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二十一日，朱以海成为监国的当天便将内阁、九卿人选定好，并予以公布。
其中张国维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朱大典与宋之溥均为东阁大学士。这三位大学士的分工是张国维督师江上、朱大典镇守金华、宋之溥负责票拟。
孙嘉绩、熊汝森、钱肃乐、沈宸荃皆为督师右佥都御史。六部中，王思任为礼部尚书、陈函辉为礼部右侍郎。而两位领兵拒敌的将领则进封为侯，其中严州总兵方国安为镇东侯、定海总兵王之仁为武宁侯。
而举人张煌言以劝进之功，特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这样翊戴诸臣均获优升。于是监国一朝的统治机构便正式开始运转。
1、鲁监国为何不愿称帝？
鲁监国朱以海下令臣民称其为国主，将所发布之诏书律称令、制一律称敕，以表示逊皇帝一等、不许言过其实，不许在称谓上有僭越行为。
监国几日之后，众大臣又纷纷上书，共同敦请朱以海去监国之号而称帝，不论群臣如何劝进，朱以海却态度鲜明、坚定、绝不答应。
他说：“孤之监国原非得已，当俟展拜孝陵，徐议乐推未晚也。”
他又说：“芟夷大难，须命世神圣、俟拜孝陵，择宗贤。”
他这是表示谦逊：空出大位以待最合适称君、称帝的贤者。
另一方表示抗清复仇的决心，待参拜孝陵之日，即抗清节节胜利，至少渡过长江，挺进到黄淮流域之时、方可再谈论正大位的问题。
而即使到那时仍要“择宗贤”，即选贤者。以表达自己以国事为重，不为一己之私的本意。他的举动行为给臣民以极好的印象，“中外翕然，有中兴谊辟之望焉”。
谦逊得众。鲁监国朱以海就位伊始表现的虚怀与谦逊，确实将臣民士庶的爱国积极性激发起来。
许多忠义之士围绕在他的这面旗帜之下，不计艰难险阻，生死以之，奋起奔赴抗清前线。一时之间浙东大地出现了同仇敌忾的壮观景象。鲁监国也与众同赴国难，身历行间，对抗清臣民更是极大鼓舞，而首传江上捷音。
2、江上之战
当时清兵自占据浙江省府、战略要地杭州后，便处在非常有利的位置之上。它从这里不断向浙江各地派出招抚使，坐以受降，收不战之功而扩大战果。但大队兵马仍驻守杭州待命，尚未渡过钱塘江。
为制止清兵进逼，打击其南下气焰，鲁监国的首要任务便应部署力量扼守住钱江（即钱塘江），阻其涉江而来，进一步则是攻取收复钱塘江西即已被清军占领的杭州府境内诸城，最后包抄杭州而一举下之。
因战事全在钱塘江流域展开，故称江上之战。
在鲁监国未部署兵力之前，许多大臣已看到钱塘江的战略地位、他们起兵之后，便陆续率兵前来，准备与清兵鏖战。
闰六月二十三日以前，于颍已派兵攻下了已被清军占领的“浙东左右两大翼”之一的富阳县城，“因通余杭之道”，而兵至钱塘江上。
二十三日之后王之仁率所统标兵，同熊汝霖、孙嘉绩所率义兵至西兴，而总兵俞玉、方任龙及兵部职方司郎中方端士，以及骆方玺、史继鱿等各督兵至义桥。
七月初于颍又率师至渔浦。接着章正宸率自募义兵至频山汛守，钱肃乐、冯元隐、沈宸荃等各统义兵至西兴汛守，郑遵谦领兵至长山汛守，而总督浙直水师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荆本彻也统领水师，由苏松前来赴援。
群集于江上的抗清义旅声势浩大，摆开了与清对峙的阵势。进入八月份，张国维率所募义乌兵8000人抵江上，士气甚盛。于是挥师百进，将得而复失的富阳县再次收复，又攻克于潜县城。
将杭州府所辖南部地区收在监国控制之下。接着“树木城于缘江要害”。加强了江防。与此同时，大将方国安统领总兵方元科、马汉等水陆步骑兵，也从严州（今浙江建德）出发，经富阳，陆续抵达江上。
抗清大军，群情振奋。但这时虽然兵马云集，但“人治一军，不相统一，部曲骚然”，存在着严重的力量分散的问题。如不及时收拢则有可能为敌人个个击破。张国维看到了问题。
于是上疏鲁监国，请求“刻期会战。则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而攻坚捣虚，人无接应之暇，此为胜算。必联诸帅之心为一心，然后使人人之功罪视为一人之功罪”。
