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有关马老的三件往事

有关马老的三件往事

谭 楷

感觉马老走得相当突然。

仿佛是昨天,还看到李老、章老、丹枫,还有我们科幻世界杂志社的杨潇,参加马老110岁的庆生活动的视频。马老思路清晰,谈笑风生,联想到他写下的“福”字时,那力透纸背的遒劲,我想,马老怎么也得健健康康地再活10年吧。

一颗巨星殒落。觉得中国文学的天空缺了一大块。

我毕生服务的《科幻世界》,几十年来得到马老的悉心指导;为我的父亲落实政策,得到马老强有力的支持;我写《枫落华西坝》,马老欣然题写书名,并让我带去他对加拿大友人的问候……不知不觉间,马老的作品,马老的言行,化作我生命与记忆中的珍藏。

在痛悼马老之际,匆匆写下有关马老的三件事,以寄托哀思。

一、马老帮助我的父亲恢复党籍

我珍藏着马老手书的几封信。

我的父亲晚年,非常痛苦,为的是恢复1938年中共党籍的事。

父亲于1938年在成都朝阳学院读书时加入中共。后来,他考入华西协合大学经济系。1940年,成都抢米事件造成白色恐怖,党组织贯彻“长期荫蔽,党内小,党外大”方针,通知父亲“不要找党,党会来找你”,就暂时脱离了组织关系。之后的几年,父亲在外围不断为党工作。1944年,父亲大学毕业后在经济系任教。由于他酷爱数学,记忆力强,算盘打得好,被借到财务室工作。党组织认为,父亲已打入“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的核心”,就让他继续“潜下去”。1947年,他曾去找过博物馆的刘盛舆教授接关系,还是没接上,刘因暴露了,仓促离开成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盛舆在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任职。父亲写信请他作证,意在恢复党籍。不料,刘犯了“瞧不起工农干部”等严重错误,送去劳改。刘盛舆还有个兄弟叫刘盛亚,是著名作家、教授;他们的父亲刘伯量,是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一门三教授”之说。而1957年,刘伯量和刘盛亚都错划为右派。刘盛舆完全失去了为我父亲作证的资格。

由于父亲的“脱党”,历次政治运动都难免被怀疑是“叛党”,从而受到冲击,也让子女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所幸,在从洋人手中接收华西的财务工作中,父亲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便任财务主任、财务科长。退休后执掌校友会美金账户,一分一厘,清清爽爽,深得历届院校领导信任。他还是四川珠算协会首任会长,中国珠算协会副会长。

“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与我父亲同时脱党的6位老战友均恢复了1938年党籍,唯有我的父亲未能恢复。他退休后的十几年,从70年代写到90年代,从希望的春天写到绝望的冬天,竟写下了几公斤的申诉材料上报,但一直没有结果。

我想到了马老,建议父亲写信,向马老求助!

1987年11月5日,收到马老写的满满两页纸的回信,马老非常细心地阅读了父亲的申诉材料,并引用文件精神写道:“凡是由组织上切断关系而失去联系后,仍然一直从事党所领导的革命进步活动,直到解放,可以找到证明的,可以从入党起算参加革命工作。”

马老还说:“刘盛舆是最好的证人。可惜他平反后就死了。”

到了1996年,华西医大的吕重九书记表示,要下最大的决心解决我父亲的党龄问题。老干处的刘建学追星赶月般对父亲的脱党问题作了细致深入彻底的调查,还查出父亲冒着极大危险为党购买油印机,掩护地下党负责人摆脱特务追捕的实情。在档案中,还有马老、李澄(父亲的上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沈阳市委书记)、彭塞(成都地下党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市委常委)等人的证明信,有的信居然没有拆开!

马老的提醒非常重要——“找刘盛舆!”调查人找到了刘盛舆的夫人肖孃孃时,肖痛心疾首地说:“你们早就该来了。12年前,老刘临死前说过,1947年,为躲避特务追捕,我没能为胡永骧接上组织关系,让他一辈子在党外,真让人心痛!”

