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高呼要救国须拥护蒋介石，与红军交战失利，他却暗自开心？

我们都知道，1936年的西安事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避免了红军被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命运。张学良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又为何要说，要救国须拥护蒋介石？

众所周知，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核心人物，他的所作所为对当初的抗日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最初他对共产党和红军并不持友好的态度，说是敌对也不为过。

1928年底，值得一提的是，张学良带领东北军东北军“改旗易帜”之后，他成为了蒋介石的手下，因此对待共产党的态度更为消极。在那几年中，张学良对于蒋介石的命令言听计从，甚至在蒋介石的指示下执行了对日不抵抗的政策。

历史处处充满着转折，在紧要关头，张学良决定“兵谏”蒋介石，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想来，如果当时没有张学良这一举动，抗日局势将会变得十分困难，更有甚者表示要早准备新长征。

1934年初，张学良被蒋介石派遣到鄂豫皖地区担任“剿共副总司令”的职务。但是当时张学良对于国内情况还不够了解，未知全貌，因此他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剿共”行动，并在上任后说：想要救国，须拥护蒋介石。

然而，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和日寇铁蹄南下的趋势日渐明显，张学良开始渐渐意识到自己的所犯下的错误，他慢慢认识到与红军交战并不能挽救于危机之中，更有可能把红军的命运推入深渊，这是在扼杀真心抗日的核心力量啊。

万幸的是，张学良醒悟之时为时未晚，还有机会亡羊补牢。彼时红军不仅还没有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下成为无法改变的历史，反而呈现出惊人的战斗力。

此时的张学良，极其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战斗英雄，为祖国而战，为民族而战。至此，他对红军开始出现了改观，没有了往昔的敌意。但是，对于下一步该怎么做，他却还未有任何头绪。

1935年12月，华北事变之后，张学良接到了被调往西北的命令。依照蒋介石之意，他应当是要带领东北军队继续与已经转移到陕甘宁一带的红军进行战斗。这时的张学良根本不再愿意加入内战之中。尽管他忌惮蒋介石的地位而不愿意与蒋介石撕破脸皮，无奈只好继续与红军对抗。

尽管张学良内心千不情，万不愿，特也意识到内战之初红军可能消耗了绝大部分的战斗力，但是实际情况却意外地出乎了张学良的意料。

在战斗中，红军展现出了极为强大的实力和顽强意志，张学良意识到自己确是“轻敌”了，这无疑让张学良和东北军吃了大亏，此时张学良表面上是蒋介石阵营，与红军对立，但是他内心要以归顺红军，看到红军这出乎意料的强大实力，张学良不禁暗自庆幸。

在国民党五大召开期间，张学良收到了莫名其妙的冷嘲热讽和不公正的待遇。这更坚定了他不能再助纣为虐的决心。为此，张学良进行深思熟虑之后，最终决定寻求共产党合作，促成了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西安事变。

有人说西安事变是必然，就像人体内的免疫系统，有外来的“病菌”入侵，才能唤起体内各个免疫细胞团结一致对外。西安事变之后，很好地促进了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实现众志成城，团结抗日。

为此，中国实现了从国内对战到全国一致对外抗战的伟大转变。这一事件对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对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毋庸质疑成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所以说，西安事变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从宏观的角度看，每一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原因。西安事变的爆发，恰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深刻矛盾和民族危机的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的人们开始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外敌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因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了推动中国走向全面抗战的关键因素之一。

此外，西安事变起到了一个助推器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与民主的协调统一，努力把改革国内政治制度、推动社会进步与坚持抗战紧密结合起来，践行大众的民主诉求，把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己任，努力推进全民族抗战，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这种精神也激发了广大爱国将士的斗志和勇气，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战争中去。

总的来说，西安事变不仅仅体现在其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上，而且在于它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强烈愿望和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