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币二千可换假钞三万？经济战一点不亚于军事战

文丨李贵义

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不仅发生在军事战场，而且发生在经济战场。日本侵略者不仅从政治、军事上，而且从经济、金融上发动侵略，妄图使中国人民俯首称臣。日本侵略者采用伪造中国货币等方式，企图扰乱国内金融市场，动摇全民抗战的经济基础。通过几份档案，我们依稀可见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在金融战线与侵略者展开殊死斗争的历史。

查获中行十元假钞

1942年6月23日，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发出一份公函，标题为:《为鲁苏战区发现本行二十六年德纳罗版十元伪券应一体注意防范事》。从这份档案得知，财政部于当年6月17日以渝钱币字第四一二九号函，向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转送了鲁苏战区于学忠总司令查获的仿造民国二十六年印制的中行十元伪钞一张，希望中国银行注意防范这种假钞。

这份档案详细描述了这种假币的主要特征，并叮嘱各行处出纳人员注意防范。

“查该伪钞纸张印刷异常逼真，细加检查发现（一）两面左右花边距离较短丝有二分，上下花边距离与真者相同；（二）正面中间拾圆二字上下两端花点原有空隙，各四处显出白地，伪钞则无；（三）反面花纹较模糊；（四）号码红色微有不同。各点加以注意尚易鉴别，诚恐大数流入后方，应嘱出纳人员密切注意防范为要。此致各分支行处。”

鲁苏战区处于抗战前线，日本侵略者与汪精卫政府流瀣一气，经常通过伪造国内货币达到扰乱抗战后方金融市场的目的。作为鲁苏战区的最高指挥官，于学忠总司令能够查获、识别伪钞并及时报送财政部，这位抗战将军的反假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可见一斑。如果伪造的中行十元券流入后方，不仅祸国殃民，扰乱后方金融秩序，而且损害中行发行货币的对外声誉。

于学忠其人其事

于学忠（1890-1964）字孝侯，山东人，抗日爱国将领，陆军二级上将，东北军著名将领，抗战中参加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保卫战等，立下赫赫功勋。

1935年11月任甘肃省主席，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5届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他支持张学良“兵谏”，拥护团结抗日，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采取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立场，并积极配合张的一切行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第3集团军副总司令奉命率部守卫山东海防。次年1月，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先后参加津浦路南段战役、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会战(武汉保卫战)，屡立战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39年，任鲁苏游击战区总司令，指挥第51军、57军在苏鲁交界处与八路军合作抗战。次年，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鲁南游击总指挥。1944年3月，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6届中央执行委员。解放战争期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9年初，蒋介石胁迫其前去台湾，于学忠不从，隐居四川乡村。

现在，社会上有一些宣传抗日爱国将军于学忠的文艺作品，不知其中有没有他担任鲁苏战区总司令期间查获中国银行十元伪钞并报告财政部的这一历史细节。

反假斗争异常激烈

有一份银行档案，记载了1943年4月10日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向各分支机构转发的通知，内容如下：

转四联总处函为据报敌伪大量冒印中华书局世九年版中央银行钞券由奸商携带后方收购物资希查照并转所属一体密切注意防范由

敬启者：接准四联总处统字第三三四九零号函，以准特种经济调查处送来情报一件，内称“沪杭及桐富前线一带近发现大量冒印中华书局有限公司印民国廿九年发行之中央银行钞票，其印制颜色均与我法币类似，惟纸质较为薄软。查该假钞系敌伪冒制在上海大量出卖。法币二千可换是项假钞三万，并由奸商携带深入后方收购物资。”嘱查照密切注意防范等由，相应函达即希查照并转所属一体密切注意防范为荷。

此致

在抗战时期，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都具有钞票发行权。不仅中行发行的钞票遭到敌人假冒，其他银行发行的钞票也经常被假冒。这份档案详细介绍了在敌伪势力占领区制造贩卖假币然后到后方收购物资，扰乱后方经济秩序，削弱抗战力量的情形。

中国法币大多由英国德纳罗印钞公司和美国钞票公司承印。 1941年德国潜艇在截获美国军舰中查获中国法币半成品十余亿元，被日本买去造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天津等城市的中国银行和英美等国的银行均遭日军洗劫，数十亿元的法币落入日寇之手。 1942年日军攻占香港和缅甸时，发现数家印制中国法币的秘密工厂，掠走大量半成品及印钞机、法币密码和暗账 底册，此后又在南海截获了20亿元中国银行小额纸币半成品。 日军利用这些半成品和印钞设备伪造了中国农民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纸币15种之多，数额达百亿元。 当时，日伪从青岛将大量法币假钞运至周边城镇，数额巨大。

查1943年山东胶东《大众报》6月26日、8月13日披露：“本月四日，敌用汽车运至（掖县）沙河伪造中华书局我中央银行票一百五十万元，在西海区（掖县、平度、昌邑等县）倾销”，“本月十二日，敌由青岛运至平度城伪造中华书局版之中央银行票十六麻袋，计共三百二十万元”。两起假钞数额即达470万元之多，大量假钞涌入胶东乡村，广大民众对法币难辨真伪，钱财被骗，拒用法币，市场混乱，人心恐慌。

不仅如此，当时中国四大银行委托美国、英国印钞公司印制的法币，也经常在通过商船海运途中被敌机炸沉或在印钞厂被炸散。各家银行及时报告这些钞票的编号清单，并向社会公布这些货币作废，防止被人拾得后在市面流通。

货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货币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人类历史上，伴随货币的出现，反假币斗争就一直存在。抗战时期中国军民与日伪势力的反假币斗争，是经济领域支持抗战的重要内容。只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些历史细节一直尘封在档案中，后人并不知晓，在反映抗战历史的各类书籍和文艺作品中也很少提及。通过这几份银行档案所反映的抗战时期反假币斗争历史，留给我们一些思考：

一是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证明，国家的富强安宁，是银行稳健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外敌入侵、战乱动荡的年代，银行就像是沙滩上的机器，无法正常运转。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力增强，为中国银行业在国内外地位的提升创造了条件。作为一家大型银行，只有积极担当社会责任，为国家的富强做出贡献，才有可能赢得自身更大的发展。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没有一家银行能够独善其身。发掘、研究银行业支持抗战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深入、全面地了解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灾难，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不断弘扬爱国爱行的优良传统。

二是反假币斗争，需要依靠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1942年，鲁苏战区于学忠总司令查获仿造民国二十六年印制的中行十元伪钞一事，就是军民团结开展反假币斗争的很好例证。鲁苏战区属于国民政府开辟的敌后游击区，在敌我力量犬牙交错的地区，能够及时发现敌人伪造的中国银行货币，并及时上报财政部，既有利于抗日后方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假币流向后方扰乱金融，又维护了中国银行的货币信誉。这也说明抗日名将于学忠以及他领导的军队具有很强的反假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如果敌人仿造的中国银行货币在市面泛滥，必然影响发钞行一一中国银行的社会信誉，影响银行业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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