没料到,心情抑郁的父亲患上了癌症,一查出已是晚期。

在马老亲切关照下,在吕书记和华西医大党委努力下,1996年10月1日,吕书记到病房宣布:“胡老,根据市委组织部批准,恢复你1938年入党的党籍。”那时,父亲的泪泉已干涸,只能用微弱的声音说:“谢谢!”20天后,父亲病逝。

我的父亲,总算在生命的最后日子实现了一生最大的愿望。

后来,我去重庆看望了肖孃孃。走进她桶子楼狭窄的家,引人注目的是“堂屋”正中放着三只最便宜的粗瓷骨灰罐。肖孃孃平静得让我吃惊。她说:“父子三教授,总算团聚了。”

重庆归来,我向马老汇报之时,马老久久沉默无语。

后来,我读到了马老愤怒的文字:“我们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遭到太多的冤案,这是为什么?”

二、马老“一生最大的遗憾”

马老晚年作品中,《百年拾忆》《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是可与巴金的《忏悔录》媲美的传世之作。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贺惠君——我永远的遗憾》那一篇泣血锥心之作。

我大弟弟的岳母就是贺惠君,就是李致称之为“贺大姐”,马老称之为“贺小妹”的成都地下党学生工作部的传奇人物。

贺惠君和李致同为学生进步组织“破晓社”成员。大都是华西协中的高中生,十六七岁,以兄弟姐妹相称。贺惠君泼辣能干,分析问题有说服力,处理问题比较理智,被推为大姐。在地下活动急需经费的关键时刻,出身富家的贺惠君和他的爱人詹大风,鼓动家长卖地卖房,筹集到几麻袋银圆交给了党组织。

据马老回忆,他在是1947年认识18岁的贺小妹的。“她那么年轻,谈起问题来却有条有理,无怪乎中学生中的进步青年尊她为大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贺惠君在共青团成都市委工作,马老在成都市委分管青年工作,见面机会就多起来。马老的印象是:“他们做青年工作十分活跃。有一个很亲爱团结的战斗集体,每次我到他们那里去,就听到欢歌笑语,十分快乐。我那个时候刚跨过青年的门槛(注:马老那时也不满40岁),在那个高级机关为一种不苟言笑的严肃气氛所包围的精神,像突然获得解放似的,我真感到是进了‘青年乐园’了。他们不习惯叫我官名,还是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样叫我‘老马’,我还是叫贺惠君为贺小妹。生活是美好的,心情是愉快的,工作也是主动积极的。大家说,这才叫解放呢!”由于贺惠君工作表现很好,后来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

马老回忆说,这种精神解放的日子并不长。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事件”,让团市委不少年轻党员被卷入,疑是胡风分子,被七斗八斗,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逼疯了。贺惠君算是“勉强过关”。接着开始的“肃反”,贺惠君更是对“大胆怀疑”的过火行为表示异议,对于她又一次被审查表示不满。于是,在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号召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时,贺惠君又对肃反中的事提出不同看法,对省委个别领导同志对地下党的不公正的对待,表示异议。

接着,急风暴雨的运动开始了。示范性的省级批斗大会在红照壁大礼堂举行,贺惠君被当作了批斗的重点。马识途忐忑不安地走进礼堂时,却被省委书记一眼看见,立刻叫过去,让他坐在身边。

一个接一个的批判者上台,狠批贺惠君的“右派言论”。马识途如坐针毡,为自己的部下捏汗之时,省委书记点名要他上台:“你是地下党的领导,你应该上台去批判她。”

马老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原来,省委书记叫我坐在他身边,是让我在大庭广众面前,特别是在许多地下党同志面前,睁起眼睛说假话,昧着良心去批判自已的老部下,情何以堪?

