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西线吴曦叛变，东线丘崈主和，使韩侂胄陷于孤立的境地。
为了扭转对金战争的被动局面，开禧三年(1207)一月，韩侂胄罢丘崈，以知枢密院事张岩督视江、淮军马，转而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
1、韩侂胄的处境
在朝廷里要求停止北伐和与金人妥协的巨大压力下，韩侂胄只得派出使节前往金朝进行谈判。
自当年春天起，随着天气转热，金军对旷日持久的战斗已变得不相适应，战斗力有所下降。
吴曦的被杀和部分宋军的有力反击，使宋、金双方的战斗态势，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发展。
在西线，宋军收复了为吴曦所献的关外四州之后，金章宗命宣抚副使完颜纲赶赴凤翔传达诏令，“撤五州之兵，分保要害”，完颜纲奉诏“召诸军还”。
南宋川蜀地区的形势趋向稳定。
在中路，南宋知襄阳府赵淳率领军民顽强奋战，出奇制胜，多次挫败二十万金兵对襄阳府的围攻，久攻襄阳不能下的金军，“士卒疲疫”，被迫于开禧三年二月撤围而去。
东线金军主力在毕再遇等宋军的打击下，损失严重，进攻庐州（安徽合肥）的金兵也被宋将田琳击退，无力渡江。
金军统帅平章政事仆散揆、左丞相宗浩相继病死，又代之以完颜匡，“三易主帅，兵家所忌”，说明金军的反攻已力不从心。
在这之前，金骁将中军副统抹然史乞搭已在和州（安徽和县）被宋军打死，对金军士气也是一个沉重打击。
总之，从宋、金双方的军事力量来看，此时已进入相持阶段。
但朝廷里的形势对韩侂胄变得越来越不利，一方面，由于太皇太后吴氏和皇后韩氏相继在庆元三年(1197)十一月和六年十一月去世，使韩侂胄失去了后宫强有力的支持。
不仅如此，当嘉泰二年(1202)立贵妃杨氏为皇后时，韩侂胄曾持异议，所以杨后对韩侂胄深怀仇恨，总想寻找机会加以报复。
另一方面，韩侂胄用非其人，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在他周围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较少腐朽性的核心。
反之，由于韩侂胄很快停止了对政敌的打击，使他们中的某些人不久又慢慢地爬上了高位，伺机进行反扑，对金战争的挫折，更为他们找到了攻击韩侂胄的口实。
这样，韩侂胄在朝廷里实际上已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
2、“倒韩”的力量
金人完全掌握南宋内部的政治气候，为了孤立和打击韩侂胄，他们拒绝以韩侂胄为谈判对象。
开禧三年(1207)八月，三次出使金朝的方信孺带回完颜浩给张岩的复信，提出了割让两淮，增岁币五万两，犒军银一千万两，归还陷没人和归正人，斩元谋奸人（指韩侂胄）并函首以献等挑衅性的五项议和条件。
韩侂胄大怒，再度加强战备，在全国招募新兵，任命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让他代替已被贬黜的苏师旦来指挥军事，要他立即赶赴行在奏事。
六十八岁的辛弃疾这时正居家养病，尚未来得及上任就去世了。
韩侂胄又罢去张岩的督视江、淮军马，以赵淳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兼江、淮制置使，以加强长江一线的防卫。
就在韩侂胄准备再战的时候，宫廷内外的政敌正秘密策划对他进行谋害。
礼部侍郎史弥远是反对进行北伐的主要代表，此人素与韩侂胄不和，他曾经做过荣王赵釅的翊善，所以先由他唆使赵釅出面向宁宗告讦：“侂胄再起兵端，将不利于社稷。”
但宁宗不予理睬。接着，杨后出面进行挑动，宁宗仍不肯表态。杨后恐怕走漏消息，要岳阳军节度使、太尉杨次山（杨次山为杨后所认之“兄长”)通知朝廷中意气相投、对韩侂胄有过节的官员，共同商量将他杀害。
除史弥远外，时任参知政事的钱象祖曾因谏用兵而被贬官信州（在江西上饶西北），对韩也大为不满，杨次山就先与这两个人勾结起来，再联合御史中丞卫泾、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张镃等人，策划对韩侂胄下毒手。
开禧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史弥远等伪造密旨，指使权主管殿前司公事、中军统制夏震带领禁军埋伏于路旁，待韩侂胄上早朝来到六部桥附近时，突然发动袭击，将他截至玉津园夹墙内槌死。
事后，史弥远、钱象祖等再将杀死韩侂胄的事上奏宁宗。
宁宗不相信有这样的事发生，三日后，他仍以为韩侂胄没有死，“盖是谋悉出中宫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
