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37岁前大厂员工，失业的第三年

2021年，35岁的李渔，在互联网大厂“混”了5年后，混成了裁员名单上的一员。因为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他成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

其后两年多时间里，他以“李渔”为笔名，写了几十篇文章，稿费勉强维持温饱。码字很苦逼，他说不清楚这事儿有什么意义，他采访形形色色的人，追问对方不同“选择”背后的意义，然后写成稿子，等待稿费到账。直到某一天，他看到了那些文字与“李渔”的关系：可以有一个方式，来证明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

这是李渔关于“成为李渔”的叙述：

“混”到35岁

2021年之前，我一直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里上班。

那时我三十五岁，家住郊区，每天都要早上六点半出门，坐车两个小时，到几十公里外的西二旗。在距离13号线地铁站不远的地方，挨着街，有一栋又长又宽的庞大建筑，从上到下都覆满了墨色的玻璃窗，那就是我所在的公司总部了。有人说公司总部的外观看起来如同一艘航空母舰，不过我们私底下，却都纷纷吐槽，说这大厦明明看起来就是个棺材。

我们都工作在这口钢筋水泥铸造的棺材里。上千人，只分为两类——一类忙着抛头露面，到处摆弄着精致的PPT，兜售着各种令人费解的高深词汇；另一类则忙着默默无闻，安静躲在角落，生怕被人打扰和看到，心甘情愿做着小透明。

我理所当然是属于后者的。

工作五年，日日天亮出门，等到夜深的时候再回来，除了吃饭睡觉，大部分时间全耗在了公司那个小小格子间里。苍白的灯光昼夜不停，晒在身上没有半点温度。我哑巴一样，乖乖地呆在工位，捧着一杯咖啡，对着一台电脑，可以连续几个小时一言不发。

屏幕上的数据没完没了，千篇一律。机械地点着鼠标，三分钟一条，从清晨到日落，一天能处理好几百。看似做了许多的事情，可一走出大门，仔细回忆，又往往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做过。

唯一能记起来的，好像只有睡觉。不知道为什么，我慢慢地、慢慢地开始变得越来越容易困倦。一到下午，便撑不开眼皮，像被瞌睡鬼附身了一样，不得不满楼踅摸地方偷偷眯一觉。休息室没位置，就去会议室；会议室满了，就随便找个角落拉倒。有几次，我干脆跑到厕所，坐在马桶上，托着下巴，一秒入眠。

就这样没滋没味地混着日子，天天都是一个样，只等着月末账户上多出来的那一万几千块工资。不过就算拿了工资，也一样没什么意思，还是没完没了的干活、吃饭和睡觉。

同事淼哥说李渔，你他妈简直就是一只考拉。

对此我不置可否，因为在我看来，只要人到了这个岁数，多少都会变得跟考拉一样，对万事提不起精神——不像三十岁时那般内心充满了奢求，也未如四十不惑那样明白和通透。“不三不四”的年龄，不上不下的人生，像条不死不活的鱼。

淼哥又说这其实都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谁也没法抗拒，就如同公司门口那几棵粗壮的梧桐，春天再怎么枝繁叶茂，冬天一来，一样要变得光溜溜的，跟谢顶了一样。

他开玩笑说：“你看，互联网公司就是这样，连树都是秃的。所以我们也迟早会秃的。”

我马上就想到了许多年后，自己就这么混着混着，混到了头发稀疏，腆起了啤酒肚，只能靠着在年轻人面前不停吹嘘过去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然后在背地里，还要被年轻人狠狠骂上一句“李渔那个大傻X”。

当然，这些最后都没有发生，我既没有秃顶，也没有混成别人眼中的笑料。就在12月中旬，公司忽然宣布裁员，我的名字赫然位于名单之上。离职那天天色阴沉，空气里漂浮着一股奇怪的酸味，我搬着箱子行走在略显空旷的大街上，心中却连难过的情绪也没有，只是觉得阳光格外刺目，一阵一阵让人恍惚。

那时我当然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走投无路，只能去做一名自由撰稿人，靠贩卖文字为生。