我当时的心深入七八个吊桶,七上八下。是如何是好?很显然,如果我拒绝了省委书记的指示,后果不堪设想……真是生死祸福,就在一念间。省委书记那看着我的眼神,看来不仅严厉,甚至凶残,如剑锋一样对着我,我该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了,我只好横下一条心。走上台去要求发言。我不知道在台上都说了些什么,反正按照省委书记的指示,批判贺惠君的反党言论。讲了几分钟下台来了,我一直不敢看贺惠君,下台时候从她身后走过,连她的后背我也不敢看一眼,真是落荒而逃。省委书记却感到很满意,微笑迎接我入座。然而,那微笑却叫我寒心。

散会后,我几乎难以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想贺惠君的心里一定流着血,或者她正在心里痛恨我,不讲良心,这么卑鄙!是的,我是卑鄙,然而我的心里也流着血!这算什么呢?我上台去说的那些话像刀子一样,把一个一直尊敬我、对我好的同志伤害了。他们一定会把我的批判作为主要根据,把贺惠君定为右派。”

不出马识途意料,不仅贺惠君被定为右派分子,连没有右派言行的詹大风也“顺便”定为右派分子。詹大风在被监督劳动时出了事故,让冲压机砸断了几根指头。一声溅血的惨叫,让“破晓社”的所有兄弟姐妹们心惊肉跳,却不敢表示同情。

漫长的22年后,贺惠君和詹大风终于得以平反,落实政策,恢复工作。贺惠君被调到四川省旅游局任副局长。马老写道:“很高兴,似乎我心头的包袱也因此减轻一些了。然而,那愧疚的烙印却深深地刻在心上,无法平复,一想起来,便觉不安,总要想当面向她道歉,才能让我放下包袱。”就这样,马老一直想有一个最合适的机会,向贺小妹当面道歉。

然而,1998年7月26日,离休在家的贺惠君摔了一跤,不省人事,送到医院去抢救未果,猝然去世,终年69岁。李致痛哭“叫了半个世纪的大姐呀”,并电话告之在北京的马老,让马老惊呆了!

后来,我和弟弟、弟媳读到了马老那一篇《贺惠君——我永远的遗憾》,最后那一段话,让我们哽咽,潸然泪下:

“于是我失去了自我救赎的机会。永远地失去了,我将带着这种失悔走过我的一生,忍受羞愧的啃噬。即使我从北京回到成都,在医院里见到贺惠君的爱人詹大风,向他吐露我的羞愧负罪之情,追悔莫及之情,以至于流涕,都无济于事了。那又有什么用呢?贺惠君没有听到,而且永远听不到了。”

“这是我一生中永远的遗憾。”

马老的自责与忏悔,让我想起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能勇敢认错改错的人,如日食和月食,让天下人仰慕。

刘心武曾谈及十年“文革”之后,“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最缺什么?他说:“最缺乏的是民族忏悔意识”。

马老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他的自责与忏悔,是财富中的财富,值得我们子子孙孙学习与传承!

三、马老和云从龙父子

2016年初,马老听说我要去多伦多采访云从龙的儿子云达乐,叮嘱儿子马建生发来一段录音,他说:

“谭楷,你见到云达乐一定要代我问好!他的父亲云从龙,过去做了许多帮助我们的工作,至今我仍然非常感谢他!”

102岁的马老声音洪亮,口齿清楚。在安大略省欧文尚德市的云达乐家中,我将录音反复三次放送给云达乐听,他笑得嘴都合不上,连连说好。

1947年,马识途在成都领导创办地下报纸《XNCR》时,得到“布尔什维克传教士”云从龙的极大支持。承载这故事的历史建筑,就是人民南路三段,紧邻华西医院附属二医院,那座围墙围着的临街老房子,上面挂着人民南路三段16号14栋的牌子。

细看它,一楼一底,有回廊有大屋顶,气度不凡,是20世纪初流行的中西合璧的小洋楼。但多年失修,显得十分破旧。谁能想到,这样一座小洋楼,秘藏有上千册革命书籍,不仅是华西协合大学的进步青年组织“星星团契”的活动场所,更是“成都的挺进报”——中共川康特委创办的油印小报《XNCR》的情报收集处。小洋楼的主人,就是华西协中校董、英语教师云从龙。

