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戴笠孙子戴以宏身份暴露，处决前说出一番话，被当庭释放

周恩来总理曾说：“戴笠之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可见由戴笠领导的国民党军统机构在残杀不少共产党员之后，给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戴笠作为一个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在1946年因飞机失事亡故之后，其前尘旧事并没能就此烟消云散。

依旧有许多人讨论他的功与过，更有人关注起其后代的境遇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戴笠之孙戴以宏就暴露了原本的身份，并因一系列错误的言论和行为遭到了逮捕，险些迎来了处决。

之所以说“险些”，是因为他在被处决前说出了一番话，后来被当庭释放。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戴以宏的父辈

1946年戴笠身亡后，民间一再传出谣言，称戴笠已经“断子绝孙”。

显然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70年代险遭处决、引发国内强烈关注的戴以宏就是戴笠的亲孙子，其父名为“戴藏宜”，是戴笠与原配夫人毛氏所育的唯一一子。

戴藏宜作为戴笠的亲儿子，却和父亲的关系并不亲密。

他生在江山的乡下，年少时一直跟随母亲，也即戴笠的原配夫人毛氏居住在乡下的旧宅，在家中侍奉祖母。

一直等到后来戴笠发达，他还和祖母、母亲一起被接到了南京，和父亲有了接触。

事实上，在父子分离的日子，他们都极少见面和通信，住到一起后，他们的交谈也并没有明显增加。

面对戴笠，戴藏宜感到陌生和惧怕，但不可否认，父子俩骨子里是相似的，都崇尚权势和暴力。

1940年之前，戴藏宜还是一个学生，却有了“自己原来是权二代”的实感，如穷人乍富一般无心学业，只会依靠父亲的权势吃喝玩乐、欺压百姓。

1940年之后，戴藏宜也加入了军统，成为了一名情报专员。

后来他参与了不少秘密杀害中共党员的任务，如我党地下区委书记华春荣及其儿子就都遭到了他的毒手。

在能力上，戴藏宜远远不如戴笠。戴笠曾希望借儿子的婚事来加强和十人团成员王天木的关系，要求戴藏宜和王天木的女儿结婚。

只是戴藏宜自知没有能力和勇气卷入这样复杂的关系，坚决地拒绝了父亲的要求，为此他还曾遭到了戴笠的软禁。

后来是戴藏宜的母亲毛氏出面求情，戴笠才慢慢松口同意戴藏宜自行决定自己的婚事。

不过，或许是已经对戴藏宜没有期待，抱着“眼不见为净”的想法，戴笠让戴藏宜回了江山老家。

就是在回到江山老家之后，戴藏宜和当地的一个女子——郑锡英结了婚，两人后来生下三男两女，其中的第二个儿子就是戴以宏。

戴笠在世时，凭借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力，戴藏宜虽远在江山，却还是取得了一系列挂名职位，得到了不少的荫庇。但1946年戴笠意外身亡后，戴藏宜一家人的处境就变得十分凄惨。

原先遭到戴笠压制、与其有深仇旧怨的不少人甚至不等戴笠入土，就相继找借口和戴藏宜发生了冲突，戴藏宜险些被扣下，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幸而他“急中生智”，跑到停放戴笠棺材的灵堂扶棺痛哭，才引得沈醉出面为他解决了麻烦。

也是这件事给了戴藏宜“启发”。后来他又利用戴笠遗属的身份，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梅乐斯的身上“讨来了”1万美元，还争取到了在为纪念戴笠而建的雨农中学担任校务主任的机会，利用该职位从中国银行杭州分行榨取了5万元。

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大部队撤退到台湾，戴藏宜顿感不妙，立即将学校的财物、家具打包，装满了三艘船，想要沿着衢江运回江山县，再在那里接上家人，一起逃至台湾。

只是当时他的船刚刚靠岸，就遭到了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搜刮，被彻底洗劫一空。戴藏宜不敢反抗，只得灰溜溜地一个人跑回了家乡躲避。接上家人逃亡台湾的计划也就此中断。

饶是如此，戴藏宜也不打算接受改造、接受新的政权和新的生活。相反，他开始勾结当地土匪，和叔叔一起组织起了一个1000人左右的大队，在解放军前来解放江山时不断发起阻击。