在史弥远、杨后的操纵下，朝廷对韩侂胄的亲信，进行了严厉惩办：
罢去陈自强的右丞相，永州（湖南零陵）安置；责授苏师旦武泰军节度副使，韶州安置（广东韶关），接着，又将他斩首；夺邓友龙五官，南雄州（广东南雄）安置。
3、另一股势力——杨后
这里，有一个问题，杨后身在后宫，如何能参与“倒韩”事变？
要知道，南宋后妃除了因为嗣君年幼或帝王患病而暂时垂帘听政以外，一般不主动千预朝政，如由金朝归来的高宗生母韦氏，“母仪三世”的高宗皇后吴氏，妒悍成性的光宗皇后李氏，都没有与帝王一起直接参与政务，她们对政治有时候虽然也会起到重要作用或产生重大影响，却往往是间接的，或只局限于宫廷内部。
可是宁宗皇后杨氏(1162一1232)却是一个例外，她虽深居后宫，但与朝政之密切，恐怕不亚于宁宗本人。
因而，了解杨皇后其人，对于了解韩侂胄被杀具有重要意义。
据史籍记载，杨氏“任权术”，“颇涉书史，知古今，性复机警”，又多才多艺，书画诗词皆有可观。仅以现存留于世的《杨后官词》来说，就有五十首之多。该诗词内容虽然只局限于宫廷生活，但无论低眉浅唱，或是乘醉吟诵，皆颇具章法，其中如：
瑞日瞳瞳散晓红，乾元万国佩丁东。紫宸北使班才退，百辟同趋德寿官。
元宵时雨赏宫梅，恭请光尧寿圣来。醉里君王扶上辇，銮舆半仗点灯回。
这是她早年在德寿宫演杂剧、作宫女时所赋的二首宫词，已写得对偶工仗，用字典雅，纪实如画，对高宗的逢迎，也可谓恰到好处。
从上引杨皇后所作的宫词中，足以反映出她的聪颖和狡诈，并非一般女流可比。
这就是她出身虽然低微，却能从千百个嫔御中脱颖而出成为皇后的原因。杨皇后的聪明才智和工于心计，与呆傻多病，深居简出，谙默无闻，且小于她六岁的宁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便为她直接参与朝政创造了条件。
但是囿于宋朝的祖宗家法，南宋皇后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直接向群臣发号施令，更不能像唐代武则天那样在皇帝死后自行称帝。
那么，杨皇后是如何操控宁宗朝的政治呢？
对此，要从她的身世说起。
综合多种史籍记载，杨氏之母原是德寿宫乐师，她自幼跟随母亲在宫中，扮演杂剧孩儿，后来又进入慈福宫成为寿圣皇太后吴氏（高宗皇后）的宫女，因为聪明伶俐，深受皇太后喜欢。
宁宗赵扩早年为皇子时，就垂诞杨氏美色，庆元元年(1195)三月，皇太后便顺水推舟将她赐给即位不久的宁宗，封平乐郡夫人。
伶人兼宫女出身的杨氏，后来能够登上皇后之位，充分反映出宋代已经不尚门第的事实。
但后宫与外廷毕竟有天地之隔，后妃虽然可以帮助外戚获取权势，但后妃要巩固自己在后宫的地位，有时也需要有外戚的声援，可是这对于孑然一身的杨氏来说，却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
为此，当他一旦脱去宫女的身份以后，便开始物色可以作为娘家人的人选。真正的娘家人，此时已无从寻找，于是杨氏便将目光转向宫内有机会接触到的杨次山。此时的杨次山已年近六十，正“受职宫中”，担任具有宿卫职责的小使臣。
大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杨氏与次山相遇，相互有所了解后，便以兄妹相认。
杨氏所以认杨次山为兄，当有多种原因：
一是一位深居后宫的嫔妃，能够找到一位同姓男子，可以说机会极其难得。
二是杨次山与杨氏年龄有二十三岁的差距，互认兄妹，不会使外界产生有不正当关系的猜疑。
三是杨次山虽为武臣，却“仪状魁伟，少好学能文”，在重文抑武的环境下，容易将他扶植成为自己的帮手。
于是，随着杨氏由平乐郡夫人先后进位婕妤、婉仪、贵妃以后，杨次山的官职也步步高升，先后由一个小武臣除为带御器械、知閤门事（正六品）、吉州刺史（从五品）。杨氏受册为皇后后，又累迁为福州观察使（正五品）、岳阳军节度使（从二品）、太尉（从一品）。
最后官至永阳郡王加少傅（正一品)。
嘉定三年(1210)六月，翰林学士真德秀在他所撰的《杨次山特授少保进封永阳郡王加食邑食实封制》中，言杨次山“早奋右庠，旁贯九流之蕴奥；晚联左戚，蔚为四姓之仪刑”，就真实地道出了杨次山与杨皇后关系的底蕴和他的发迹之由。
正如杨皇后事先盘算的那样，杨次山为巩固杨氏在后宫的地位，确实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庆元六年十一月，韩皇后卒，中宫未有所属，时为贵妃的杨氏与曹美人俱有宠。“韩侂胄见妃任权术，而曹美人性柔顺，劝帝立曹”。
杨次山从其门客王梦龙处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告诉了杨氏，杨氏及时采取措施夺得后位，由此对韩侂胄“深衔之”。
韩侂胄的遇害，也是杨皇后通过杨次山的内外交通得以实现。