那时,华西坝还没有被人民南路剖成东、西两大块,这座小洋楼被花园环抱,绿树半掩,非常幽静。不远处,一棵粗壮的皂角树,撑开巨伞,撒下一片阴凉。幸运的是,皂角树长在绿化带的中间而得以幸存,至今挺立在人民南路上。

1946年深秋的夜里,有人轻轻地敲开了云从龙家的门。

云从龙似乎早有准备,热情地将客人迎进来,客人呈上手中的信函,说了一声:“这是张友渔给你的信。”

云从龙一听到“张友渔”的名字,会心地笑了。[注1]

这位半夜来访的客人,就是化名马谦和的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

云从龙读完了张友渔的信,知道了马谦和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希望能在协中找一份工作。云从龙便用英语与马谦和作了一番交谈,云从龙表示满意。马识途考虑自己做革命工作需要花很多时间,于是自称身体不适,不能担任太多的课时,最后说到只教两个班,每周授课12小时,并集中安排在三天上午,云从龙竟也一一答应了。

按云从龙的约定,在下一个周一,马识途来到协中的教员休息室,与校长杨立之和众教员见面。由华大教授、协中校董云从龙亲自推荐了一个刚从西南联大毕业的马谦和,是件不寻常的事,都挺好奇。

结果,云从龙听了马谦和讲课,又听取了同学们的意见,表示满意。新来的英语教师马谦和便站住了脚。

于是,同学们看见黄包车夫打着响铃,将新任英语教师马谦和拉到了协中教学楼门口。马谦和先生,国字型脸,前额宽阔,戴一副黑边眼镜,留两撇八字胡须,穿一袭灰色长衫,头戴土耳其帽,夹着大皮包,显得稳重健朗,十足的国民教师风范。

这样,马识途就有了正式的职业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他注意到,云从龙不准国民党在学校公开活动,学生们比较自由。随着频繁交往,云从龙对马识途越来越信任。闲聊中,“无意”间,就将教员中哪几个是国民党三青团秘密领导人,三青团将有什么活动,暗地告诉马识途。进一步熟悉之后,他竟然将从收音机听到的外国广播的中国内战消息,直截了当地告诉了马识途。

1947年初,驻重庆的以吴玉章为首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撤回延安,其机关报《新华日报》被查封,人员也一起被遣送到延安。《新华日报》被查封,犹如一座灯塔关闭了。党团员们听不到解放区的胜利消息,非常不适应。成都工委决定由马识途领导筹办一张小报,并在四川大学调来了一名机警、干练的女同志王放,参加办报。

办报必须要有消息来源,这就需要一部灵敏度较高的收音机,收听延安新华社的广播。那时候,国民党当局对收音机的管控很严,收音机的短波线圈一律给剪掉。去无线电商行买个短波线圈吧,有可能此店是特务开来专门“钓鱼”的,也很危险。后来,组织上设法找到与地下党关系密切的陈离巿长,他慷慨捐赠了一台收音机。当一台外观崭新的收音机到手后,马识途立即插上电源,一听中波,美妙的音乐十分动听;一转到短波,立即哑然。拆开一看,这也是被剪掉了短波线圈的收音机!

好在心灵手巧的王放,埋头钻研,短期速成,学会了装收音机,居然装了一台多管再生式收音机,收听效果还挺好。这样,办起了地下小报,取名《XNCR》,这个名字是延安广播电台的呼号。

马识途在回忆录中写道:

从此不管冬冷夏热,王放每天晚上就蛰伏在那屋角里,打开收音机,在茫茫的黑暗天空中,那怕嘈杂的干扰声中,去捕捉微弱的电波,然后记录、整理,刻成蜡纸,进行油印。总要弄在天快亮了,才把小收音机和刻写工具收拾进墙上的砖洞里。最后把一摞油印小报《XNCR》卷起来,放进提包。上午,就提着提包去分发。这一切,她都做得那么从容和沉着,她知道,稍微的疏忽就有可能带来杀身之祸。每天她提起包出去前,总要做个交代,说她晚上可能就不能回来了。

