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青年宫崎骏对中国动画的爱与失望

编者按：宫崎骏导演的告别之作、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日前得到了中国观众的关注。电影讲述了一位失去母亲的少年在偶然中跟随会说话的苍鹭进入异世界的冒险。电影开头以主人公的口吻交代，“战争第三年，母亲去世了；第四年，我和父亲一起离开了东京。”这一设定与宫崎骏本人的战争经历相关。宫崎骏后来曾经回忆起，自己4岁那年戴着帽兜、和大人们在四处掉下的烧夷弹中逃难的经历。

《青春燃烧: 日本动漫与战后左翼运动》一书作者徐靖看到，年轻时宫崎骏对日本的侵略历史十分憎恶，对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和家庭出身深感羞耻，以至于不想出国。战后，他深入参加了日本的左翼运动。大学毕业后，宫崎骏进入了当时日本动画界的“老大”——东映动画公司，当时东映动画公司的劳工组织战斗力很强，经常与资方斗争，为员工维权谋福利，堪称日本文艺界的“标杆”。宫崎骏积极地参与了东映的劳工运动，还因为表现突出而担任东映劳动组合（工会）书记长职务。宫崎骏后来和东映的老员工大田朱美结婚，妻子出身于日本共产党背景的家庭，也是东映工会的“骨干”。

1968年7月，日本左翼社会运动再次掀起热潮，东大学生占领安田讲堂。同一时期，宫崎骏等人共同创作的《太阳王子霍尔斯的大冒险》也正式在日本上映。这部充满了社会主义美学色彩的动画片歌颂劳动者，歌颂团结正义，受到大量日本左翼运动学生的热捧。

宫崎骏度过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业低谷期，以及后来创建吉卜力工作室，都得到了德间书店的支持。德间书店的创始人是日本共产主义老革命家德间康快，德间康快在日本战败前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战后因读卖新闻社“清共运动”离职，创办了德间书店。

经历过战败、战后社会运动的起起伏伏，宫崎骏对于当时的世界格局和社会运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动画成了他和合作者向世界传播左翼运动理念的工具。《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中也有左翼思想的身影——徐靖在书中指出，《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原书创作的背景就在于，1930年代日本国内思想管制十分严苛，原作的写作目的就是对抗日本国内日益疯狂失控的军国主义狂热对青少年的侵蚀。

身为左翼文艺青年的宫崎骏，自然对中国也非常关注。他和同事曾经到访中国，对纯粹的中国动画创作环境“羡慕不已”。当时，完全不考虑商业利益，纯粹地追求动画艺术的中国动画诞生过不少高品质的作品。以下书摘就展示出宫崎骏在与中国同行尤其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交流过程中，如何受到中国动画制作的影响，这段经历又如何与他的左翼思想发生碰撞。

《吉卜力老爷子们的动画革命路》

撰文 | 徐靖

01 《太阳王子》与《哪吒闹海》

1979到1982年间，宫崎骏、高畑勋等人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过一段耐人回味的尘封往事。

80年代初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中日关系正处于蜜月期，中国的动画片得以走进日本业界视野。在手塚治虫、德间康快等前辈积极推动下，当时中日动画曾有过密切的交流。

1981年，特伟等上美影的老前辈们应手塚治虫等日本动画家邀请赴日交流。其间和高畑勋、宫崎骏、大塚康生等人有过难得的交流经历。

“文革”十年浩劫后的19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以上美影厂为代表的中国动画迎来一个中兴期，涌现出《哪吒闹海》《九色鹿》等大量优秀作品。

当年《Animage》专门为中国动画制作了超过16页详细专题介绍，并策划了大塚康生、高畑勋、宫崎骏等人关于中国动画的对谈。“前东映工会三人组”高度赞扬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代表的中国动画的艺术性。高畑勋谈起《小蝌蚪找妈妈》说“直接看傻了”。大塚康生本来就会一些中文，当时和特伟等人交流甚欢。

