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有了专业性，也多了情绪化

◎余小鱼

改编自真实事件，既有深刻的社会议题，又有浓郁的人文关怀，《白日之下》堪称4月影院里的最大惊喜。但该片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给职场影视创作所带来的启发。

如果说当下的很多职场剧不过是披着职业外衣在谈情说爱，那么该片的“职场含量”则是十足的。这不仅表现在主人公记者凌晓琪的成长故事里，更体现在新闻行业必须直面的结构性困境里。当观众看惯了电影中峰回路转、拨乱反正的大团圆结局，该片片尾却直白地告诉大家：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新闻报道而变得更好。

而这恰恰是职场剧的魅力所在：比起那些虚无缥缈的宏大叙事、四处泛滥的情感渲染，它更应该冷静、理性地向观众阐释出“什么是一个行业的工作伦理”“什么又是一个从业人员所承载的行业文化”。

专业性

专业性，也许是谈论职场影视创作时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但究竟什么是专业性？

同是新闻行业影片，《热搜》认为专业性就是让主角用报菜名的方式一个接一个地介绍媒体行业的专用名词；《不止不休》则把主人公异化为符号上的“英雄”，把专业性扭曲成主题先行的信念理想。它们的共同点是把叙事局限在个人的爱恨情仇里，见不到真正复杂的“行业现象”。

而《白日之下》并没有把凌晓琪刻画成完美的理想主义者。正相反，她一出场就向观众展示了自己作为职场老手的世故，不仅向上司坦承自己卧底养老机构就是为了得奖加薪，还故意嘲弄抱着一腔热忱进入新闻业的后辈。

但片中，也是她在为被性侵的智障女孩四处奔走，为受到非人待遇的老人寻求公道——这些行为显示出她的社会责任感。哪是什么让她装扮成玩世不恭的模样？答案就在编辑部的会议里：记者们在一起讨论的是，如何用“虐待老人”“混蛋护工”之类耸人听闻的标题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而在调查取得初步进展但还缺少决定性证据的情况下，凌晓琪建议在报道中添加“怀疑”二字，结果上司大发雷霆：“你当我们是流量工厂吗？”

这就是当下新闻行业难以破解的结构性困境：一面是各种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强力冲击，造就了“流量为王”的局面；另一面则是传统新闻机构的严肃性报道左右为难地徘徊在“真实”与“热点”之间，举步维艰。

这种复杂和矛盾还表现在片中的养老行业。“彩桥之家”的院长性侵智障女孩的行径令人不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大言不惭地表示“要继续服务院友”的言论更显出其毫无悔过之意。但也是他建立起养老机构，收留了那些被社会或家人遗弃的老人、病人。所以他有理由为自己申辩：“谁能像我一样亲力亲为地服务院友？谁能像我一样记住每一位院友的名字？

私营养老机构资金、人手不足，服务质量低下；公办养老机构和职能部门又无力应对，将弱势群体往外推。养老行业面临的困境背后是早就暴露在“白日之下”的社会问题。进而言之，客观、全面地表现复杂的行业现象，才是一部职场影视作品所应具有的专业性。

工作伦理

当下职场影视作品的另一个问题是往往游走在极其浅薄与极其宏大的两极。还是以新闻题材作品为例，“极其浅薄”者集中体现在对人的工具化和机器化的强调。比如，《新闻女王》中多位女主播的成长被设计成如何运用职业技巧获得成功。新闻行业变成了发家致富的手段——似乎除了迅速占有资本的冲动，职业本身再无意义可言。殊不知，这种“宫斗”故事的变体背后是狭隘的利己主义和只求好处的市侩主义。而“极其宏大”者则将职场剧异化为对某一个行业想当然式的图解。比如，《不止不休》将记者追寻真相的行动包装成了理想主义者的一路高歌，但由于缺少了现实的碰撞和矛盾而显得空洞无物。出现这两个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对“工作伦理”的反思。

所谓工作伦理，是对职权行为的价值判断。《白日之下》中的凌晓琪先是假扮通伯的孙女潜入养老机构，然后为了获取更劲爆的消息贿赂养老机构的服务人员。这些行为明显违反了新闻行业的规定，但又显示出当前新闻行业的尴尬——凌晓琪所在的报社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奄奄一息，部门裁撤“危在旦夕”，这才迫使记者采用非常手段以挖掘更吸引眼球的题材。

影片中，凌晓琪因为曝光养老机构的非人行径而得到主流社会的赞誉，但真实的报道又导致“彩桥之家”被关闭，养老院的老人、病人被赶出来——这让他们非但不感谢凌晓琪，反而将她视作“害人精”。这不禁让人思考：记者心中坚持的正义、追寻的真相如果损害了被报道对象的切身利益，是否仍能称之为正确？

尽管一直装疯卖傻的通伯最后用“做正确的事不需要感到内疚”安慰了凌晓琪，该片还特意在片尾字幕淡出后用一幕众多记者进行采访的场景暗示新闻行业的社会意义，但现实仍是骨感的——凌晓琪的报道并没有完美地解决事件，她本人也选择了辞职。这也意味着，更多记者仍会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面对诸如此类的非议甚至谴责。而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新闻工作者究竟该如何行使自己的职权？

总之，职场影视剧不该将矛头指向某个个人或团体的罪恶、把行业内的冲突性和矛盾性简化为正邪对峙的故事，而应该通过对工作伦理难题的阐释来实现一部职场影视作品该有的社会价值。

保持克制

《白日之下》并非没有缺陷。正相反，与思想性的深刻相比，该片的叙事相当割裂。如果凌晓琪从世故到热血的转变还能用“找回本心”来解读，影片后半段主旨的偏题则让人费解——职能部门不作为，养老机构缺乏人手等一系列问题似乎被遗忘了，只在片尾以字幕形式一闪而过。

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创作者太想凸显新闻记者这一职业的“神圣性”。比方说，在整部电影的严肃基调之下，导演刻意安排了凌晓琪与通伯在海边拍照留念、凌晓琪与同事为养老机构内的院友过冬至等温馨桥段，意在突显新闻记者的善良和人性。但这又和凌晓琪前后人设的转变一样，显得突兀、不自然。进而言之，该片从后半段开始，强烈的情绪化就逐渐掩盖了本应坚持到底的冷静。这或许是因为创作者太想歌颂新闻行业的缘故。

这也是当下职场影视作品的通病。表面上看，现存的职场剧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公务员、律师、演艺明星、高级白领居于社会上层，有着优越的物质生活环境，趋于“绚烂”；警察、医生、记者，常常要面对痛苦、死亡等生活阴暗面，趋于“残忍”。但两者又是殊途同归——通过为观众“造梦”，让受众得到最极致的情绪体验。

同样是用新闻揭露社会问题，《白日之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聚焦》和《她说》。但应该看到，后两部电影都以新闻编辑的角度来展开叙事，影片内容的主体是大量繁琐，甚至枯燥的新闻采写工作，和该片中凌晓琪在养老机构的冒险/侦探故事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这恐怕还是因为《白日之下》没能用更冷静、克制的眼光去审视新闻行业——某些貌似“悲观”的叙述不过是为行业受到的不公待遇鸣不平而已。

回头来看，我们也不得不追问一句：创作职场影视剧的根本目的何在？是宣传、赞美某个职业，还是反映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