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644年农历五月十五日，风和日丽的南京城南郊举行了祭天大典，数百名文武官员护拥着监国的福王朱由崧加冕登基，接续两个月前，因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而自杀的崇祯帝朱由检，是为明代的第十七位皇帝，称弘光帝。
1、身世显赫的嗣福王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七月十五日，京师紫禁城储秀宫内福邸，降生了一个男孩——朱由崧。他便是明神宗的宠儿、福王朱常洵之子。
至福王之长子朱由崧诞生后，群臣的疑惑加剧，一再敦请神宗，福王之国之事不可再拖了。这其中变故不断，节外生枝，闹得沸沸扬扬。神宗迫于压力，拖了十多年后，才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三月，令常洵离京赴河南。
当常洵临行出宫门时，神宗又“召还数四，期以三岁一入朝”。以示特殊关怀。这位宠王就国之时，神宗安排动用了“舟千一百七十二艘，从卒千一百人”，运载着大量的金银财宝到洛阳享受。时常洵28岁而朱由崧8岁。
在京城里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朱由崧，随父到洛阳后，只是换个优裕环境，而且对他来说这里远比京城宽松得多。这里给他提供了娇生惯养和放纵无度的条件。
其父朱常洵凭借神宗的宠爱和赐予的特权，跋扈一方，向分布于河南、湖北、山东一带的2万余顷“养赡田”的佃户征租。还有地方杂税、盐引等项征收，大肆搜刮民财，以供日常浩大的支出。
他尽情挥霍消耗。在蜜罐般生活中长大的常洵纯属混世的废物，他只知饮酒，所好惟妇女和倡乐。民生政事一概不闻不知。
朱由崧虽为庶出，但却是常淘之长子，也正是凭借这个条件，当福王之国后的第三年，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他被封为德昌王，时年11岁。地位尊显的朱由崧一如其祖、其父，不读书学好，每日只知寻欢作乐，逍遥自在。他好声色、酗酒，是典型的纨绔子弟。
就这样悠游岁月了二十七年，直至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一场大祸才结束了这段荒淫无忧的生活。
这时明末农民起义军已成燎原之势。当饥民和农民军早就纷纷传说着神宗“耗天下以肥王(指福王)，洛阳富于大内”。
军士为此也愤愤不平，声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当时正在洛阳家居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听到后十分恐惧，他以利害告诫常洵，希望常洵散财赏兵，加强洛阳战备，常洵却“不为意”。
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在中原一带严重旱蝗灾害、大瘟疫流行的袭击下，无数饥民流离失所之时，挺进了河南。
这月十九日直抵洛阳城下，并实行包围。当日深夜守城兵打开北门迎接农民军入城，洛阳失守。福王朱常洵闻讯后大吃一惊，急忙与王妃及其子朱由崧等失魂落魄地缒城出逃，常洵因终日大鱼大肉，养尊处优，长得个极为肥大的躯体，行动不便，奔走更难，出城后藏在城边的承恩寺中。第二天便被农民军侦得捕获。他见李自成后“色怖乞生”。
李自成历数其罪后杀之。福王体肥重，农民军“称其肉重三百六十余斤。脔分股割与鹿肉同烹”，特开“福禄宴”。
同时将以民脂垒筑起来的福王王府一举烧掉。当朱常洵逃跑不动藏匿于承恩寺之时，朱由崧则不敢停留，继续奔逃，途退散兵游勇，衣服、财物全被掠去，仅留条性命，狼狈逃向怀庆（今河南沁阳)，从此结束了他福王世子的生活，走上了顺波流高的道路。
2、凄惶无所流浪之路
当朱由崧逃向怀庆不久，农民军主力便撤离洛阳转战汝州(今河南临汝)，洛阳又被明军收复，但这对朱由崧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并未给他带来欢乐，因为昔日豪华无比的福王府此刻已面目全非，到处是颓垣断瓦，一片废墟，惨不忍睹。
这是农民军占领洛阳期间，把福王府里的一切财物全部带走之后，便一举焚毁了这座王宫。熊熊大火“三日不绝”。
王府被彻底破坏，要想清理废墟，重新修建谈何容易！
以当时的财力、物力均难办到。所以从洛阳逃难跑出来的德昌王朱由崧，难以再返洛阳，已无家可归。只得暂时栖身怀庆，河南有司为之“授馆馈餐，备凶荒之礼焉”。
成为寄人篱下者。
两年后的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朱由崧正式获得袭封福王王爵。
崇祯帝对这位多难的堂兄特表厚意：“手择宫中宝玉带付内使赐之。”