失业

后来我常跟别人说，自己之所以成为自由撰稿人，纯粹是因为找不到工作给逼的。

离开公司后的那段时间里，我与大多数的失业者其实没什么两样，无非是每天不停地改简历，不停地投简历，犹如在蒙着眼睛扔飞刀，扎到哪里算哪里，能不能命中全看运气。

期间淼哥曾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起我想找什么样的工作，我就告诉他其实自己也没什么具体想法，反正什么都可以做，也什么都能做，重点在于工资，“也没多高要求，和以前差不多，过得去就行了。”

那时我自以为很快就会找到工作，但现实却是从一月到三月，简历发出去了无数，最终得到的回应却只有三个：一个来自保险公司；一个来自电话销售；剩下的是一个温柔的南方女性，无论提什么要求，都是满口的“没问题”，越听越像传销组织，吓得我赶紧关掉了手机。

心中有所期待的时候，时光总是显得格外漫长，而窗外的流云也常常好似静止了一般。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也像流云一样，保持着静止——一个人坐在窗前，一动不动，对着窗，任头发被吹得胡乱纷飞，露出来光溜溜的额头。

因为几乎足不出户，也不愿意去见朋友，那时候我蓄起了长发，几乎快要盖住了耳朵。家里人说我不修边幅，一把年纪简直跟个野人一样。我辩解说我这是图个吉利，头发越多，发财越多。

事实是自从没了收入，我只能坐吃山空，连几十块的理发钱也舍不得了，心中只默念着不着急，不着急，反正也没人看，等工作有了着落再花钱吧。

可期待中的着落一直未至，倒是网络上的各种传言越来越多了起来——不是哪个大厂要减员增效了，就是哪个公司规定不再招聘35岁以上的员工了。几乎一夜之间，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成了嚼不动的老甘蔗杆，人人看不上，连拿去当柴火烧都被嫌弃火不旺。

如此耗着、耗着，一点一点消磨着心性，久而久之，我也终于有了点儿慌张的感觉。但慌张好像也没用，除了投更多的简历，能做的也只是不断地降低奢求。就像书里所写的那样，生活就是个慢慢受锤的过程，我不得不将底线从月薪两万，变成了一万五；接着又从一万五，变成了一万。那种感觉仿佛自己是菜市场里卖不出去老菜帮子，不断吆喝，不断降价，只求别砸手里。

直到2022年的五月份，我才总算是把自己卖了出去。月薪八千，一家经营保健品的小公司，里面除了一个老板，就只有我。我可以是运营总监，也可以是销售主管，对外声称是副总经理也无所谓，每天的工作不是在网上到处联系微商帮忙带货，就是坐在聚光灯下，对着手机搞电商直播。

一个三十六岁的男人，穿着黑色的T恤衫，满口京片子，嘴角翘得如同一枚豌豆，在镜头前大讲特讲李时珍和《本草纲目》。我当时的形象大抵如此，一面假装自己是中医世家，一面卖力地说，不停地说，说上一小时，直到口干舌燥，一看数据，却常常销售量为零，甚至大多数时候，连响应的观众也没有。

无人问津的感觉让人十分挫败，我时常怀疑自己在镜头下，是不是很像个只会自言自语的精神病人。终于有一天，一个观众在屏幕上留言，我兴高采烈的一看，却发现对方在说：朋友，你不觉得自己很丢人吗？

我如鲠在喉，冷场了好几秒，才盯着手机深吸了一口气，“嘿，兄弟，咱可是盖了帽儿的祖传中医、国之瑰宝，那叫一个地道。丢人？怎么丢人了？”

就算这么不要脸，工作最后还是丢了。我狼狈的坚持到了八月底，老板因为付不出来房租，宣告创业失败。散伙时，他语重心长地说：“李渔，哥得找个地方上班去了。你多保重。”说罢，他驾车扬长而去，消失在了二环路的尽头。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我再一次失了业。找不到其他生计，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嘛，无所事事的感觉很不美妙，就这么一直迷茫着、迷茫着，直到忽然有一天，我想到自己写东西还算过得去，与其这么呆着，倒是可以给新媒体写稿试试看。

