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资出逃 VS “钞”涌香江，昔时沪港资金流动之巨超乎想象（上）

文丨张秀莉

1947年的香港

1945年抗战的胜利，并没有使上海各界实现恢复繁荣的期望。一系列的经济管制措施、恶性的通货膨胀以及美货的倾销、政局的动荡，使得本可用于复兴上海经济的资金源源不断地外流，逃避到香港。资金逃避的方式有从国外订购机器原料的转移，更多表现为现金以汇款、运货、购买股票等方式转移。尽管南京国民政府也试图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限制，但无法改变资金趋利避害的运行法则。来自上海的资金和实践经验为香港工业的腾飞提供了重要助力。

资金流动的条件与原因

1947年的上海

近代以来，上海与香港的经济地位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即都是贸易、汇兑和航运的中心。上海由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在近代以前航运和贸易已相当发达，1843年开埠以后贸易更得以迅速发展，1861年外贸占全国比重超过50%。与之相应，上海亦是国内埠际贸易的中心，1936年时埠际贸易值占全国的75%，1940年上升到88%。贸易的发展必然引起大量而频繁的金融周转业务，带动金融市场的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已成为完全的金融中心。据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估计，“全国银货之可称资金者，不过6亿元左右，而上海一埠即占全国资金总量的76%”。而香港作为远东贸易的重心，承担着远东贸易“转运站”的职能。与之相应的是以其中心形成广阔的汇兑网络，成为我国侨汇的集散地，在我国新式银行未发达前，侨汇几乎全部经香港汇回国内，这也是香港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航运方面，1928年上海港的吞吐量为世界第14位，香港为第12位；1931年上海升至第7位，香港升为第8位，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述因素都为沪港间频繁的资金流动提供了可能和便利条件。

但是，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上海经济发展的进程，导致了沪港资金流动的第一个高潮，一批富商携带资金逃往香港避难，部分工厂也开始在香港开办起来。抗战胜利后，内迁的工厂纷纷回沪，准备在和平环境下重整旗鼓。但是国民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国共内战的日趋激烈，使他们复业和发展的理想破灭，积聚在上海的资金再一次选择了逃亡，沪港间资金流动的规模和频率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战前国内经济情况较为安定时，国内各地资金的运用比较固定，资金的移动或逃亡并不繁兴，即使资金有逃亡意向，也可以采取存款的方式经上海等地的外商银行而潜逃。但战后上海等地的外商银行不能经办存放款，外商在沪银行存款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1946年8月上海外商银行在各类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所占比重降为10.1%，汇兑业务也受到限制。因此国内资金的逃亡必以香港为渊薮。

中央银行旧影

自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止，中央银行用抛售黄金的办法回笼法币的数量约为一万亿元左右，有效缓解了物价的涨势，囤积居奇的现象也有所减少。但这一治标之策终究无法挽救因滥发法币和军事颓势所造成的混乱局面，1946年底随着全国各地游资麇集上海，黄金成为投机的标的物，国民政府运用抛售黄金调节市场的政策彻底失败，而充斥于上海的游资也继续南下寻找出路。到1947年5月，上海和广州的游资逃往香港的每月竟达3000亿元。此外，1948年1-8月份的物价指数平均每月增长65.4%。在此通货膨胀下，金融机构难于吸收存款，也不肯向企业放款，市场上游资充斥，而资金追逐高利润的特征使得大批资金逃往香港，套取港币和黄金外汇。这一恶性循环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而无可收拾，导致上海经济的崩溃。

一方面是流向上海的资金不断增加，内地人民预料上海将恢复其在中国货币市场的领导地位而将资金大量外调，国共关系的恶化也使流向上海的资金大为增加，竞相在投资方面寻求出路，一方面是上海缺乏积极疏导和利用资金的有效途径，这势必引起游资充斥，增加了市场的不稳定和通货膨胀，最终使上海成为资金外流的主要场所。与此同时，香港成为英国与美国竞争远东贸易权的基地，英国加强了香港的经济措施，采取严厉的统制政策，在汇兑、贸易、物价等方面限制美国货、争夺美汇，对美洲侨胞经过香港的汇款设法吸引。此外，香港入境限制较松，是除台湾以外可以自由进入的唯一地区，而且作为历史上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居民90%以上是中国人，交流的障碍小。从距离上来讲，当时从上海飞香港仅四五个小时的航程，是资金逃避的最近地区。

由于上述条件和原因，上海本地的资金和外地流入的资金不断地逃往香港，这一过程从抗战结束后即开始，随着国内政局动荡和经济形势的恶化而愈演愈烈。

资金流动的方式与途径

民国时期中央银行所发行的法币

资金流动的方式大致划分为汇款、运货、购买股票等，资金流向的主要途径是由北向南，东北平津的游资群集于武汉，上海武汉走向广州及香港，而广州游资又集中于香港。也有从上海携带现金赴港、通过上海外商银行购买港币、在上海购买外国股票等途径转移资金，但所占比重相对较小。

抗战胜利之初美金黑市价格最低时与法币的比值为1：600，而到1946年12月最高已达1：4300元，法币持有者的损失如此巨大，而港币的币值比较稳定，因此人们千方百计地将法币汇往香港，通过转办申汇的行庄结得港币。据统计仅1946年9月下半月有数可计的逃港资金上海就有法币75亿元。截至1946年10月21日止，国内资金逃港总数逼近千亿元，上海一地至10月13日止，逃港资金已达法币300亿元。