这样，这个身份显赫的亲王又格外荣耀起来。虽在困窘的寄寓之中，仍不减奢华之举，俨然天生的富贵之主，地方的官绅士庶也不敢正视。可是宁日不多，袭封后仅半年，又一次大难向他袭来。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声势浩大的大顺农民军兵分两路向明都北京发动进攻。
一月，由起义军大将刘芳亮率领的大顺军出山西进攻豫北，二月三日深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破了怀庆府城西门。城中火光四起，顿时大乱。从沉睡中惊醒的朱由崧惊恐万分，在亲军侍卫的护拥下，同其母后邹氏不及携带任何物件，随逃难的人群踉踉跄跄逃出东门。
这时农民军飞骑赶至，拦杀堵截挟资潜逃者，朱由崧见势不妙，趁混乱之际，不顾一切把母后丢在兵中，脱离护卫，独自拔腿狂逃，消失在混乱的人流中，落荒逃命。
但常年在养尊处优中过活的朱由崧，同乃父一样体态肥胖，行动不便，尽管在生的欲望的驱使下，他拼命奔逃，但没跑多远，已体虚气短，汗流浃背，他实在跑不动了。
在体力难支，危急万分之际，多亏难民皮匠常应俊大发怜悯之心，出来相助，“负之，行雪中数十里，脱于难”。
救了他一命，并一直护送他逃到卫辉府城（今河南汲县)投奔潞王朱常淓。
朱常淓是穆宗隆庆帝第四子潞简王朱翊镠之子，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袭封潞王爵。是朱由崧堂叔。
就在朱由崧刚刚被潞王安顿下来，喘息未定之时，农民军又杀至卫辉。三月初，大难临头的潞王朱常淓弃封藩之地南逃。于是朱由崧也随之奔上逃亡的道路。经一路奔波之后，他们在淮安落下了脚。
这时逃来淮安的还有开封的周王世孙。潞王、周王世孙各携有宫眷；唯独朱由崧孑然一身，他衣衫褴褛，形容憔悴，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流离漂泊在淮上的流浪汉，这时他处境困窘，凄凉狼狈。
在南北往来孔道上的淮安，物阜民康，客商云集、消息灵通，是一方繁华之地。二十九日，这里开始流传京师已陷落的爆炸性消息，弄得人心惶惶，但又无法加以证实。不久又传来消息说，南京城已实行戒严。
这些不幸的消息，对穷困潦倒的朱由崧说来不啻雪上加霜，眼前一片迷茫，他已深深地陷入了绝望之中。但他做梦也未曾料到，一件意外的天大喜事，正寻上门来。
3、争夺皇位的叔侄
南京这座江南最大的都会，是明朝陪都，设有一套官僚班子。自三月末，盛传京师陷落的消息以来，这里实行了戒严。大臣们忧心忡忡，处于极度的紧张状态之中。四月初一日，兵部尚书史可法，召集各大臣发布讨贼勤王檄文，组成了一支救援北京、抗击农民军的勤王队伍。
誓师后由他亲自率领，渡过长江，驻扎浦口，拉开了“讨贼复仇”的架势。这时，善于投机取巧的凤阳总督马士英，得到潞王、福王及周王世孙等弃藩王爷，正齐集淮安的消息后，他多方权衡利弊，认为福王日后有用，便暗中派人引导，搭乘漕运巡抚路振飞之船快速南下，以备待机利用。
四月十四日，有两个从皇宫逃出的太监到了南京，府部科道各官这才得知北京已陷，崇祯帝煤山殉国的确切消息。
国不可一日无君。如丧考妣的南京诸大臣，紧急商议起拥立新君的问题。
按父死子继的历来传位程序，应继承崇祯帝位的当然是其子。崇祯帝共有三子，当时都在北方，且下落不明。这样只有从帝室亲支中去考虑。
主要被考虑的对象是几位地位较尊显的藩王：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瑞王朱常浩、桂王朱常瀛及潞王朱常淓。
当时惠王、瑞王、桂王均因道远难来，已被排出拥立之列。近在眼前的只有福王、潞王二位，是最有希望的继位人选。
按亲疏关系来说，福王是神宗之孙，支派最近，最占优势。而潞王则是穆宗之孙、神宗之侄，关系较为疏远。
但多数大臣却以为福王朱由崧品行恶劣，当其父在世时就以窃盗王印而劣名昭著。况且几十年前，神宗郑贵妃为其子朱常洵谋立大位之争，造成了长时间的政局混乱。引发出三大疑案，弄得国将不国。
基于这种历史原因，他们也不愿意福王朱由崧即位。
这时在籍礼部侍郎钱谦益、丁忧山东佥事雷缤祚便积极活动。
首先，他们游说兵部侍郎吕大器说：
“潞王，穆宗之孙，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福恭王觊觎大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势将修衅三案，视吾辈俎上肉。”
在雷缤祚及礼部郎中周镳的往来游说、沟通下，吕大器、右都御史张慎言及詹事姜曰广等，几乎一致同意立潞王。他们取得共识后，致书于驻军浦口的史可法，陈述潞王贤明当立，而福王“有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七不可立”。
获得了史可法的赞同。
4、马士英的阴谋
当然也有坚持以立亲为原则的意见。都谏章正宸力主立福王。他说，当朱常洛为神宗太子时，他就是“国本”，而现在光宗、熹宗及毅宗（思宗）三皇帝逝世，后无嗣可以承袭，福王由崧就是理所当然的“国本”。
凡事不可没规矩。“若谓潞可越福，犹谓福可越光庙也，于国本安居！”
