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 | 赏析中华银行军用钞票 陈其美用其弥补开支

中华银行是武昌起义后不久，沪军都督府为筹措军需而设立的一家金融机构，其发行的军用钞票很受上海民众欢迎，当时沪军都督府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源于此。虽然中华银行和中华民国军用钞票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沪军都督府财政匮乏的局面，但对维持上海城市商业活动的正常运转和巩固新生革命政权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孙中山先生对中华银行评价很高，称其为“我名誉夙著的开国第一银行”。

武昌起义后，上海革命党人立即响应。1911年11月4日上午，上海宣告光复。6日，沪军都督府（也称“上海军政府”）成立，陈其美任都督。陈其美（1878—1916年），浙江湖州吴兴人，中国同盟会元老，在辛亥革命中成功领导上海起义，建全国第一个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地方政权，积极推动筹建全国临时政府。孙中山称赞陈其美在上海是“一木之支者”。

陈其美

经济建设是一个政权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支撑。一个新生政权的统治是否稳定，社会是否安定，经济环境很重要。而且，经济实力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决定了一个新生政权能否在残酷的生存斗争中生存下来。搞好经济建设，背后是充足的财政支撑。可是，因财政状况恶劣，陈其美领导的沪军都督府自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财政匮乏局面。

首先是财政收入锐减。辛亥革命前，清政府上海道库公款存于各钱庄。上海光复后，上海道台刘燕翼将三百五十多万两的库款存折交给英国领事，后者拒绝交还沪军都督府。而各钱庄也以无存折为由，不准沪军都督府提用。此外，上海海关的日常关税以及原大清银行的巨额银两均被强行截扣在英美租界，沪军都督府亦无法追缴征用。

上海光复后，为稳定民心，保持和维护社会安定，沪军都督府发布《上海军政分府宣言书》，宣布豁免江浙皖闽四省的钱粮和杂捐。这些措施虽然为新生政权的巩固提供了保障，但如此大幅度的减免税收，外加道库公款、关税等无法征用，势必造成沪军都督府的财政收入锐减。其次是财政压力加大。沪军都督府为巩固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支持孙中山筹建南京临时政府以及长江沿线各省的光复，并筹备北伐，大肆招募新兵，造成军费开支大增。当时聚集在上海的革命军有数万人，沪军都督府每月支出大都在百万以上。此外，沪军都督府还要维持自身运转等费用，在此背景下，其财政支出压力可谓巨大。

最后是金融秩序混乱。武昌起义后，各地相继独立的政治局面导致纸币信誉急速下跌，各地纸币不能通用，商家纷纷改用银两交易，上海金融业陷入一种严重混乱的状态。在此情况下，钞票迅速贬值，银价飞涨。市民闻讯后纷纷跑到银行兑换纸币，提取现银。这种现象引起银根紧缩，市面恐慌，不少银行、钱庄因为挤兑而陷入了破产边缘，丝厂等实业也因此被连带而无法开工，工人工资大幅下降。武昌起义半个月内，上海金融混乱的态势已经波及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社会经济萧条。

虽然开展了规模庞大的筹措经费活动，然而募集经费有限，甚至连都督陈其美这样铁腕精明的人物也曾被经费逼到一筹莫展的境地。面对无钱可用的财政局面，为了筹集钱款、稳定金融市场，沪军都督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化解危机，创办中华银行即是应急措施之一。

时任都督府财政总长的沈缦云向陈其美提议，应当在积极“振兴实业、广拓财源”的同时，设法聚合民间资金，创办一家“由军政府担保并委派监理”的股份制华商银行，以发行短期军用钞票的方式，达到“流通泉货，酌剂盈虚，既裕饷需，兼并商团”的目标。陈其美接受了沈缦云的建议，决定成立中华银行，作为新政府的金融机构，发行纸币及债券应付开支，并委派沈缦云具体负责创办。沈缦云是江苏吴县（今苏州）人，近代实业家，民国政要。沈曼云精明能干，参与创办了上海信成商业储蓄银行，1909年加入同盟会，依托信成银行，筹措了大量经费，支持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府成立，沈缦云出任财政总长。