那天走在路上，一个念头在脑海里反复横跳：反正已经不上班了，老子还能怎么样呢？

意义

自由撰稿人是个雅称。“自由”的意思约等于没工作，投稿赚稿费为生约等于没工资，因此自由撰稿人和无业游民是没什么两样的。

我的生活也随之又恢复成了失业时的样子：每天睡到自然醒，穿着大花睡衣，光着脚板，过得跟个古代大户人家的小姐一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早到晚窝在书房里，将门反锁。唯一的区别是，从前我写简历，现在改成写稿子了。

第一篇稿子很快就有了眉目。我采访了一名农民工。

大哥是广东人，讲着一口极其流利又极不标准的广东普通话。在我独自喝完一壶滇红的时间里，他兴致勃勃地向我详细讲述了自己如何学吉他，如何到工地打工，最后又如何一边打工一边弹吉他，最后成功把自己弹上了央视舞台的传奇经历，期间还顺道抽空传授了搬砖以及打灰的独家技巧。

但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倒不是他上了电视，反而是另外两件小事。

一件是他说自己高中去参加唱歌比赛，四五百人的大礼堂里，弹着吉他，高声独唱《真的爱你》和《站台》，在暴雨般的掌声里，最后一举拿下了第一名，也成就了他这辈子里最为骄傲的时刻；另一件是他就算上了电视，等回到了广东，还是什么也没改变，他该去工地打工还是要打工，该每天累得半死还是要累得半死。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就证明了普通人的日子都如同温水煮青蛙，越来越乏味，越来越没活力。过去有多美好，当下就有多苦逼。

不过我一个朋友却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文章发出后不久，有一次吃饭，她突然兴冲冲地说，她觉得这农民工大哥其实还是挺厉害的，虽然人在搬砖，可还能弹吉他唱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说你别听我扯淡，现实其实和她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到了这个年纪，梦想不如狗屁，他继续唱歌，纯粹是因为唱歌能有一些钱赚。

“那也比大多数人要厉害多了。”她不服气。

我也不服气，“我还写东西呢。”

“你也厉害。”

“我可不厉害。”话说得很洒脱，可分别之后，我却莫名怅然所失，联想起了自己遥远的十六岁。那时候我天天趴在桌子上，写些少男少女才爱看的东西，没想到到了三十六岁，还是一天到晚写来写去，只不过是将水笔换成了键盘，省了不少稿纸。这么一想，等同于过去二十年里几乎自己在原地踏步，这就很让人郁闷。

完成了农民工的故事后没有几天，我马不停蹄地又去进行了第二次采访。

对象是一所植物人托养中心的创立人相医生，地点离家没多远。那辆破车载着我，沿着国道，很快就将人烟全甩在了身后。周围很荒凉，一个人影也见不到，远方的麦田绵延到了山脚下，当中稀稀落落地插着几棵半死不活的杨树。我望着这些树，忽然就产生了一种十分孤独的错觉，仿佛自己变成了一个落难的水手，紧紧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却漫无方向，不知道到底要漂到什么地方。

相医生是个很健谈的人，烟不离手，一根接着一根，那天拉着我足足聊出了多半包烟。我们先坐在烟雾缭绕的会客室，后来又溜达到了院中的山楂树下，话题从“植物人”的看护开始，后来转移到了生死这种宏大命题上面。

我问他植物人还能不能醒来？

他说植物人醒不过来，只是一点一点，慢慢地走向死亡。

“反正最后的结果也是死，那专门看护的意义是什么。照看不照看，真的很重要么？”

相医生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问出如此缺德冒烟的问题，连手上的烟灰都忘了弹，差点烧到了手指。多亏他涵养好，还耐着心跟我解释，说人应该看淡死亡，但不应该看轻死亡，因为死本就是生的一部分，假如过程不重要，那么就不等同于活着就是在等死吗？

阳光照在院子里，晒出了一地的剪影。一阵风吹过树梢，也吹拂在了脸上，没人说话时，四下就显得格外安静。其实我特想说，人活着就相当于一个慢性死亡的过程，沿途的跌宕起伏全是过眼云烟，如果这样看来，活着可不就是约等于等死嘛。

这段话终究还是没有说出来。因为我怕挨揍。

倒是在离开时，我问了相医生另一个问题：“您当初为什么会想到从医院辞职，去做这么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情？”

他回答得十分坦诚，“一开始谁想过什么意义不意义啊？后来做着做着，钱没赚到，倒发现许多人都挺认可我做的事情，才明白是自己这么做确实有点儿意义。”