1947年10月上海的游资更大量涌向广州，中央银行广州分行最多的一天吸引外地汇穗款项达七八十宗，每宗均在2亿元以上。上海当局虽已发出禁令，限制资金南汇，但实业界人士想方设法通过汉口等地转汇去穗。据悉，由于法币大量涌入，广州市港币狂涨，达到1.44万元法币兑换1港元。据1948年4月估计，广州游资竟达16万亿之巨。

1947年中秋节过后，由于国内战争日益扩大，华北华中大量游资向南方上海广州香港逃亡，拼命搜购美钞美汇转美作为存款，及之新版大钞发行与10万、5万元大钞之谣言，造成金融物价的狂风暴雨，更为激烈，9月1日至11月底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广州黑市美钞已由4万元涨至15万元，黄金每两278万元涨至965万余元，港纸由7000元涨至3万元，米每市担由20余万元涨至90余万元。物价与外币不断的狂涨，其反面就是法币价值不断的惨跌。上海汇往广州的汇款更加汹涌，截至1948年6月底止，流入华南的资金达20万亿元，广州的游资在30万亿元左右，其中60%来自天津和上海，大量游资的充斥增加了广州的经济危机。而香港无疑是此巨额游资再度转移的重要地区。

侨汇的逃港对于资金的转移影响更大，成为当时最严重的金融问题。据美国商务部估计，1945年侨汇汇往中国为2400万美元，经香港的2460万美元。1947年3月，中国银行所收理的侨汇法币170余亿元，而通过民信局及私人汇往香港的达法币600亿元以上。1947年4月份的侨汇逃港数额激增至1500亿元。

汇兑逃避之外，直接由上海运现钞至香港或广州也是一种方式，香港金融市场上有时期钞与现钞相差无几，亦为大量运现的证明。

直接由上海运现钞至港在抗战结束后即已开始，在资金的数量上更难于估计。到1947年3月，工厂倒闭的比例几达70%，原来的生产资本流入市场变为游资。大量游资的存在使得投机成风，也再度导致了大规模的资金转移，现钞南流成为一种重要的资金转移方式。1947年6月以后，上海游资集中过多，且头寸极松，而广州头寸紧，商人每带100万现钞南下，即可赚得30万汇水。由于有利可图，现钞的走私极为猖獗，他们采取以货物蔽护、利用特殊势力封条包运、借军队迁移护运、绕道检查站回避检查、化装偷运等方式规避管制。

申新九厂旧影

运货更是当时主要的资金出逃方式。首先是以出口原料和制成品的形式抽逃资金，其中棉纱、棉布出口是资金逃避的大宗。1947年起，上海出口棉纱、棉布量较抗日战争前激增。如以1936年的出口值为100，以棉纱言：1947、1948、1949年都4倍、5倍于1936年；以棉布言1947、1948年则更高达13倍与22倍，1949年虽稍有下降，然仍5倍于1936年。在此期间内，纱布出口的输往地60%以上是仅到香港。其实这种输出并非实销，而是假运出纱布以逃避资金所致。1947年，申新九厂决定在香港设厂，逃避资金的方法，主要以棉纱、棉布经广州办事处出售后汇港，计约棉纱6450件，棉布约55000匹，估计港币约600万元，以黑市帐内付款，装广州套汇。抛售空头栈单也成为资金转移的方式，荣鸿元所直接支配的鸿丰、裕中、申七各厂把抛售栈单所得的货款立即结成美元或港币，然后汇往香港，大元纱厂就这样开办起来。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于1948年1月起就在广州筹设新厂，4月份将上海积存的美国进口烟叶也陆续运往广州。后因战局紧张，南洋烟草公司又将上海等地的大量资产，包括资金、成品和原料转往广州，再转向香港疏散。1948年以后，大东南烟厂亦逐步将企业南移，是年冬随着战区南移，即将上海的流动资金及产品陆续流入广州和香港，计卷烟8721箱，约合72万美元，现金50万美元，两项共计122万美元。除去后来汇回上海作为厂内开支所用的15.7万美元以外，净计流出资金106.3万美元。刘鸿生企业集团的章华毛纺织厂已逃走外汇和运出原材料、成品等约值500万美元，中华码头公司、华东煤矿公司和上海水泥厂共计已逃出约200万美元的资金。1949年5月初，章华毛纺织厂总经理程年彭和襄理华尔康带着大批外汇和家属，逃往香港，再没回上海，吞没了价值500万美元的全部外逃资金。

此外，通过在香港开设分行和联号转移资金成为进出口行和银行钱庄等逃资的重要方式。早在1947年，上海华商民营进口行，眼看业务不能开展，有很多就拨出资金，去香港开设分行；有的出口商因需有香港联手，也到港开设分行。据报道：自输管会华南分会公布进口商须重新登记，并须具备直接与外国厂商交易证件方得申请后，上海商人已纷纷在广州、香港设立分行或办事处，以便进行申请，因为上海商行在抗战爆发后大都与外国厂商有来往，容易提出证件。民营进出口商，有的有香港或国外分支机构，有的有香港或国外熟稔客户和交往多年的国外银行，对于逃出外汇，具有方便条件。这一方式从建国后仍在上海有行号的进出口行的国外股东所居地点，亦可看出进出口行资金逃避的主要地点是香港。在统计的53家进出口行中，有75名股东居住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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