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院线电影似乎很久没支棱起来了，朋友于是组了个观影群，不定期组织去他家看精选好片。最近选的是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我看过三四遍。朋友说，那正好，你来做讲解。
但《少年派》没什么好讲解的，看再多遍，它也是一部主题和故事都极致简单的影片。简单到导演李安几乎已经剥夺了观众的发言权。我认为这正是导演和影片的厉害之处，直截了当地表达电影主题，不给观众作阅读理解的机会。
拍摄《卧虎藏龙》时，李安曾想用《庄子·养生主》篇里“庖丁解牛”的原理，作为李慕白传给玉娇龙的用剑之道——屠夫杀牛一般一个月换一把刀，好手一年一换，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完好如新。因为他刃不碰骨，刀锋只在牛的肌腱间游走。
这个典故其实非常贴切，李安却认为太老中趣味，隐晦又啰嗦，选择了放弃。但在电影的表达上，李安和庖丁一样，都做了最简单的事。
前年这个时候，我把自己关在40多平的住处，日日复习老片子。我发现顶级导演的功力，都在“简单”二字上，专注于清爽地讲故事，把一件事或者一种情感表达出来。技术水平限制或者画质粗糙，丝毫掩盖不了简单直白叙事的精妙。或者说，他们本身就对锦上添花的东西用得比较克制。
这方面日本导演尤其出挑。小津安二郎就可以把家长里短的《东京物语》讲得没有一丝冗余；小林正树的《切腹》题材奇诡，表达上却毫无旁逸斜出。看这些片子，就像对面坐着个神奇老友，他的故事很精彩，但你句句听得懂，无需纠结弦外之音。
但说话做事要做到极致简单，其实挺难。把复杂简单化，毋庸置疑是需要能力的，就像要在智能家电上把复杂的功能集成在一个按钮上。但更大的挑战在于，简单往往要求我们高度坦诚。
看李安的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发现他是个非常坦诚的人，有自身能力做不到的事，或者有权衡利弊的瞬间，都清清楚楚写在书里，也体现在作品上。每次看他的电影，便犹如一次交心。
从这一点来说，我并不喜欢宫崎骏的影片，他的表达太过温良婉转，几乎带着害怕冒犯他人的气息(他的死对头高畑勋的《平成狸合战》，反而是我心中的动画高分之作)。看他的片子，就会忍不住想起现实中包括自己在内的虚与委蛇的人们，怪丧气的。
但宫崎骏比起要在电影之外用减肥备忘录和各种剖白来戳观众的创作者们，又要坦诚很多。因为后者很像是把观众当成商品，扫描出全身的嗨点乃至付费点，再尽可能精准触发。这种有预谋般的对待，更令人恼怒。
而宫崎骏的人生，却堪称率性而为的完美极简作品，一生都在用纯粹的心思做某件事，被压垮逼疯时，嚷嚷着不干了，却又因为热爱一再食言。所以即便不怎么爱他的作品，我也始终喜欢这个人。
NBA顶级教练、马刺队主帅波波维奇，也是一个因为坦诚而把人生变成作品的人。某次，他在季后赛接受采访，记者问：接下来你将如何备战第七场(比赛)呢？波波维奇回答他：我会让球员们上车，开到球馆，再让球员下车，然后上场比赛。我们就是这么备战的。
类似的话，波波能出一本语录，很多人可能以为他是个油滑老头。但他从少年熬成白头翁，追求的就是最简单率性的事：让每一个来到马刺队的球员都遵守纪律，无论他们之前是什么刺头；如果球队赛后休息时间太短，就取消联盟规定的媒体访问；以及从1996年开始做马刺队教练，直到今天。
很多人可能会说，那可是李安和波波维奇，只有当一个人足够牛时，他才能这么简单地说话做事。我们往往都是为了少露马脚，才把事情复杂化的。但露马脚有什么好羞愧的呢。
前段时间去世的著名漫画家鸟山明，几年前在《少年JUMP》创刊50周年时接受访谈，提问者问他对今天的漫画家有什么期许，鸟山明回答说：
“现在的漫画家都画得太好了，我更想看到那种，让人看的时候，一边大笑，一边觉得‘这个人是傻瓜吧’的作品。”
如果一个人用如此纯真的姿态，交出他的作品乃至人生，哪怕拙劣粗糙一点，像我这种观众，并没有任何想要诟病的理由。
比起不完美的简单，故作聪明的复杂，反而给人制造了更多虚妄和麻烦。就像李安说的：
“纯真丧失之后，再想回头，那也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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