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建国方略：定都伊犁才能雄视亚洲？孙中山为啥这么设计？

确立一个好的首都，就像是给一幅画点上了龙眼，对于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无论哪位政治家，在选定首都时都必须考虑多种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国防等方面。

中国的文明起源于北方，历史上大一统政权的首都大多设在北方，例如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洛阳则有九朝古都的称号，北京则是明清时期的古都。

孙中山先生曾提出过一个令人惊叹的构想：将中华民国的首都设在新疆的伊犁。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县级市，如果成为首都，或许能改写亚洲的命运。这个设想源自于对地理战略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远见。想象一下，如果伊犁成为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会如何改变亚洲乃至全球的格局呢？这个设想或许是一种崭新的启示，让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与未来的可能性。

辛亥革命的时代，孙中山回国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面对定都选择时，并非如他所愿地选定武汉，而是南京。这一选择并非简单的意志表达，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孙中山之所以未能选择武汉作为首都，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武昌地区受到黎元洪的控制，这意味着选择武汉就等同于受制于黎元洪的影响和威胁。

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孙中山提出的定都武汉，是基于中国在内忧外患皆无的理想情况下的设想。

他曾构想“一都四京”的规划，将武汉作为全国首都，同时在东西南北配备四个“副手”，分别是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即南京）、南京广州和北京顺天（即北京古称）。

然而，现实中的南京并非孙中山理想中的首都。他曾表示“金陵不可宅”，意味着南京并非理想的定都之地。历史上，南京作为“六朝古都”，虽然是中华民族在危难时期的紧急避难所，但建都于此的王朝多有偏安之嫌，成功者罕见。

相比之下，武汉则有着更为战略性的地理优势。孙中山曾提到武昌靠近襄樊，能够控制河洛中原地区，铁路修建后，其控制力更可延伸至长城以北。这种地理位置的优势，使得武汉在当时被孙中山视为更为理想的首都之选。

南京和武汉相比，在控制北方地区方面确实有所差异。武汉作为“九省通衢”，战略地位显著，有着“武汉一呼，四方相应，天下大定”的说法。

孙中山在“一都四京”规划中，将北京列为副都，但并未将其选定为首都，而是选择了西安，这一选择与他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判断密切相关。

北京和西安在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地位上有明显的差异。北京位于华北地区，毗邻东北和渤海湾，具有重要的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然而，孙中山却选择将首都设在西安，主要考虑到西安更适合管理蒙疆及更远的地区，符合他“谋藩服”理念的思想。这种选择反映了他对于国家治理和地区统合的深刻思考，体现了他对未来国家发展的战略眼光和远见。

在《建国方略》一书中，孙中山强调了西北地区的发展重要性，并提出移民蒙疆和修建西北铁路系统的重要性。他选择西安和伊犁作为都城，也反映了他对西北发展的重视。

总体而言，孙中山的定都选择与他对国家发展和地缘政治的理解息息相关，体现了他对中国发展大局的远见和战略眼光。

孙中山一直希望通过中国革命来“雪亚东黄种之屈辱”，“阻遏西势东渐”。这种想法早在1895年就已表露，他曾说过：“使中国脱离殖民化的危机，是保卫亚洲的第一步。”

在孙中山的眼中，中国不仅要发展自己，更要成为整个亚洲的代表力量。他认为，亚洲国家应该团结一致，共同面对外部压力，发挥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因此，他将中国的发展与亚洲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实现亚洲崛起的关键所在。

孙中山选择西安和伊犁为定都之地，深思熟虑，考虑到了经济方面的重要性。他意识到现有的铁路网主要连接了人口密集的城市，这些地区虽然人口众多，但资源有限，供需关系并不平衡，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好处。相比之下，如果能将铁路延伸至人口稀少但资源丰富的地区，将会促进人口流动和资源交换，带来更广泛的经济利益。这种布局不仅能够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也有利于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

总体而言，孙中山的规划不仅考虑了中国自身的发展，还考虑到了整个亚洲的利益和发展。这种宏观的战略思维使得他的理念超越了当时的局部利益，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

孙中山强调发挥西北独特的区位优势，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地深化交流合作，正是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理念之一。此外，他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也是基于这一思路。

他在《建国方略》中指出，书中的大方针是关于国家经济的大政策，具体的实施需要专家调查和科学实验。他并非要求后人一成不变地照搬他的想法，而是提出建议并希望能够为国家发展提供参考。

孙中山的这些设想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前瞻性和借鉴意义。他的志向和愿景，许多已经在今天得到了实现。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