当天晚上我就失眠了，干瞪着眼，脑中盘旋着那个著名脱口秀演员的话：人间不值得。可过了一会儿，我又想起了余华，他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不明白谁的话更有道理一些，总觉得这两个人应该撸起袖子来打一架。

撰稿人

十月份时，两篇故事稿费先后到了账，满打满算不到九千，在北京这座城市里，实在是不值一提的。但是换一个角度，我至少可以每天睡到九点，不用往返一百多公里，也不用辛辛苦苦假装名医去卖保健品，这样子一想，心情马上好上了许多。

在拿到稿费的第三天，我和淼哥在市里吃了顿日料。在我被裁三个月后，他也遭遇了裁员，现在不得不在一家小企业里苟着，月薪六千，换算下来等同于五头山羊，或是两百杯冰美式。对这个数字他看得很开，理由在于许多人在裁员后找不到工作，不是去卖了保险，就是去送了外卖，如此一比较，发现自己的下场还算太惨。

但淼哥说，他最羡慕的人还是我，“因为你现在不用看人脸色，站着就能把钱赚了。”

我摇摇头，说：“我可没那本事，一样看人家脸色吃饭。编辑喜欢什么样的故事，我就得去找什么样的故事。不然写了也白写。”

“但至少用不着加班吧？”

“加啊，为什么不加？人家催稿，我就要写，写不出来，就要熬夜。熬到两三点也正常，看我这黑眼圈，快熬成大熊猫了。”

他夸张地笑了几声，说：“明白了，你是乙方。甲方吩咐什么，你就要照着吩咐做。”

“你别抬举我。采访对象才是乙方。我们这做采访的，啥也不是。”

趁着上菜的空当，我给他讲了之前采访的一件故事。那时我刚开始写故事不久，联系上了一个东北网红。他是一名油漆工，自学钢琴，虽然琴弹得也就那么回事儿，不过放互联网上，也足够引起许多好奇者的关注。

那次采访约在周末，我花了两三天，准备好了各种问题，可到了约定好的时间，油漆工却失联了。三四个电话无人接听，微信也不回；等了一个小时，电话终于可以接通了，我才一开口，立马又挂断了，之后再拨打过去，便彻底没了反应。这样被放鸽子的经历就很让人不爽，还不如当面扇一记耳光来的直接，我特别想要骂他一顿，可到最后还是放弃了。

“为什么？”淼哥问。

“我劝自己说他这会儿没空，说不定之后还有采访机会。毕竟也算个故事，我需要故事来生活。可事实证明，这种想法纯粹自作多情，人家压根就没想搭理我。之后几天我一想起这件事就郁闷，觉得自己什么也没做错，为什么会有人出尔反尔呢？不过最后还是接受了。总之这次他敢放我鸽子，除非他以后别找我，不然看我怎么放他鸽子。”

“那后来你放他鸽子了吗？”

我撇了撇嘴，“他没给我这个机会。都无所谓了，就是可惜那五千块钱稿费。”

淼哥放下筷子，沉默了两秒，说：“看来你也不容易。就真的不考虑找个地方上班了吗？”

我笑了笑，“写稿是我现在唯一还能做的事情。说实话，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好我也不清楚，不过我知道，反正也没法更坏了。只要我不上班，我就不会再失业。”

那天我们两个吃了一百多条甜虾，几十片生鱼片，如同两个饿死鬼托生，看得服务员瞪圆了眼睛。分别时天色阴沉，好像涂满了墨汁，远方的霓虹灯看起来跟美丽的海市蜃楼一样。淼哥对我说了一堆虚无缥缈的话，总结起来，全是关于理想和信念的鸡汤，最后他十分认真地鼓励我：“李渔，你一定要好好写，我觉得你能坚持做这件事情，十分有意义。”

我反复掂量着他口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想着想着，忽然就觉得十分可笑：两个加起来七十几岁的人，一把年纪，生活过得一塌糊涂，居然还在马路边上煞有其事的谈理想，谈人生，这可真是荒谬。

接下来的日子，就像我和淼哥聊天时所说的那样，就算窝在家里，也闲不下来，每天不是忙着做采访、写故事，就是和编辑们掰扯细节，然后对着一篇故事反反复复修改。这些事情很琐碎，交织在一起，就像一团理不清的乱麻，常常要到后半夜才能上床。

