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揭露残疾院舍内情，年轻香港导演关注社会问题

日前揭晓的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白日之下》斩获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三个表演类奖项，获奖数量仅次于《金手指》。在一些影评人看来，以《白日之下》的品质，应当拿到更多荣誉。

《白日之下》出自新导演简君晋之手，取材自2015至2016年间轰动香港的社会新闻，综合剑桥护老院虐待院友事件、康桥之家院长涉嫌性侵院友事件等改编而成。

数年前的一连串社会新闻引发各界愤怒，也在简君晋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成为剧本创作的冲动。在导演阐述中，简君晋说：“我们一直追求社会安定繁荣，却有一些人连基本的生活要求和生存尊严也不能达到。”基于这样的困惑，他找到当时参与相关报道的记者了解详情，也逐渐发现新闻人的无奈。

这些新闻工作者希望将所见不公之事一一曝光，令真相大白于天下，有时换来却是徒劳和误解。即便如此，他们仍没有离开岗位，依旧执着于事实。这让简君晋找到了故事在案件之外的另一个讲述角度：一个濒临解散的新闻部门，如何在预算裁减、处处掣肘的情况下相互配合，掌握关键证据，向社会披露院舍恶行。

由此，《白日之下》双线并行，讲述的是报社接到残疾院舍虐待院友的匿名爆料，记者凌晓琪潜入院舍暗访调查，希望通过报道揭露院舍的非人道生活，还老人、残障人士以生存的尊严，继而推动社会进步的故事。

“希望”不是结果，而是动作

如果仅仅是呈现事件，那么读新闻报道或者看纪录片即可，电影的意义在于呈现和反映事件中的人性与人情。

《白日之下》塑造了院舍与新闻部的人物群像，冷静克制的拍摄技法贴近真实，又以大量细节创造出有温度的情感空间。创作者关心院舍中的老人、残障人士的处境和心绪，也描摹了他们家人的无奈和痛苦。通过展现记者、律师、议员、社工等不同群体对待同一桩事件的态度，勾勒出社会的整体面貌。案情在曲折中推进，逐渐揭示了一个残酷事实：院舍中实施虐待和性侵的护工和院长是罪恶的，而处处漏洞，为钻营者提供机会，让作恶者逍遥法外的制度也应当被问责。

姜大卫、林保怡、余香凝等老、中、青三代香港演员组成的阵容，为影片的品质奠定了基础。两位九零后女演员余香凝和梁雍婷分别凭借记者凌晓琪和性侵案受害者小铃的角色，分获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和女配角。影片中，两位女演员素颜出镜，还原生活本来面貌，贴近人物真实状态，给许多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余香凝塑造了一个坚韧无畏，富于勇气，受挫时也会感到犹疑迷茫的记者形象，梁雍婷则塑造了一个天真纯粹、心地善良的受害者形象，令观众同情，也更加愤恨加害者的恶行。

演员姜大卫在片中饰演一个表面疯傻实际世事洞明的老人通伯，并凭借这一角色拿到了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在影片中，他与假扮孙女的凌晓琪之间建立了胜似亲情的感情，也成为影片中珍贵的一缕光，温暖和抚慰身处黑暗的人们。影片中，涉嫌性侵院友的“院长”章剑华原型即是当年“康桥之家”院长张健华。简君晋曾在采访中透露，他曾邀约过的许多演员均因顾忌形象推辞，最终是林保怡接下了这一角色，并贡献出令人胆寒的精湛表演。

影片中，章剑华的恶行已昭然若揭，却仍旧一次次逍遥法外，甚至以受害者自居，指控媒体无良。现实中，其原型曾在二十年前就因涉嫌侵犯患有智力障碍的女童被告上法庭，却因女童口供前后不一而被无罪释放。直到今年，法庭才判决原告胜诉。

日光之下无新事，对弱势群体的伤害一遍遍上演。影片中，调查部总监感叹，他曾写过许多轰动一时的报道，许多也曾在公众当中有回响：“但世界因此变好了吗？”这也是今天，许多人心中的疑问，为何类似的案件一再发生。揭露真相真的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吗？

在资料搜集期间，简君晋了解到很多现实的无奈，他希望身居高位者不要把人当作数字，而把人当成是人：“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制度终归是希望人更加好，世界更加好，我们不是应该向好的方面继续前行吗？”在他看来，希望不是结果，也并非输赢，而是一个动作、一种态度：“在最无奈的时候，最无能为力的时候，人可以做的就是相信，仍然可以怀抱希望，这是一种态度，当你有这种态度的时候，你就有机会改变。”

不能改变世界，至少提出问题

日前，在中国内地院线先后公映的两部香港电影《白日之下》和《年少日记》，自去年入围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之后，便得到业界关注和诸多影展荣誉。这两部作品都不是娱乐大众的商业片，主题颇为沉重，一个直指社会现实，关心残障人士的处境，一个从原生家庭出发，讨论青少年抑郁问题。

香港新生代导演的作品，让观众看到了香港电影在警匪、动作片之外的另一种面貌。年轻导演似乎比前辈更加关心社会问题，渴望反映现实。实际上，其中既有主观选择的原因，也有客观条件限制。

在香港电影产业收缩的情况下，新导演的第一二部剧情长片，往往得不到片商信任，无法制作规模更大的影片。因此他们往往会拍摄低预算的电影，证明自己的能力，现实主义题材往往可以缩减拍摄成本，也更贴近创作者的生活现实，无须太多片场经验。

香港电影发展局于2013年推出“首部剧情电影计划”，支持新导演及制作团队，近年来多部影展佳作，比如《一念无明》《沦落人》《金都》《流水落花》《年少日记》，皆得到了这一计划的资助。这些影片大多也都是现实主义题材影片。

距离简君晋的首部电影处女作《当C遇上G7》已经过去了11年，《白日之下》是他的第二部剧情长片，期间他也曾拍摄广告和剧集。《白日之下》是数年前就已写好的剧本，但他在找钱的路上屡屡碰壁。最后，在友人的推荐下，香港导演尔冬升介入担当监制，并找到古天乐创立的天下一电影公司投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尔冬升的导演处女作《颠佬正传》即改编自真实事件，关注精神病患者及其照护者的真实处境。自2015年接任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之后，尔冬升一直对年轻导演的作品予以支持，担任了《白日之下》《年少日记》等多部作品的监制。

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尔冬升曾谈到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存在的价值。在他看来，电影固然可以让人逃避现实，但除了娱乐之外，应当留空间给创作人，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有价值的事：“我觉得其实很多电影人都关注社会，他看到不公义的事情，就想将它拍出来。前年开始突然有很多写实题材，应该加分给他们，希望投资方都要支持。”

面对不公义的现实，简君晋会庆幸自己的幸运，但也时常会问自己，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在他看来，今天的世界，新闻人与电影人皆面临诸多挑战，两者相互映照，有许多共鸣。正如影片中怀有新闻理想的记者一样，他也希望通过拍电影为这个世界多做一些。

《白日之下》将真实事件搬上银幕，酝酿数年时间才得以成型，其中耗费的精力和心血是否值得，影响力又能持续多久？截至4月17日19时，该片在内地的累计票房为809万，这个数据在同期影片中并不显眼。不过，正如影片中通伯对晓琪的提醒，就算徒劳，就算误解，也不要为自己做了对的事而感到内疚。简君晋觉得：“我们未必能做什么，但至少应该在乎他们。正如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应向世界提出问题，让更多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