在外的武将们也为此进行紧急商议，高杰、刘泽清按捺不住感情，想出面干预，乃致书漕抚路振飞，征询对拥立的意见，并希望他积极参与。
路回答说：“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唯有福王。”
表示要坚决拥立福王的态度。但又表示不能离开驻地淮安赴南京参与拥立，因重任在身，“此时某一动，则淮、扬不守，天下事去矣。此功自让与南国元勋居之，必待南都议定。不然我奉王而入而彼不纳，必且互争。自不待闯贼至而自相残，败事矣”。
他的态度是客观的、冷静的。这是从传统观念来思考问题、考虑取舍。但很快掺入了党派斗争与权力争夺的内容，而愈加紧张和激烈。
正当南京诸臣热烈讨论立帝问题之时，马士英正紧张而不动声色地进行大量的幕后活动。
他主张拥立福王，但并不是从亲疏原则上去考虑，而是“独念福王昏庸可利”，是想搞一场政治投机。
于是同他的好友，声名狼藉的阮大铖密谋，认为拥立福王与已十分有利。
方针确定后，便“内贿刘孔昭，外贿刘泽清，同心推戴，必欲立之”。
同时致书史可法、吕大器等大臣说：“以序以贤无如福王。”
希望史可法“当主其议。但正直的史可法等人却“持不可”，表示反对。
对此，马士英并未坚持己见，还特遣私人向史可法传话说：“立君以贤，伦序不宜固泥。”
表现了通权达变的灵活性，史可法信以为真，随即移书于马士英“答以七不可之说”。
具体阐述了朱由崧不具为君的根本理由，坦诚地表白了心迹。于是按兵浦口静候佳音。但这只不过是马士英的缓兵之计。
马士英策划着更大的阴谋。在他的紧急部署下，军阀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各率大军，形成一支声势浩大的护驾队伍，簇拥着乘路振飞之船的朱由崧到达仪真(今仪征)。陈师江北，真正拉开夺位的架势，向南京诸臣示威。
5、霸王硬上弓的武将们
而与此同时勋臣刘孔昭等与诸臣于南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
四月二十六日，张慎言、姜曰广与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吏科给事中李沾、河南道御史郭维经及诚意伯刘孔昭、司礼太监韩赞周等，齐集于朝内会议。集中商议拥立问题。
持拥潞与持拥福者，各自阐述理由，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从“黎明集议”，“议至日中不决”。
就在争执不下之时，署礼、兵部印的吕大器进入会场，他慷慨陈词，揭发福王有七不可，阐述其不可为君，力主立潞王。
其实这早已被主张拥立潞王的大臣，说了不止几遍，但此时道出犹如向沸腾的油锅中突然倾入冷水，立即引起爆炸。
刘孔昭“怒形于色”，李沾突然“历阶而上”，与主张拥立福王的郭维经等人，冲到吕大器面前说：“今日之事何是，论典礼则礼莫重于尊君，论典兵则兵莫先于卫主，倘有异议者，即以一死殉之！”
这是不再讲理，但非立福王不可，否则立即拼个你死我活。而刘孔昭、韩赞周又大声呼喊，不立福王，誓不罢休。刘孔昭这时完全不顾身为勋臣的高贵与体面，冲吕大器面前破口大骂，不许其“出言摇惑”。
书呆子气十足的主立潞王的诸臣们惊呆了，朝议完全被拥立福王一派所垄断。在混乱中，韩赞周拿出勋臣刘孔昭等事先拟好的拥立福王的誓文，忙说： “快取笔来！”要众人签字。
众人于是就在这种混乱之中，在武力压境的威胁情势之下，“俯首就盟”。做出了迎立福王的决定，并当即起草通过一份迎福王的公启。并把这一结果通告在外的史可法、马士英等大臣。史可法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
朱由崧以自己的昏庸，于困窘之中获得意外之福，他就要粉墨登场了。
6、装出来的储君
当朱由崧正困顿淮安，为衣食发愁之时，马士英暗中派人出来献殷勤，帮助他登上漕运巡抚之船，顺运河向南开航。
他心中不免犯难，对前途如何仍然惶惑。可是进入四月下旬以来，形势突变，他到达仪真不久，他的住处来了个不速之客，自称是马士英派来的向他表示慰问，并称马士英准备拥戴他为大明朝的继位皇帝，因阻力巨大，正多方努力，展开斗争，请等候佳音。
他在疑信参半之际，四镇总兵所派遣的兵将已浩浩荡荡开进仪真驻扎，率兵将领纷纷来到他的住处向他顶礼膜拜，面对这做梦也想不到的接二连三的优礼，他简直被弄懵了。他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是无所措手足，不知如何是好，这一夜他翻来覆去没有睡好。
第二天，即二十七日，南京礼部司务捧着百官的公启：共同拥戴他继承皇明大宝，感请他出来主持国政，驾临南京。这些都没有商量，好像一切都必须这样，并已安排妥当。
他得启后未及细想，也不能细想，匆促间随即启行。第二天便到达浦口，受到魏国公徐弘基等众官员的恭迎。当晚休息一夜，次日，即二十九日乘船横渡长江，中午时分船停泊燕子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