慢慢的，我开始习惯了自称“撰稿人李渔”，也习惯了被称之为“李渔老师”，开始变得不修边幅，头发乱糟糟地好似鸡屁股，满脸挂满了黑压压的络腮胡子，有时索性光着膀子瘫在沙发上，看起来跟印度电影里的苦行僧一模一样。

只有完成了一篇故事时，苦行的日子才能暂时终结，我得以关上电脑，跟只树懒一样谁也不搭理，在网上找各种电影看到半夜，第二天赖到晌午才起床。可这样的日子最多也只能维持两天，一想到银行账户上的数字，心里面就会变得格外不踏实。

这样忙一阵，闲一阵，转眼就到了十一月。我采访了一名带货主播。他从前是一名程序员，有一天突然脑子一热，辞职跑到大凉山卖苹果去了，在最艰难的时候只能借钱过日子。我本来设想把他的故事写成乡村版的《月亮和六便士》，可细细想来，高更的人生跟卖苹果完全不搭界，而且应该也没有人会真的以卖苹果作为人生奋斗目标吧？

问题被我抛了回去。主播的解释是，一开始他只是觉得规规矩矩的生活没意思，有一天，突然想辞职，于是就辞了职，至于去大凉山和卖苹果，都是后来才想的方向。我就想起了自己的二十几岁，好像从来没有这样鲁莽和任性，那时的我恪守着规矩，别人说什么就做什么，可一晃十年过去，回头一看，过往仿佛一张无聊的白纸。

好玩和自由

2023年平平淡淡的到来了，我除了年长了一岁，没有遇见什么惊喜，好在也没什么意外发生。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每个人看上去都是喜气洋洋的样子，我也难得早起了一次，把乱糟糟的头发剪成短发，还买了两件新衣裳。望着镜子里焕然一新的自己，我突发奇想，自己也应该去许个新年愿望，然而憋了半天，最后却只笨拙地冒出来了一句：工作加油。

不知道是不是许愿真的显了灵，过了年，工作十分顺畅，我撰稿越来越娴熟，采访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既有文质彬彬的大学教授，也有连中学都没读完的体力工作者。对我来说，他们都是远在天边的人，互相八竿子打不着，可现在无论贫富，都一样对着我分享人生，好像他们之间又没有什么两样。

春天时我采访了一位AI专家，在阴冷的午后，整整一个半小时里面，他十分激动地讲着着一堆让人费解的词汇。我昏昏欲睡，可又不能睡，只能托着下巴，无聊地拿铅笔在纸上画起了小王八。

整个采访，印象最深刻的只有那句“AI将改变世界，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我问他是不是感觉很激动，结果他反问我：难道你不激动吗？我说了一堆场面话，其实心里压根对AI不感冒，也对革命毫无兴趣，真正在乎的还是楼下铺子里的猪肉价格和每个月的水电费。我想：人工智能再牛X，也不能替老子吃饭睡觉吧？

下一个采访对象是一名二十出头的电力工人，从早到晚出没于深山老林，跟漫画里的蜘蛛侠一样，在高压电塔上一呆就是十几个小时，不光在高空吃饭、睡觉，也在高空撒尿。我原以为这是一个流着鲜血和眼泪的故事，没想到他却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自己干了十年了，现在一个月能赚万把块了。而他最得意的事情有两件：一是他十分擅长爬高压电塔，百十号人的施工队里，没一个人能比他爬得快；另外一个，就是他虽然爬得快，但下盘很稳，从来没从塔上掉下来过。

我大概自己这辈子也不会爬上高压电塔，更不会从塔上掉下来，所以对于这份骄傲实在是无法理解。不过我想他一定不在乎我理解不理解，正如同我不在乎AI的运行原理是什么一样。当他站在高塔之上，他不会联想到有人正坐在明亮的写字楼，大谈特谈着“科技革命”这样高深而无聊的话题；但另一方面，谈这些命题的人也同样不会跑到百米高的铁塔上摘鸟窝、被雷劈。从这个角度上思考，人与人之间，谁也并没比谁强上多少。