1911年11月4日，沪军都督府明确提出创办中华银行，发行军用票，目的“在于流转金融，并非把持货利。”中华银行总行设立上海市沿浦吉祥弄口，分行设立北市。股本分为一百万股，官商合办，官股、商股各持半数。经营范围除一般信贷业务外，还监管军用钞票和国家收入的一切赋税饷款。1911年11月21日，中华银行在上海南市隆重开业。据当时报载，中华银行开幕之时，“来宾甚多，士绅商学济济一堂，无不欢欣鼓舞”。因为中华银行的主要职责是奉令经理中华民国军用钞票，所以自成立之日起，其发行的名为“中华民国军用钞票”的纸币也立即面世，参与流通。

在革命危机之时，军用票发行的作用关乎新生政权的生死存亡 ，能否通过发行军用票筹集到巨额款项，直接关系到沪军都督府政权的巩固、以及攻克南京、筹建南京临时政府等问题。为了尽快筹得所需巨款，在军用票发行过程中，沪军都督府采取了二项重要措施。第一是鼓励巨商踊跃认购。沪军都督府鼓励工商界人士采取积极姿态，参与军用钞票的兑付活动。在军用钞票对社会发行前，沪南商务分会就集会提请商务总会邀请各业领袖，到活动现场踊跃兑付。兑付场面十分热烈，巨商积极兑购军用钞票，不惜花巨资争先兑付第一号。其中，董事郭竹樵以五百元兑得拾元钞票的第一号，黄少严以一百零五元兑得伍元钞票的第一号，朱少屏以五十元兑得伍角钞票的第一号，杨谱笙以六十元兑得拾元钞票的第二号，方樵苓以五十元兑得伍元钞票的第二号。陈其美、沈缦云、俞寰澄、周葆元、王一亭、虞洽卿等人，均以高于票额的代价兑得各面额钞票的三、四号。而王奋独以一枚价值昂贵的钻戒兑得壹元钞票的第一号，态度积极、义勇百倍。面对如此火热的场景，当时报纸形容“观此足知人心之所趋，如水赴壑，亦中华新纪元灿烂之纪念”。

第二是全力维护军用票的信用。一种钞票之所以能够稳固流通并延续长久，依靠的是信用。为稳定民心，加快资金周转，政府以刊发告示的形式明确中华银行的工作程序，规范军用票发行，竭尽全力维护军用钞票的信用。

都督陈其美也在报纸刊出晓谕：“所发各种钞票，务须一律通用，流行无滞，庶于金融机构有所裨益；并须深明此义，不得有故意克扣压抑情事。吾沪商民素明事理，且能信仰军政府一切施设，是为本都督所欣慰。惟恐无知之辈，妄起猜疑，贪利之徒，漫思剥削，因特重行生命，一体行用。金融灵通，即军饷充裕，是则本都督与商民同受其益也。”作为上海的最高军事长官，陈其美的晓谕为军用钞票的顺利发行起到了保证作用。

由于措施得当，军用钞票进人市场流通后，信用较好，连兑换银洋的烟纸店也自愿效劳，不取“ 贴水” ，一些商店甚至专门悬挂出“专收军用票”牌子，从而维持了军用票的信用，促进了流通，达到了沪军都督府最初制定的目标。

军用钞票发行初期极为顺利。但1912年春天，上海市面出现了二十多万元的假钞，并且使用范围迅速蔓延到浙江地区。此种情况势必引起市民恐慌，为避免损失、维护军用票的声誉，财政部积极采取补救措施，督促各华商银行“整顿军钞使用”，对流回银行的零散假钞，一律加盖“伪票”印戳予以销废，严禁再次入市。但因假钞数量巨大，社会上“人心扰动，纷纷兑现，而伪票仍未绝迹”。为彻底断绝假钞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军政府最后只好全部收兑军用钞票，停止流通。

1912年6月11日，《申报》、《时报》、《新闻报》、《民立报》等都刊发了都督陈其美签署的回收公告，明确指出人们可将持有的军用钞票到中华银行兑换成银元。由于有都督府出面维护，军用钞票的回收进展极为顺畅。至此，中华民国军用钞票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1912年7月，沪军都督府被撤销，中华银行实行改组，重订章程，改为商办。1913年2月，经股东大会决议，中华银行更名为中华商业储蓄银行。