嘉定十二年(1219)，杨次山去世，其两子杨谷、杨石同样获得杨皇后的荫庇，前者官至太师、永宁郡王（正一品），后者官至魏郡王（正一品），继续成为杨皇后的姻亲和心腹之人。
不过杨谷、杨石也有自知之明，行事颇为低调，因而对杨皇后的贪婪权势，多少起到了一些约束作用，那是后话。
4、史弥远与嘉定和议
我们再说回史弥远，他对以前支持过韩侂胄北伐的郭倪、张岩、叶适、薛叔似、皇甫斌等官员也都加以贬黜。
李壁虽参与了谋害韩侂胄的活动，因为曾经起草过开禧北伐的诏书，被贬官三秩，谪居抚州（今属江西）。
考取开禧元年(1205)榜进士第一人的毛自知，因在殿试策中赞成对金用兵，也被夺去第一人的恩例并降为第五甲。又命史官“改绍熙以来韩侂胄事迹”，从中不难想象，此后南宋国史、实录中有关韩侂胄的记载，必然有被严重歪曲处。
与此同时，却为秦桧恢复了王爵、谥号，从中反映出史弥远等人与秦桧一样，坚持对金人屈辱妥协的立场。
史弥远一伙弹冠相庆，人人加官晋爵。
开禧三年十一月，荣王赵釅被立为皇太子，改名檮。以史弥远为礼部尚书，以钱象祖兼知枢密院事，以卫泾为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以夏震为福州观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次山加开府仪同三司。
十二月，主和的丘崈升任为江淮制置大使，又进为同知枢密院事，但还未上任就病死。再擢钱象祖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史弥远为同知枢密院事。嘉定元年(1208)十月，拜钱象祖为左丞相、史弥远为右丞相。一个月后，史弥远以丁母忧去位，钱象祖也于十二月被弹劾罢相，出判福州，一时相位空缺。
次年五月，史弥远起复拜右相，在杨后的全力支持下，开始上台执政，从而完全控制了朝政。
史弥远不顾已经显著好转的抗金形势，撤销了各地的招抚使，还把杀害韩侂胄的事告诉了金方，以表示彻底求和之意。
但在函送韩侂胄之首的问题上，不得不征求其他官员的意见。嘉定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宁宗下诏，“命廷臣集议”。权兵部尚书兼侍读倪思以为“有伤国体”。
吏部尚书楼钥则认为：“和好待此而决，奸凶已毙之首，又何足恤。”
两种意见争论不下。最后，宁宗、史弥远采纳楼钥等人的建议，命临安府官员打开韩侂胄的棺材，将其头颅割下，连同苏师旦的头颅一起，派使臣王柟（王伦之孙）送往金朝，以换取淮、陕侵地。
九月，南宋与金朝正式签订了又一个屈辱性的和议——“嘉定和议”。
有关这次和议的具体内容，不是很明确，综合各种记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宋由“隆兴和议”的叔侄之国改为“伯侄之国”。
第二，宋、金疆界与“绍兴和议”时同，仍以淮水中流至大散关为界，金放弃新占领的淮南及川陕部分地区。
第三，南宋每年向金缴纳银绢增加至各三十万匹两。另给犒军银三百万两。
第四，双方遣还俘获之人。
第五，惩办战争首谋的官员韩侂胄、苏师旦等人。
5、韩侂胄的冤案
开禧北伐的失利，有着各种主客观的原因：
从客观上来说，当时宋、金双方的军事力量尚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在金朝同样做好了战备的情况下，南宋还没有力量将其打败。
从主观上来说，南宋军队的腐败是主要原因，当然与韩侂胄用人不当、冒险轻敌也有很大关系。但是，在要求收复北方失地这一点上，韩侂胄与早先的张浚并无两样，而在对战争的指挥上却没有张浚那样专横，其造成的后果也没有张浚那么严重。
可是，前者因为是著名理学家张栻之父，后者却是反道学之人，所以在由理学史臣编纂的《宋史》中，对张浚大加表彰，对韩侂胄却大加鞭答，将他与秦桧一起打入《奸臣传》，这并不公正。
南宋末年学者周密说：
余按绍兴秦桧主和，王伦出使。胡忠简（铨）抗疏，请斩桧以谢天下，时皆伟之。开禧侂胄主战，伦之子柟复出使，竟函韩首以请和，是和者当斩，而战者亦不免于死，一是一非，果何如哉？
周密的话，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史弥远等人杀害韩侂胄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是对理学史臣以人划线，评价人物和事件丧失公正立场的感慨。
作为外戚加权臣的韩侂胄，他妻妾成群，居第豪华，生活奢侈当然可以想见，在他周围聚集着一群拍马逢承、趋炎附势之徒也是事实，但情况并不像后来理学家蓄意攻击的那样严重，正如南宋末年学者周密所指出的，加在韩侂胄及其亲信头上的某些丑闻和罪状，“皆不得志抱私仇者撰造丑诋，所谓僭逆之类，悉无其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