们打架，你知道么？他说知道的，但我说了没用啊，我一开口，他们就说要把我沉塘。原来儿子女婿早就对他说了，只要他不作声，一切由他们摆平。他当时就反对：这种缺德事不好做的，我的确欠大荣家三担米，堂间公用，已经是给他面子了。我原本打算八月再去一趟“下三府”，卖了口粮归还这笔老账的。女婿和儿子一再威逼他，封他的口。事后，家里再无人理他，骂他：“天底下没见过你这种人！自己要进棺材了，做个哑佬不成，还要吃里扒外、害儿孙！”他死时，床头就是一碗吃了几天的冷粥，其实是饿死的。

丈夫之后说起此事，心里似有愧意。我亦无语。自我反省，在那个时代，心怎会变得那么冷漠？但随即又原谅了自己，“泥菩萨过江，自身不保”，哪还管得了别人？

我想，这种情况大概自古已然，普通百姓在人世间遭受种种不平、不忿，到头来含冤而殁，无声无息，就如蚂蚁、夭娥度过了一生，世界不会因他们有丝毫的改变。

当年大队合作医疗站还有个姓杨的赤脚医生，满头银发的老中医，快七十岁了。那真是个好人啊，一年到头，不论下雨下雪，不是坐诊，就是背个药箱挨家挨户巡医，从来没有休息日。我有了儿子，儿子常感冒发烧，有时半夜里抱着去杨医师家，他总是热情接待，一脸慈祥，细心搭脉、询问、开方子，从无怨言。他原本是莫干山区卫生院的正式医生，“清阶”时，说他有历史问题，被开除公职，扫地出门。大概是1974年春吧，有一天，他找我丈夫商量：可不可以给卫生局写个报告，请求复职？我丈夫说：看目前形势，正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恐怕写了也没用。于是他便也打消了念头。杨医师于77年初病故，终于未能等到让他复职、由拿工分改回领工资的一天……

那年月，大队、生产队里不时会冒出形形色色的新的阶级敌人，而城里的阶级敌人也一个个被驱赶到乡下，于是，农村便成了“藏污纳垢”之地。

转自精英热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