其中最受日本人喜爱、影响力最大的要数《哪吒闹海》。

《哪吒闹海》作为1979年国庆献礼动画片，集合了当时上美影厂乃至中国动画行业最强大的制作阵容，60分钟的动画片，前后耗时一年零三个月，绘制五万八千余幅图，后来与《大闹天宫》合称为“中国手绘动画电影双璧”。

宫崎骏个人尤其喜爱《哪吒闹海》，盛赞是“活力四射又有趣的作品”，他说：“我看了《哪吒闹海》，非常感动。主人公向龙王妥协被迫自杀后，为了一雪悲愤再次登场，那时哪吒的雄壮而威风凛凛的身姿表现得淋漓尽致。”

鲜为人知的是，《哪吒闹海》和《太阳王子》之间也有渊源。

后来高畑勋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曾提到，战后留在中国，与特伟共同创设上美影厂的日本动画家持永只仁（中文名：方明）在参与《哪吒闹海》的时候，曾多次推荐主创人员观看《太阳王子》作为学习借鉴。

02 “艺术至上”社会主义动画美学

在《Animage》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宫崎、高畑、大塚等人对于中国动画的艺术性、政治性、娱乐性开展了热烈的讨论，也和日本动画做了对比。

那一时期中国动画的高品质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之上，中国动画可以完全不考虑商业利益，纯粹地追求动画艺术。《小蝌蚪找妈妈》等水墨动画技术门槛高、制作费时，在完全商业化的日本市场几乎完全没有付诸实现的可能。几位东映动画的前工会领袖对于纯粹的中国动画创作环境“羡慕不已”。

宫崎骏在访谈中说：“想要画威武雄壮的主人公，但是在现在的日本，这是很难的。看到哪吒的主人公的雄壮威武如此直接地被表现出来，想着‘现在的中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

从《太阳王子》到后来的“世界名作剧场”，甚至是宫崎骏自己创作的漫画《沙漠之民》（1969—1970）、《苏那之旅》（1983）以及《风之谷》（1982—1994）的初期，意识形态上比起《宇宙战舰大和号》和《机动战士高达》之流，显得和社会主义阵营动画美学更为亲近。

2014年高畑勋在接受《南方周末》访谈时坦言，《辉夜姬物语》学习了中国水墨动画的留白技法：

这部作品是与水墨画有关系的。留白的魅力，西方绘画里没有。我喜欢的正是中国水墨画里的留白，比如南宋的（画僧）牧溪和玉涧的作品。中国画很了不起，对日本学画画的人影响很大。大幅留白很符合日本人的审美观，所以我拍《辉夜姬物语》时就学了留白。留白饱含真意。

在《Animage》那一次访谈的最后，宫崎骏很朴实地提出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期望和憧憬：“（这是）我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期望：希望他们为了那些没有被电视毒害的孩子们，就收个差不多5日元那样的小钱，或者干脆免费，制作些有趣的电影。让那些孩子们回家以后，过了一年再想起来还是会很激动。我真心觉得那会是他们能实现的非常棒的任务。”

03 转折点 ：上美影厂之行

1984年，宫崎骏在德间书店资助下完成了个人首部原创动画电影《风之谷》，上映后票房大热。也正是从《风之谷》开始，宫崎骏真正开始跻身日本动画殿堂级大师之列。

是年，高畑勋和宫崎骏来华访问，携带了《风之谷》的胶片作为礼物专程前往上美影厂拜访。然而宫崎骏回国后据说对此次访问闭口不谈，此后两位老爷子也与上美影厂鲜少往来。

高畑勋在数十年后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再度谈及当年的访问经历，他用“失望到无以复加”来形容当时的感受。

据高畑勋透露，那次前往上美影厂的交流中，中方的关注点完全在了解日本动画产业的薪酬制度上，向两人详细询问了当时日本动画商业运作模式、计件付酬等商业化运营细节。

“我们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是很尊敬的，没想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高层却只关心这个。一旦计件付酬，就再也拍不出中国学派的影片了。”高畑勋如是说。

客观地说，当年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大潮中的上美影厂面临被迫转型的压力，大批人才在“来件加工”的高薪面前选择脱离体制，高层领导迫切学习国外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也情有可原。这一点不能单纯地解读为上美影厂“利欲熏心”。

