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河南首任省委书记，47岁因病去世，秘书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

革命历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曲折与牺牲。许多党的先驱，在革命征程中频遭逮捕入狱。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咬紧牙关，甘愿牺牲生命，坚定地捍卫心中的信念。今天我要介绍的张玺，就是这样一位无畏牺牲的革命先辈。

张玺的成长经历是怎样的呢？他在建国后又担任过哪些重要职务呢？

1912年，东田村庄的一个男孩出生了，他的名字叫王常珍。在邢台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他参加了共青团，后来担任了团支部和团总支书记，领导了一些学生运动。

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的消息传来，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愤怒。王常珍和他的同学们也被激励了起来，在邢台组织了一些反日宣传和收复东北的活动，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

但是，不久之后，因为有人告密，年仅20岁的王常珍被捕入狱。虽然敌人利用他的家人来威胁他，但他仍然坚定不移，拒绝屈服。他的坚持和勇气令敌人头痛不已。

1934年年底，已在狱中被困2年的他暗中联合狱友，进行绝食7天的斗争，反抗国民党的“反省分院”，取得了敌人的部分妥协。

1935年，国民党秘密潜入狱中，冒充法官和囚犯，打探中共组织情报。得知张玺等12位领导者身份后，下令将其处决。然而，张玺和同伴并未畏惧“死亡威胁”，毅然准备面对牺牲。

就在此时，中日签订了“何梅协定”，国民党势力开始从北平撤退。这场转机使得张玺等人逃过了一劫，得以重新获得自由。1936年，张玺离开监狱后听从北方局的指示，前往直鲁豫从事地下宣传工作。

由于该地区组织刚遭受敌人严重破坏，情势十分紧迫，所以张玺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四处奔走，恢复了这里的组织。

张玺在这里坚守了两年，为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抓住机遇，在直鲁豫地区完成了统一抗日战线的工作。

1940年，冀鲁豫面临着最艰难的时期，张玺返回并组建了一支抗击敌人的武装力量，帮助民众重建家园，使这片地区在经历日军两次扫荡后重新恢复社会秩序。

随后，冀鲁豫和鲁西区合并，张玺成为区委副书记。1944年，他连年晋升，同时担任分局党校秘书长。

他抽调了1千余名该地区县级、干部连干部，对他们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整风学习，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努力。

1946年，中国内战正式开始，冀鲁豫地区成为刘邓大军的主要作战场地。同年8月，张玺接受了关于区党委工作不扎实的批评，并下定决心挽回。

他组建了两套班子，以黄河为界限，南北双方分别行动。张玺一直坚持前线指挥，历经9个月，控制了大半个农村阵地，为大军反击提供了有利条件。

战后，上级称赞张玺：“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冀鲁豫人民的战斗力很强。”

1948年，36岁的张玺成为豫西区党委第一书记。1949年1月，河南全省宣布解放。同年6月，张玺成为河南省第一任省委书记。

对张玺来说，从加入革命到年轻时成为正部级干部，他一直都是中共的好同志，一直都在革命的最前线奋斗。

全国解放后，各地面临着重建经济、恢复民生的艰巨任务，河南省也不例外。

张玺从根本出发，与省委组织联合，成功完成了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重要任务。他每年至少花费4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与民众交流，寻找可行的方案和经验。

在土地改革时，张玺多次带领工作人员深入黄泛区内20多个县进行实地调查，全面了解该区特点，根据调查结果制定了一套与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土改方案。

他一直强调尊重劳动，不断鼓励农民和过去的地主、富农到这片几乎是绝境的区域定居、开荒、种地，激发了当地群众和外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效推动了该区域的开发和建设。

同时，张玺对如何恢复经济问题有着清晰的预见。他抽出时间到许昌的李口乡停留20多天，寻找促进土改后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方法；在洛阳平乐乡停留10多天，找到了促进信贷社和供销社发展的办法。

他也重视城市工业和交通事业，两次前往郑州调查民主改革相关问题……

张玺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正是因为他的实地调查，使他对互助组、供销社等对生产的促进有了充分了解，从中找到了“要保护个体经济积极性”的要诀，确保了“工人在民主管理中的重要性”。

随后，他将自己的经验和理解整理成一份有效报告递交给省委，并分别讨论、实施。

当然，张玺也面临困难，城乡经济交流阻塞是他头痛的问题之一：工业品无法流通到乡镇，农产品同样进不了城市，如果不加以解决，将对城乡发展都带来负面影响。

为此，张玺亲自深入城镇调查，邀请专家参加座谈会，共同商讨解决办法，最终提出由省政府组织大规模、多层次、跨省市的物资交流会、庙会、土特产会等方法，调动民众的积极性。这不仅解决了城乡渠道阻塞问题，还提高了市场活跃度，大大促进了经济繁荣。

张玺以惊人的速度带领河南人民完成了民主改革，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他的才能和品德被中南局称赞为“模范式”，展示了党提供的宝贵经验。张玺的领导让解放后的河南成为令人艳羡的地方。1952年，他受调至国家计划委员会，为祖国的建设继续贡献力量。

1956年，他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张玺知道，职位的调整并非享受，而是一个新的开始。他没有沉溺于荣誉，而是决心尽快熟悉新工作。

张玺立志深入学习，每天自主学习，致力于深刻理解政治经济学和经济计划制定等难题。他每次参加研讨会，无论是否完全理解，都认真记录，下班后重新研读，努力消化。

为了提升技术水平，张玺特意向高级工程师请教，“遇到难题就钻研，直到完全掌握为止”。

除了理论知识，张玺还通过实地参观学习。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仅用一年时间，张玺就胜任了能协助李富春展开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的重要职责。

随后，他参与了组织编制1954-1957年四个年度计划工作、提出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与苏联政府谈判我国“二·五”计划期间援建项目等工作。

然而，由于“大跃进”的兴起，“二·五”计划建议最终夭折。

张玺在工作中一丝不苟，以认真细致的态度闻名。然而，他的生活却朴素平凡。

面对政府提供的吉姆牌轿车，他却婉言谢绝：“我已经有了自己的车子，不需要换新的。”同样，他也拒绝了因家庭条件和偶尔失眠而被安排的大房子。他始终以优秀品行树立了榜样，是一位值得敬佩的前辈。

1956年4月，张玺开始出现鼻塞、低烧等症状，但他依然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

直到11月，同事们再三催促他去医院检查，他才抽出时间。结果令人震惊：晚期鼻咽癌。然而，张玺并未惧怕，而是坚信自己能够战胜疾病，继续为党奉献。

周总理得知此事，特批张玺前往苏联治疗。3个月内，他忍受了放疗的痛苦，同时努力锻炼身体、学习俄语、思考工作问题。

治疗结束后，张玺回国投入工作，不知病魔早已扩散。

经历大手术后，他把医院当作办公室，不断努力工作和学习。然而，病魔最终战胜了他，他在1959年英年早逝，年仅47岁。

张玺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对工作负责、对国家和人民忠诚、坚韧不拔、敢于面对困难和磨难。他的精神值得后人铭记和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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