后来，戴藏宜被捕，于1951年在当地群众大会上接受公审，后被处决。

此时，作为戴藏宜的二子，戴以宏年仅7岁，却已算得上是知事的年纪。

戴以宏发表不当言论

戴藏宜在1949年遭到逮捕并在1951年被处决，全因他做了错事必须付出代价。对此，我党并没有冤枉了他。

甚至需要强调，我党就事论事，在处死戴藏宜之后并没有牵连他的妻子和子女。他们依旧是自由之身。

只是，戴藏宜的妻子郑锡英到底还是在心理上受到了不小的刺激，为了逃避往事，她隐姓埋名，带着三男两女共计五个孩子“逃亡”到了上海。

途中，小女儿戴璐璐不幸夭折，到了上海后，郑锡英又选择将大女儿戴眉曼托付给原来在戴公馆做事的厨娘汤好珠抚养，后者随汤好珠的丈夫改姓为“廖”，取名“秋美”，后来踏实地过完了平凡却平静的一生。

这时，包括戴以宏在内，戴藏宜和郑锡英的三个儿子都依旧跟随在郑锡英的身边，后者先是托人在上海帮忙找了一份工作，得以养家糊口，后在1953年经蒋介石安排，被从上海秘密接到了台湾。

值得提到的是，当时被接到台湾的除了郑锡英，还有她的长子戴以宽和三子戴以昶，唯有二子戴以宏没有被接走，反而继续留在了上海。

事实上，当时戴以宏虽然被留在了大陆，但国民党方面却已经安排有人冒名顶替，假扮作他前往了台湾。

也因此很长一段时间，组织对于戴以宏的去向存在错误的认识，而真正的戴以宏则经由特务陆秉章照料，一直生活在上海市公安局附近。

哪怕后来陆秉章被捕，戴以宏也因陆秉章妻子对他进行了及时的转移，得以进入上海一家由宋庆龄资助开办的孤儿院，在里边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同样在大陆长大，同样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如果说戴眉曼因为得到了政府和乡亲们的照顾而生出感激之情，更努力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甚至有余力帮助他人的人的话，那么戴以宏在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后，却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

20世纪60、70年代，戴以宏曾多次隐讳地发表了一些不当的言论，包括但不限于公开质疑党的一些政策，以及参与一些敏感话题的讨论等等。

无疑，这些言论都可能引起公众对我党的误解和质疑，更可能损害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信任度和支持度、抹黑我党的形象。待其身份彻底暴露时，相关部门决定对其展开审判。

戴以宏得到释放

20世纪70年代，戴以宏被捕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会受到处决。就连他本人也心灰意冷。

但后来的发展却远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在戴以宏激动地说出一番话后，我党决定将其当庭释放。

戴以宏身份暴露，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地方政府对知青进行身份审查时发现戴以宏的户籍信息有过多次改动，这才意识到有不对劲的地方，对他做了更深入的调查，也就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

戴以宏也因是戴笠的孙子、戴藏宜的儿子，在当时受到了强烈的舆论谴责。

当他站在法庭上接受法院的审判时，他内心其实有很多的不甘。他表示自己“多年来从未有过半点过错，甚至连戴笠和戴藏宜面长面短都记不清了”。

他喊出这句话时声线都有些颤抖，但他激动之下的音量足以让现场每一个人都听清他的话。

法官决定暂停对他的审判，并将现场的情况汇报给上级部门。层层上报之后，就连我党的领导人都被惊动了。

后来，中央下达了指示，决定当庭释放戴以宏。

当庭释放戴以宏，体现了我党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品质，也彰显了我党的政治智慧和领导才能。

要知道，戴以宏作为戴笠之孙，身份特殊，其行为和境遇也备受关注。我党未因其特殊身份对其进行严厉打击和追责，反而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体现自己的政治自信和开放包容，也能为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至于没有追究戴以宏的一些隐讳的不当言论，也是因为我党具备一定的成熟度和智慧，懂得对待不同的声音和意见。

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戴以宏远不至于因几句抱怨和吐槽落得了被枪决的下场。

值得提到的是，戴以宏被当庭释放一事的确在当时引发了强烈关注和讨论。后来更多有类似背景的人敢于且乐于融入大陆，共同促进了国家的建设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