这是很有见地的主张。鲁监国朱以海完全采纳了此议。于是赐张国维以尚方宝剑，令其统帅诸军。而久临前线的“江上诸军请监国誓师甚急”。
他们热切希望鲁监国能亲临前线以鼓舞士气。但向来身体欠佳，“恒病喘”的鲁监国，此时又添新病，“正病脾痛”。上月他从台州至绍兴监国之时，乃是“舆疾”而至，“至则卧不可起”。
卧于病榻的鲁监国见将士此情此景，也很受鼓舞。于是决定亲赴军前，他支撑病体，于十九日离绍兴西行，直抵西兴，驻跸于王之仁寓所。
二十五日，在朱以海的主持下，各将领大会师于萧山的西陵。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对各将领驻防汛地作了统一部署。
方国安营七条沙，马士英驻内江新坝，王之仁营西兴，张国维驻内地长河，孙嘉绩、熊汝霖营龙王塘，章正宸、沈宸荃、钱肃乐等上下协防，郑遵谦营小疊，于颍驻内江渔浦，北洋协镇张名振守三江，南洋协镇吴凯同副总刘穆据险策应。
这个部署比较周密，它有效地控制了清军的进逼，并对杭州构成了威胁。
此时，清以杭州已下，令贝勒博洛班师回京，只留内院张存仁及总兵田荣等据守。进取的攻势相对减弱。这样，总的形势，对鲁监国来说称得上是最佳时期。
3、取得大捷
二十六日，监国朱以海按原来部署要亲自率众祭祀钱塘江，结果，病又加重而“不克赴”。命方国安代祀。当晚应祭祀之时，方国安却不到。只好改为二十七日，此次命张国维主持典礼。
结果却很不顺畅：当张国维来到祭坛之时，“肩舆杠折倒地，国维腰玉损，冠坏”。尽管这令人扫兴，被认为是不祥之兆，但监国军中士气依旧高昂。钱塘江南岸连绵数百里的地段，鲁监国的兵营相望，场面甚为壮观。九、十月间数次抗击清军均得胜利。
十月初，清军向监国军突然发起进攻。监国军则组织抵抗。从八日开始，全线出击，连战10日，每日各有战绩。其中尤以十四日大捷最为出色。
这天，清兵至，方国安严阵以待，张国维则率步兵接应，王国斌、赵天祥等继进。
钱肃乐前锋钟鼎新等以火攻，“击死北穿绯衣者一人”。副将吕宗忠等直杀抵清营，“伤北数千”。游击俞国荣等直抵张湾，缴获大批器械。而沈宸荃部下都督佥事姜克复等，过张家嘴敕塘一带，以计诱敌六七百骑张两翼夹冲，“诸下用火多击死”。
结果清兵大败回城，一直追到杭州草桥门下。因“疾风暴雨骤至，火炮弓矢不得发，遂收兵”。
此役尽管未能再继续挥师以扩大战果，但却是朱以海监国以来，扶病亲临战阵的首次大捷。
4、同宗之争
乙酉年（1645年）十月中旬的江上捷报，并未使身临前线的鲁监国喜悦多久。随之而来的隆武帝颁诏至浙及诸将分偏分地之争诸问题，又令他大伤脑筋。
他处置不当，使问题越加严重。
当朱以海于绍兴正式监国之时，朱聿健早已于福州即皇帝位并改元隆武。当时双方并未互通声息，彼此并不了解。按时间先后考虑，隆武处于优先地位。鲁监国自当退避。
当隆武帝遣刘中藻至绍兴颁诏时，监国朝中虽然出现了同意接诏与反对接诏的两种意见。但显然同意接诏者理由更充分一些。同意接诏者，即服从隆武帝号令，接受其领导，是从国家安危与抗清大局考虑的。
他们对抵制接诏，甚至要杀抗清武装，倾全力与隆武朝“回戈相向”，不计后果实行火并的打算，持鲜明的反对态度。
当时主张接诏的代表人物钱肃乐与朱大典建议说：
“大敌当前而同姓先争，岂能成中兴之业，即权宜称皇太侄以报命，未为不可。”
甚至退一步说，即使我现在同意其称大号为帝，接受其号令，如将来有朝一日“若我师渡浙江向金陵，大号非闽人所能夺也”。
道理阐述得非常清楚，这是通情达理之言。
作为全面了解此情，而身在其中的当事人监国朱以海，更是一清二楚，他自知如坚持同福建对抗于理不容，而“惶惑欲退避”。
本来，鲁监国如果真能如此办理，断然决定，一切问题也都好解决。
但他的“欲退避”并非真意，而是处于迫不得已中的一种姿态。所以正当他举棋不定之时，张国维入朝坚决反对接诏，尽管理由并不充分。他却如同得了救命稻草马上采纳这个建议。
不接受隆武之诏，坚持继续监国的立场，也就是保持一国之主之尊严。这样，就这个问题的争论在朝中虽然告一段落。
但从此不仅闽浙水火之势已成，彼此矛盾愈演愈烈，而因此事而产生的新矛盾在朝中也枝蔓开来。它越来越严重地威胁到鲁监国的统治。
5、军饷分配的难处