后来，我发现许多被采访的人都是如此，别人爱怎么想怎么想，自己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

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兄弟，坚决从杭州辞职，跑回老家，一口气种了上千亩的向日葵。我说我X，你是个大地主啊。他说种地其实挺不赚钱的，赶上一次病灾，两年的收入就全给赔进去了，村子里的年轻人能跑的早都跑了干净。所以不是自己牛X所以地多，而是因为没人种地了，自己的地就多了。

“那你怎么不跑？”

我以为他会回答为家乡做贡献，没想到他却不好意思了起来，“我跑了啊。可上班比种地还没意思，我就跑回来了。”

一个东北大哥是个木匠，有一天突发奇想，跑去了云南乡下手工造车，自此整日对着一堆破铜烂铁的搞“发明”，拆了造，造了拆，倒腾出了躺着开的车、汽油桶做的车，还有上班摸鱼车。但除了自娱自乐，以及欠了一屁股债之外，好像并没什么卵用。

我给他编了一堆理由，比如，他决心要造出个中国版的特斯拉，然后搞个无人驾驶，最后发个火箭，“嘭”一下就上了太空。他听得一愣一愣的，就是不上道儿，最后不得不跟我解释：“别。我纯粹就是为了玩。”

“没了？”我有点儿失望。

他想了半天，说：“没了。因为真好玩。”

那天晚上我想起了王小波的一段话。他说生活就是自己，就是我们本身。从前我将自己困在格子间，对着电脑整日发呆时，以为生活就是那么无趣且按部就班，可从来想不到有人会以爬铁塔为荣，有人会执着于种田，还有人什么目的没有，天天挥汗如雨地造车。

一个月后，我认识了一个山东大哥。聊天时，他说自己一辈子在底层摸爬滚打，当工人时，亲眼看着工友被机器砸断了腰，“当时眼睛一下没神了”；后来又摆过摊、开过摩的，“整天被城管追着跑”；现在快五十了，只能靠骑摩托给人送货，不光时常通宵熬夜，隔三差五还要在路上摔一跤，“好几个同行都摔死了。”我说你觉得苦不苦呢？他说那怎么不苦，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苦不苦是其次，那么多行业能赚钱，可自己无论如何，还是一定要去开摩托。

“原因呢？”我问他。

他很坚定地说，“因为骑上了摩托，我感觉自己很自由。”

成为李渔

整整一年，钱没赚到多少，只留下了几十篇文章。这些文章被我悉数放在了朋友圈，没人点赞和留言也不在乎，反正一个一个就搁在那里，如同一张张拼图，凑在一起，把时间拼凑了起来。

2024年年初时，我和编辑聊天。她说你看起来状态比以前好多了。我说哪里好了？她说没那么丧气了。

她又问：你写了一年稿，有什么心得体会没有。

我思来想去，总结如下：

1，稿费少；

2，总熬夜；

3，别人的编辑催稿，我的编辑催命；

4，常被邻居当做无业游民（虽然事实也是如此）

我告诉她，其中尤以第一条和第三条最为关键。然而这个小丫头并不想接我话茬，反而说李渔老师，那你想清楚自己写作的原因了吗？

我想起了自己失业时的场景，那时候我逢人就说，没办法，自己走投无路，不得已而为之，只会写字。可现在一想，好像又并非如此。

后来在写一篇故事时，我找到了答案。那是一个在北京送外卖的台湾人，他对我说，自己正在做自媒体，虽然始终没赚到什么钱，但他还是要一直坚持做下去。我问他为什么啊，他说总觉得自己应该留下一些什么才对，哪怕在一百年后，别人看到了，也能知道他的生活是这个样子的。

犹如五雷轰顶，我瞬间明白了自己天天苦逼地码字是为了什么。我只是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方式来证明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这远比一切都来得更加重要。

那天我想起了苏敏。一个五十九岁的女人，逃离出了婚姻的不幸，开始漫无目的开始远游，最终她重新找回了自我。小编辑把这篇故事命名为“自驾游阿姨成为苏敏”。我想，我的故事也可以这样标注：

35岁失业的男人，成为了李渔。

作者｜李渔 编辑 ｜黄栗 视觉｜ 鬼鬼 T

部分图源ShenzhenWeekly

本文来源观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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