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78年我正在上海探亲。春节后一天，我接到单位发来的电报。母亲从厨房出来，问："是催你回东北吧？"我将电报递给母亲，她低头看了半日，抬头瞅了我半日："考上大学啦?这样的好事，没见你惊喜啊？"是啊，我对自己能够上大学是不是还在半信半疑？抑或是煮熟的鸭子会不会再次飞走？没来得及给兴奋准备好精神铺垫，于是就显得格外平心静气。
四十二年前的电报
也许有人会觉得你矫情：在那个年月，能考上重点大学且是恢复高考的首批大学生，能不喜笑颜开？这装的是哪头闷蒜呐！说我矫情？真是有点冤枉。
我从小是大学的追梦人。尽管跟着父亲天南地北的跑，历尽南腔北调的语言障碍，但学习成绩一直优秀。13岁时从一座破庙改成的小学里考进了省重点福州市第五中学（格致中学）。16岁时又从一所教学设施、生源状况都很弱的初中考进了上海市重点控江中学。开学典礼上，校长说：你们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学的校门。班主任说从现在开始就要做好高考的准备。我对自己说：不是考不考得上的事儿，而是考哪所名牌大学的问题。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不料一年后，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故。
在传达中央有关取消高考的文件时，本来即将面临高考的高三某同学无法控制情绪，放声大哭起来。
一年后，我们来到了吉林延边的珲春县，成了一名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
1970年，一次赶牛车去公社碾米，见到文书手里捏着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我马上借了纸笔将文件中的招生对象（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招生办法（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一字不漏地抄了下来，回到集体户相互传阅，煞时兴奋。我们男生还为此多喝了点酒，聚在门口的草垛上喊了半夜的歌，仿佛是无期徒刑见到了提前释放的曙光！
然而现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绚丽，让谁去上大学，是附加了不少条件的。譬如落实给大队一个上大学名额，除了文件上的规定，还必须是女性，朝鲜族，贫下中农子弟，中共党员等等。以后几届的招生，更是变本加厉，条件任由公社大队随意添加，简直就是对号入座。在那个年代里，单政审一条就让我靠边。于是对招生渐渐失去了兴趣：反正与我无缘，蒙起耳朵管它去招谁？
1973年。突然说是上大学要考试了！长久的剥夺、长久的压抑，当获得这样一个小小的公平竞争机会时（哪怕这个"公平竞争"只是招生办法诸多项中的一项），也让我信心倍增。我毅然决然地放弃等待报社以工转干的机会，回到公社参加考大学。
记得当时十五六个知青挤在一张朝族大炕上，大家都是从田间地头赶来，没来得及驱散浑身的疲倦便一头扎进了文化课程里，克服着求知与困乏的双重压力。唯我是记者出身，轻轻松松地捧着书本阅读，还不时充当着大伙的教师。知青开玩笑说我的名字早已填写进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里了，我何曾不是这么想？
考试自然很顺利，招生老师在面试时对我也赞誉有加，这让我整天曲不离口心花怒放。
谁知道这高兴，是老天爷变着法子在嘲弄你的。在考最后一门语文时，大家刚入座等着发考卷，主考却宣布起中央的决定，我因"家庭出身"不合格被淘汰出局。由于我在外界的竞争力一直很高，个别不知情的竞争者仍在编些诽谤于我：诸如登门找领导哀求哭诉啦、半夜三更独自在田间游荡啦、对考大学动机不纯对录取条件不满啦等等。我一时有口难辩。由于我离开报社是一心奔大学去的，现如今大学梦已碎，我又无业可就，那种失落、绝望、雪上加霜的滋味，像钢针扎在心头。我只能暗自发着誓：这辈子再也不去做大学梦了！
局势的转变往往在瞬间发生。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下达了招生文件，考大学主要依据"本人表现"和"择优录取"两条。当时却没让我产生什么反响。也许考大学的屡屡遭挫，也许是担心成分问题，我竟然观望了个把月。
范文发老师（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