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文新：应强化人民币汇率控制——中国需要研发更多汇率管理工具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面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央行已经多次表明态度。而在货币政策委员会2024年一季度会议上，与会者同样讨论了这个问题。会议公告指出：要“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坚持‘风险中性’理念，综合施策、校正背离、稳定预期，坚决对顺周期行为予以纠偏，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防止形成单边一致性预期并自我强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这样的表态当然重要，但我们一直希望以央行为首的国家金融结构能够有更多担当，以自身专业的技术能力、政策措施、市场机制尽可能稳定人民币汇率，为手段和能力均很有限的实体产业撑起一把保护伞，而不是一味强调企业自己管理汇率风险。历史证明，一国货币既非一味升值好、也非一味贬值好，而是稳定好。尤其是实体经济为本的国家，只有汇率稳定，企业家才会有稳定的收益预期，才能更好地安排企业未来的产量和产能。

历史上，在产业资本主导经济的时代，各国都希望汇率稳定，反对为自身国际贸易利益而不断贬值本币的国家。正因如此，二战结束之际，各国订立国际货币条约，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它实际就是固定汇率制。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霸权，让美国获取了巨大的国际利益，但客观地说，这一固定汇率制度为他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战后欧洲经济的快速恢复。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世界进入了金融资本主导经济的时代，正所谓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与之相伴的是，各国货币汇率也开始了所谓“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主流理论开始批判政府对汇率的干预，认为汇率可以自动调节国家经济的内外均衡。为什么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主张汇率自由浮动？其实，这恰恰是为了金融资本控制汇率更加便利。而历史事实反复告诫我们，在各国货币的国际市场地位差异悬殊的前提下，简单遵从“自由竞争的外汇市场”原则，则无异于让“重量级拳王”在自由竞技场上和“业余拳手”对打，结果可想而知。迄今为止，对货币汇率的操纵，依然是霸权国家，尤其是金融大鳄掠夺“弱势货币国家”财富的有效工具。

在国际争夺越发趋于白热化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应当更加突出“有管理的浮动”，避免大起大落对中国经济构成严重影响，避免国际金融大鳄操控市场，掠夺国家财富。

就当下情况看，人民币贬值压力大，关键在于中国取消“对外贸易强行结售汇”制度并实现“人民币经常账户自由兑换”之后，大量货物贸易顺差留存境外，尤其是美国加息、中国降息使双边利差加大之后。

以2023年为例，中国全年实现经常账户顺差2642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相对稳定，并未因经常账户顺差而出现相应增长。经常账户形成的外汇收入去哪了？

我们应当意识到一个重要问题：经常账户自由兑换的前提是自由贸易。但现实是，尽管中国还在努力维护自由贸易原则，但随着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大征关税，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以及限制、甚至拒绝科技产品对华出口，贸易自由化客观上已经大打折扣。

这意味着什么？经常账户自由兑换的前提条件已经受到挑战。在此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不是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所以这里建议：未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应当植入更多的“管理手段”，开发更多的“管理工具”。

需要怎样的管理工具？这类工具至少应当具备“相对直接、有效、低成本”特征。为此这里建议：以否定之否定的方法，设立“浮动结售汇制度”。

早期中国为破解外汇短缺问题而实行“强行结售汇制度”，而且让人民币汇率单一盯住美元，同时央行管制了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之后，随着外汇增多，中国逐渐放宽浮动区间，从而让人民币汇率逐渐走向“市场化”，之后“强制结售汇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从现实看，目前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贸易企业意愿结售汇，这势必加剧贸易企业跨境套利的冲动，而这样的行为也势必导致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加大，尤其是在境外利率远远高于国内利率的时期，外汇流出套利会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

所以，中国应当对企业结售汇实施“弹性管理”，当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之时，提高“结汇系数”或降低“购汇系数”，迫使企业“多结汇或少购汇”，增加外汇市场的外币供给，抑制人民币贬值压力；反之亦然。

总之，我们需要更多一些汇率管理工具，而不能单靠提高或降低利率去控制人民币汇率变化。靠利率管理汇率，经济成本很高。比如，当经济走弱，需要较低的利率去扶持经济的时候，人民币贬值却逼迫我们提升利率。这是两难之选，有人认为可以“平衡”，其意思无非是：不太影响经济的情况下，提高一点利率去平衡汇率。但这样做效果未必好，它可能影响公众的经济预期，而且对汇率也不能形成有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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