只是不管宫崎骏和高畑勋是否可以体谅这一点，事实就是，他们很清楚曾经两人发自内心尊敬的中国动画已然无法继续“艺术至上”的道路。

没有爱就没有恨，没有对中国动画的爱，老爷子也不会“失望到无以复加”。此后两人收到过不少来自中国的访问或讲座邀请，都被他们一一回绝。

高畑勋说：“你们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既有深厚的传统，又有丰富的经验。还是不要从只知道挣钱的日本请人去得好。所以我只说‘我尊敬中国动画电影的实绩’，拒绝了，我不掺和。”

宫崎骏对于中国大陆的盗版动漫也相当憎恶：“我的书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过，我的电影从来没有在中国上映过，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知道我，熟悉我的作品？”

也因此，除了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少量电影院线播映过《风之谷》《天空之城》《龙猫》的译制动画电影之外，一直到2018年前，中国大陆市场再未正式引进过吉卜力官方授权的动漫画作品。[ 1989年《天空之城》曾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分厂制作名为《空中城堡拉普他》的配音电影，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德间书店向中国赠送《风之谷》和《龙猫》拷贝，分别由上海电影译制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片分厂制作了名为《风谷少女》和《邻居托托罗》的译制片。但是三部电影仅在极少数中国大陆电影渠道播映，没能触达大部分中国观众。

一叶知秋，从现在回头看，上美影厂的转变，只不过是一个时代转折大潮来临前远称不上序曲的微微波澜。

80年代末期，东欧剧变，柏林墙倒。90年代初，苏联一夜间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动画流派，也随之消散风中。

即使在依旧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上美影厂为代表的中国动画在80年代后期水墨画巅峰之作《山水情》后，也走入长达数十年的凛冬，即使近年做了诸多尝试，诞生了新的动画佳作，昔日的艺术风格是再无法还原了。

高畑勋和宫崎骏在上美影厂之行后，已经预料到这一点。

苏联解体之后，宫崎骏正在连载的《风之谷》漫画停刊长达22个月。在1994年连载完结的漫画《风之谷》以及1992年的《红猪》中，可以体味到社会主义阵营低潮对宫崎骏思想转变的影响。

在漫画《风之谷》的最后，娜乌西卡发现自己曾经热爱的大自然和王虫事实上都不过是人类设计出来净化地球环境的系统，连同现世的人类也都将在漫长的净化过程中被灭绝。她拒绝了旧时代人类设计好的“净化计划”和被授予的权柄，引来巨神兵，摧毁了净化体系“控制中心”——修瓦陵墓，杀死了其中储藏着的新人类之卵，彻底将这个星球以及星球上生活的人们的命运交托给了未知。

这是1982年开始《风之谷》漫画连载时的宫崎骏绝不会想到的精彩结局。但也许，灵感最初源自宫崎骏向上美影厂赠送《风之谷》胶卷之后。

05 未尽的斗争

革命的时代过去了，老爷子们与世界的斗争还在继续。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宫崎骏在吉卜力时期的电影几乎每部都达成年度冠军票房，昔日的“票房毒药”摇身一变成了“金字招牌”，其中很大的功劳归于铃木敏夫的运营策划能力。

然而功成名就的吉卜力工作室始终坚持与日本主流商业动画之间保持着距离，坚持精细化动画制作路线，用项目人员招募制等独特的运作方式，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最大程度保证动画的品质。

大塚康生曾如此评价吉卜力工作室对日本动画的意义：“低成本而得以量产的日本动画拓展了市场，扩大了爱好者群体，但是继承了当年东映动画所追求的‘给观众看动起来的角色’之动画王道的组织，是从吉卜力开始初次再生的……吉卜力所倡导的可谓‘学院派动画’的复活，给予了许多才华横溢的动画师以刺激。”

吉卜力至今还坚持着很多不成文的“潜规则”：动画企划坚持优先考虑儿童观众、不三俗、不出游戏，等等。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动修改“宪法九条”，引发日本民间强烈反弹。1947年颁布的日本宪法中的第九条是和平宪法最关键的条款。废除九条，恢复日本“正常国家”是日本右翼长年持久奋斗的目标，而安倍本人正是当年续签《安保条约》的前首相岸信介的外孙。

