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作为20世纪中国的重要标志性人物，毛泽东、周恩来以如椽之笔改写了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他们之间的“天作之合”不仅产生了巨大的政治震撼力，而且也具有令人神往的美学境界。在中外政治史上，虽不乏两人并称的例子，但与“毛、周”相比，其逊色之处便不难立见。
在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是高于毛泽东的。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则成为毛泽东的主要政治助手。
在残酷的革命战争时期，领导者的军事才能决定革命队伍的生死，在遵义会议之前一段时间，周恩来是中央苏区主要负责者，同时也是最高军事指挥者，几年时间他也指挥了几次战役，有胜利也有失败，不过，总体来说，是失败居多。在与毛泽东并肩作战过程中，他一步一步认识到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才能，更意识自己在军事上不如毛泽东。
那他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军事才不比不上毛泽东的呢？
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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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毛泽东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合作关系，此后，两人若干共同的经历对党的历史发展也有不少共同的影响。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两人都在广州，商讨对策时都主张进行反击。大革命失败后，两人都举起枪杆子，领导武装暴动。先是周恩来领导八一南昌起义，40天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
在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两人都受到了“左”倾盲动主义领导给予的错误处分。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两人天各一方，一个隐蔽活动在敌人心脏的上海，一个转战于偏远的湘赣闽粤深山。
在党的六大上，周恩来作了军事报告，随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负责主持中央日常事务，包括军事工作，联系和指导“朱毛红军”。
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是党领导的一支最大的、也最有影响的革命武装，周恩来更是关注。但遗憾的是，他对红四军的最初指示，即1929年中央“二月来信”，由于对形势的估计比较悲观，对红四军状况缺乏具体了解，提出让朱、毛二人离开队伍、部队分散活动的建议，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对于此事，两人后来很少提及，但无疑使彼此间多了一些了解。
周恩来没有对毛泽东表示不满，而且承认“二月来信”所谈分散问题确有毛病。
为解决红四军的前委和军委关系的争论，周恩来提出让红四军派得力干部到中央汇报。这才有了陈毅到上海向中央的全面报告，并带回主要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精神起草和经他审定的中央“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对毛泽东给予充分支持和维护，以此为基础召开的古田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
在1930年10月罗坊会议之后到1931年10月赣南会议之前的一年间。尽管项英代理过近9个月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但他不大懂得军事，缺乏对敌作战经验，因此，那时的军事决策基本上还是由毛泽东决断的。
那段时间与他在井冈山时起主导作用的情况大体相似，因而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他的两首词作《渔家傲》所填的“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既讴歌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痛快淋漓消灭敌人的胜利场景，也反映了他运筹帷幄、导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的欢愉心态。
而此时在上海的周恩来情况有些不妙。1931年底，由于党内大叛徒顾顺章的叛变，党中央在上海遭到了近乎毁灭性打击，当时负责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也成了敌人抓捕的重要对象，在此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来到江西中央苏区。
来苏区后，周恩来从毛泽东手中接过苏区中央局一把手的职务，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主持全面工作，主要负责军事领导，也就是说，此时的他，是毛泽东的上级，负责指导毛泽东打仗。
接下来发生的一场战役，是周恩来来中央苏区后领导的第一场战役，但正是这场战役，因为他没有听从毛泽东的劝阻，导致惨败，让红军遭受巨大损失。
这是哪场战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