因主张接诏即听命于隆武政权的钱肃乐、朱大典，不仅建议被否决更遭到反对接诏者的忌恨。
尤其是方国安、王之仁竟为此进行人身攻击。当时鲁监国就位之后大封群臣，以钱肃乐有拥戴之功，初加封为太仆寺少卿，又加右佥都御史督师，驻营于瓜沥。
钱肃乐却拒绝接受，而“四辞新命”。他坚决请求以原来的官衔署事。这本是处处为朝廷着想的考虑周详的正确之举。更充分反映了他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谦逊自砺、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本应成为诸臣的表率。
而方国安、王之仁等却针对此事故意歪曲而大做文章。他们散布流言说钱肃乐不接受右佥都御史之职，是“怀贰于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钱肃乐不得已，方“郁郁受官”。但接受新命领兵驻防后，却无兵饷，这等于把他逼入绝境。
兵饷问题是鲁监国就位以来最棘手的问题。
监国政权控制的地区仅为浙东一带，所能征收之饷只60万两，远远满足不了各地奋起的抗清军所需。
所以军饷分配成了最关重要的问题。
当时的办法是：把所有武装分为义军和正兵两种。
义军即各乡绅大臣各于家乡召募的义勇而组成的地方部队，而正兵则是原有列入正式编制的营兵卫军。将正兵与义军分别划定驻防地区。于所驻之地征饷分饷。
所谓正兵食正饷、义军食义饷。正饷即田赋所出，而义饷则是通过各种方式如劝捐、加派所谓“富室乐输之饷”。
当时正兵大多归方国安、王之仁统领，正饷均由其把持。作为义军统帅的各大臣如钱肃乐、熊汝霖、孙嘉绩等则领兵食义饷。
这是“劝分无名之征”，往往征收不上来。
总的说来这种分地分饷的办法弊端甚多，引起了无穷的矛盾。军阀就地征饷也分不清哪是正供哪是义捐，有时饷额全为正兵所食。造成“义兵遂无所取”的局面。
按饷地划分钱肃乐应食鄞奉（鄞县、奉化）二县的义饷。但方国安却“檄二县不必支应”，认为这是王之仁的地盘。所以出现有兵无饷的状态。
这时鲁监国正好派太监客凤仪、李国辅负责军饷，钱肃乐上奏“力言中官不可任外事”，加以反对。
这样除本来就厌恶钱肃乐的方国安、王之仁制造的麻烦之外，又拥上太监们的从中作梗。钱肃乐更加困难，军中竟连续40天无饷。军士们只是由于为钱肃乐的忠义之心所感动，而“相依不散，至行乞于道而无叛者”。肃乐“连疏乞饷，数十上而饷终不至”。鲁监国面对此情此景却“不能诘”，只能听之任之。
如果说朝中出现了问题，鲁监国一时看不到，或者发现了，但由于无人正视，而自己却又碍于种种关系，而弧掌难鸣，因而一时难以做出决断，这也有情可原。
但鲁监国所面临的问题却并非如此。当分地分饷的问题爆发出来之后，却又不敢支持和采纳正确意见。由于这个问题争论得越来越激烈，找不出一个大家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鲁监国颁旨，令群臣议论此事，因而召开了关于饷地问题的御前会议。方国安、王之仁所部管理军饷之官员都赶来参加，他们各为主子争利，各说各的理由，弄得“殿陛哗然”。
这时主管军饷事务的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董守谕见状，立即挺身而出，厉声责问道：
你们今天是做什么而来？在天子面前竟如此放肆，眼中还有没有主上？
纷纷攘攘的朝廷立即肃静下来。
他于是转过身来向鲁监国跪奏道：
“分饷分地，非也。当以一切正供悉归户部，核兵而后给饷，核地而后酌给之先后。所谓义饷者，虽有其名，不可为继。义兵食义饷，是散遣义兵之别名。”
对这个建议，鲁监国听后也“以为然”，认为正确。但却又不能采纳。
6、分饷分地问题的加剧
这样议饷议地会议之后，饷地问题依旧。不久王之仁便以正饷不足上疏建议填塞鄞县之金钱湖为农田、请求推行征收人头税的税人法，又请求官卖大户祭祀祖宗的祀田，以开饷源。
还是这个董守谕，立即上疏反对，他说“湖不可塞，祀田不可官卖，税人必致激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