是年吉卜力出版的杂志《热风》罕见地刊载了宫崎骏、高畑勋等动画人的长文，联合发声抵制废除“宪法九条”。

宫崎骏公开批评安倍晋三不顾日本国内民意反对而强行推动“战争立法”，“只想着自己在历史上留名”。宫崎骏还在公开场合强调日本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绝对不允许被遗忘，更不容否认。

与此同时，大量老年人走上街头，抗议安倍政府的动向，抗议的劲头甚至比年轻人还要认真，这其中应该有不少正是当年左翼社会运动时代的少年。

不光是“宪法九条”，老爷子们在针砭时弊上已经进入“随心所欲”的境界，尤其是耿直如宫崎骏，事无巨细，有什么看不惯的，就毫不留情面地批评，新闻不胜枚举。

2001年宫崎骏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拒绝赴美出席《千与千寻》奥斯卡奖颁奖礼；和《起风了》同为“零式战斗机”题材的《永远的零》（百田尚树原著）被宫崎骏批评“谎话连篇”，“明明打了败仗还有脸自吹自擂”……

如今，吉卜力工作室本身也面临诸多棘手问题：过度依赖宫崎骏和高畑勋，无法持续的运营模式，缺乏继承者……宫崎骏从1997年《幽灵公主》开始至今20余年，不知道宣布引退又复出了多少次。

这些都是老爷子们和这个世界未尽的斗争。

06 与中国动画市场30年后的缘分

吉卜力与中国动画的缘分也有了后话。

2018年，吉卜力工作室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举办了“龙猫上映 30周年纪念——吉卜力的艺术世界展”和“天空之城——吉卜力的飞行梦想展”，这是吉卜力工作室在中国首次官方展览。铃木敏夫亲笔撰写了展会标题——“天空之城：吉卜力的飞行梦想”。

同年12月14日，中国大陆电影院线首次正式引进吉卜力动画电影《龙猫》，票房4天破亿；2019年，《千与千寻》在公映18年后正式登陆中国内地院线，票房再度刷新《龙猫》纪录，达到4.33亿元人民币，宫崎骏为中国大陆粉丝写下亲笔致辞；2020年12月31日，《崖上的波妞》大陆公映……

时隔30余年后，吉卜力工作室与中国动画市场终于“和解”。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吉卜力工作室决心拥抱中国市场的2019年，大陆动画票房真正的冠军属于一部中国国产动画电影，那就是以50亿元创下国产动画有史以来最高票房纪录的《哪吒之魔童降世》。

抛弃了《哪吒闹海》时代艺术路线的中国动画，终于熬过漫长痛苦的转型期，用“向钱看”的方式，在30年后涅槃重生。

中国动画与吉卜力工作室冥冥之中的缘分，实在耐人寻味。

《太阳王子》上映50周年的2018年，4月5日，高畑勋去世，享年82岁。

5月，吉卜力工作室为高畑勋在三鹰之森美术馆召开了“告别会”。76岁的宫崎骏亲自登台做告别致辞，中途数度哽咽到无法继续。

宫崎骏悼词的核心内容，是追忆当年在东映一起制作《太阳王子》的时光：

在《太阳王子霍尔斯的大冒险》上映三十多年后的2000年，阿朴提议召集了《太阳王子》的相关人士。当时的公司负责人、重要人物们、夹在公司与现场痛苦的中间管理层们、制作推进人、作画工作人员、负责背景和彩色的女性们、技术专家、摄影、录音还有编辑等各位工作人员都聚在一起，还有如今已经没有了的复印机职场的人，那些面孔让人怀念。大家都说那时候最快乐，虽然《太阳王子》票房不算太好，但谁也不会介意那些。

宫崎骏说：“阿朴，我们都曾竭尽全力在那个时代活过。从不妥协的阿朴的英姿，是属于我们的。”

本文节选自《青春燃烧: 日本动漫与战后左翼运动》，经出版社授权发布，按语写作：潘文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