中华民国军用钞票因为信誉良好，可以在上海所有华商银行间自由兑付，钞票的币值与银元挂钩，可见当时政府采取的是实行银本位通货管理制。军用钞票存世虽然只有数月，但很受百姓欢迎，作用巨大。它的发行一方面稳定了上海和周围地区市面的物价，维持了正常的市场运转，另一方面及时有效地解决了政府军用及各项公共支出，当时沪军都督府的财政收入全赖于此。此外，其消除了当时广大市民普遍存在的顾虑心理，对稳定人心、减缓金融恐慌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华银行的创立，对于光复不久的上海经济恢复和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为随着清王朝的土崩瓦解，各地纷纷独立，导致了货币信用的危机。此时，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革命党人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筹措军饷，化解金融矛盾、掌控货币的发行权并以此稳定社会经济。沪军都督府审时度势，及时创办了中华银行，发行公债和军用钞票，迅速地解决了棘手的经济问题。凭借自身强大的资金组织和运作能力，中华银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以较少的股本基础向沪军都督府提供了高达65万余两的借款。得此资金援助，沪苏浙联军在1911年12月2日攻下南京，使南京得以成为中华民国开国之首都，意义甚为重大。

中华民国军用钞票，共有伍角、壹元、伍元、拾元四种面额。其中，伍角券正面为海蓝色、背面为黄褐色，长12.1、宽7.2厘米。壹元券正面为赤褐，背面为蓝色，长13.3、宽8厘米。伍元券正面为橙黄色，背面为浅绿色，长15.4、宽9.9厘米。拾元券正面为深绿色，背面为浅褐色，长16.8、宽10.4厘米。

这四种钞票除了面额、票幅、颜色不同外，其他图案均一致。钞票正面四周由花框围绕，四角花草中心处斜式书写面额汉字。正面主体图案为中国传统的花草图。框式花栏内，上端横书“中华民国”“军用钞票”八字，两行排列。在中间的金额两旁，印有“上海通用银元”，说明此种票是银元票。此外还印有“只认票不认人”及“凭票即付”“执此为照”等寓意防伪识别的字样。右边印“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吉日”，此票采用黄帝纪年，表明了革命党人与清政府势不两立。左边印“中华银行经理”，并盖有“沪军都督”、“财政总长”两颗篆字红印。下面左右有两侧各印有钞票的印制编码（NO.+6位数字）。票右边还盖有篆字“军用钞票”骑缝章。

钞票背面四周亦由花框围绕，四角花草中心处印有面额数字。正面主体图案为中国传统的花草图。框式花栏内，上端横书“THE REPUBLICAN CHINA”“MILITARY BANK-NOTE”英文，两行排列。中间印有英文面额“TEN DOLLARS LOGAL GURRENCY”。此外，还有红色英文“上海”字样及财政总长沈缦云的英文签名，以及英文承诺见票即付字样。

中华银行军用钞票拾元

中华银行军用钞票伍元

据考证，有一种拾元军用钞票券面盖有一长方形印章，名“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廿五廿三月廿一日”“已登记”字样，证明此券已向革命债务调查债务委员会已登记兑现，更可证明此券在第二次革命时也曾使用。

中华民国军用钞票的票面风格和设计特点极具历史时代意义，带有辛亥革命标志。“中华民国”、“沪军都督”、“军用钞票”这些词语代表了新生政权的建立和钞票发行的性质、作用。采用皇帝纪元，是当时辛亥革命钞票的一个显著特点。因为各地起义者多以推翻清王朝继承黄帝之业为己任，辛亥革命时期采用黄帝降生年（一说黄帝主政年）为纪元蔚为风气。当时中国同盟会的《民报》采用黄帝纪元，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也采用黄帝纪元，各省政府亦跟着使用，所以中华民国军用钞票也采用黄帝纪年，印有“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字样。有学者据票面特征考证，军用钞票是委托上海集成公司采用证劵纸，用石印机印刷。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地区的印刷业非常发达，其中，上海商务印书书馆和上海集成公司承印的辛亥革命纸币种类最多，贡献最大。中华银行印制、发行军用钞票后，影响广泛，其他各省也纷纷来沪订印钞票。

通过钱币回望历史，这一张张中华民国军用钞票亲历了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它们是上海资产阶级开展革命，维护沪军政权稳定的历史见证。由于发行时间短，存世量少，现已成为辛亥革命时期货币收藏的一个珍稀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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