由于印报的隐蔽地点出现了问题,马识途和王放决定“报馆”紧急搬迁。所谓“报馆”就是一只旧皮箱,装着油印器械。思来想去,只能搬到协中分配给马识途那一间宿舍。然而,在这间宿舍里,不能挂天线,收音机收不到短波信号。断了信息来源,如何办报呢?马识途当即决定:

“到云从龙家里去!”

当天晚上,马识途和王放来到云从龙家中。一位陌生女青年的来到,让云从龙略感意外。考虑到今后王放每天晚上要到云家收集信息,也要使云达乐夫妇放心,马识途告诉了他们,《XNCR》是王放办的,他和王放是特殊的“同志加爱人”关系。云达乐夫妇一听,两眼发亮,又沏咖啡,又端点心,欢喜得不行。

拿破仑在总结此生的成功经验时说过:“信任就是道德!”

云从龙夫妇深知,马识途的信任是什么份量。这是一位真诚的朋友,在危难之际,把生命、事业、爱情,一切托付给了你。这是最大的信任,这是最高的道德!

此刻,马识途道出办报遇到的困难,想借用云达乐的收音机收听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夫妻俩欣然同意。王放当即打开豪华的落地收音机,微微调动旋钮,那熟悉而亲切的党中央的声音,从遥远的北方,无比清晰地传来。王放兴奋得两颊发红,说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好的收音机。由于灵敏度和选择性俱佳,飞砂走石般的干扰声被过滤得一干二净,女播音员说的每一句话,都听得清清楚楚,简直就像欣赏音乐一样舒服。

马识途与云从龙约好了,除了星期六和星期天,每天晚上到云家的客厅里收听两个小时,对外名义是学习英语。起初几个晚上,是马识途陪着王放去,后来因为工作紧张,就由王放自己去。王放对马识途说,云从龙夫妇对她很关照,常常送上茶点。王放收听回来,已是九、十点钟,便马上坐下来整理编辑新闻稿,有时还写评论。接着刻蜡纸、油印,几乎每天忙到东方欲晓。

就这样,云从龙的家,成为直接倾听延安声音的地方。胜利的消息,源源不断地通过云从龙家的收音机收录下来,成为《XNCR》小报的主要内容,散发出去。《XNCR》如同暗夜中一支火炬,为在地下艰苦斗争的同志们指明了方向,鼓舞了信心,凝聚了力量。由于云从龙的掩护,国民党特务始终没有查找到《XNCR》任何珠丝马迹。

1985年,云从龙90岁生日那天,华西老校友们,在他本人缺席的情况下,为他举行了生日纪念会。他的小儿子云达忠和学生们济济一堂,为他祝福。马识途欣然命笔,当场写诗赠送给这位一生的朋友:

谁说东方隔西方,当年友谊劳梦想。

天涯万里若比邻,祝君康寿百年长。

2013年,云从龙的大儿子云达乐,回到了他视为故乡的华西坝,去看望了马识途。李致说:“这是盼了60年的聚会”。

云从龙故居,这座历经百年沧桑的小洋楼,曾秘藏千册革命书籍,承载着川康特委和成都地下党的重要历史。笔者作为成都市历史建筑专家委员会成员,多次呼吁挂牌保护这一座老房子,曾得到马老、李致的首肯。

在怀念马老的时候,我又想起成都市人民南路三段16号14栋那老房子。在某些人眼中,这一栋百年老屋没有什么价值。

我说:只要我们不想割断红色历史,这一座小洋楼就必须保护起来!

[注1]张友渔(1899-1992),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法学家、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来源:永远的华西

作者:谭 楷(科幻世界杂志社原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中英文《大熊猫》杂志执行主编,成都历史建筑保护办公室专家委员会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