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日本经济难以摆脱“失落30年”困境

今年以来国际金融聚焦的议题莫过于，日本银行(中央银行)是否调整货币政策。果不其然，3月19日在货币会议中认为，日本劳工组织透过“春斗”促进许多大型企业大幅全面加薪，加上通膨年增达到预估2%水平，除了将货币政策逐步从“大规模超量化”宽松调整为量化宽松之外，包括基准利率从2007年2月以来所实施的负0.1%调涨至正0.1%，正式挥别负利率政策，同时取消殖利率曲线控制(YCC)政策。

此外，素有“经济橱窗”之称的股市最近三年以来之表现更是气势如虹。回顾日经平均指数，从1989年12月29日创下3万8915点的高峰之后，随着经济呈现泡沫破灭一路狂泻至2009年3月10日7054点之低谷。此一低迷走势至2012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再度就任首相后，透过增加财政支出之下逐渐复甦转为活络，2021年2月15日让时隔30余年的股市再度超过3万点大关，2024年2月22日以3万9098点跨越泡沫经济时期的高峰，3月4日更进一步突破4万点，创下日经平均指数新高。

从上述日本企业的大幅加薪或股市之持续上扬现象中似乎显示，已“失落30年”的日本经济正在朝向复甦之路。亦即日本经济从1990年股票市场、1991年房地市场双重泡沫破灭后，迄今30余年期间，日本政府历任内阁无不想方设法致力推动各项振兴经济政策，让经济摆脱持续低迷的梦魇。至于今后日本经济是否能够维持上升走势，同时迎接更崭新的发展阶段，进而重返昔日荣光？个人认为恐将难以如愿。归纳其关键，并非来自外在影响因素，而是在于内部影响因素，这些包括：

01

政府债务过重影响经济复苏

其一，政府部门债务颇为沉重。依据国际货币基金(IMF)资料统计，日本政府债务余额迄今累积超过10兆美元，2022年占GDP的261.29%，与美国政府的121.31%、德国政府的66.64%之比较，显示日本政府所负担之债务颇为沉重。由于债务沉重，使得日银被迫脱钩国际金融走势，不但长期实施负利率，甚至压低公债殖利率。未来在日银利率政策转向下，未来势必提高日本政府财政偿债成本压力，甚至限制日本政府未来透过增加公共支出拉抬经济成长力道。

毋庸置疑，此乃安倍晋三再度就任首相后，希望能够摆脱长期通货紧缩，提出“经济三箭”政策，其中包括“灵活的财政政策”是造成日本政府债务过重的症结。亦即日本政府在灵活的财政政策下，增加公共投资，加强整备社会基础建设，修建许多例如旅客搭乘稀少的铁路、货柜装卸有限的码头、汽车流量不多的高速公路、承租户数缺乏的租赁市场等。这些低度效率却又投入颇巨额的公共投资，诚如“伤口渗血”，不但让日本的经济难以正向循环，而且在无形中加速日本政府债务累积成本。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图源：新华社）

其二，企业部门债务明显偏高。依据日本内阁“总务省统计局”报告，虽过去两年企业设备投资呈现正成长，摆脱新冠疫情两年期间陷入负成长；但从IMF公布的资料统计，2022年日本非属金融(Nonfinancial corporate)部门负债率达到GDP的117.97%，此与美国的78.6%、德国的72.84%之比较，显示日本企业负债率明显偏高。此意味着，日本企业面对颇沉重的利息压力之下，除了提高企业破产风险，甚至沦为僵尸企业命运之外，造成其投资规划选择，极易因转为较偏向保守谨慎的思维而挤压经营弹性，在影响企业创新潜力的同时，也可能波及了经济成长动能。

02

僵尸企业偏多阻碍新陈代谢

此一现象，从日本最大信用调查机构帝国数据银行(Teikoku Databank)的资料统计可以发现其端倪。在2022财年中僵尸企业达到25.1万家，占企业家数的17.1%。亦即在日本企业中，六分之一至少持续三年因无法利用营业利润支付贷款利息，而必须透过国家政策补助，始能持续企业经营，陷入实质破产危机。面对日本银行升息压力之下，这些僵尸企业恐将沦为大量破产命运。不过，此一结果虽在短期上，因避免企业破产而维持就业，但在长期上，却又因僵尸企业过多而阻碍新陈代谢，不但扭曲资金、人力有效配置，而且极易导致生产效率、经济动能遭到波及，甚至助长财政困境，进而扼杀创新机会。

其三，家计部门债务创下新高。其实，日本经济于1990年代泡沫破灭后长期陷入通缩，让此一期间的生产力受到影响，不但反映过去过度投资，而且显示1980年代末期以来颇僵化的劳动力市场。21世纪之后，从前任安倍首相推动的“经济三箭”政策，经过十年至现任岸田首相实施的“透过设备更新、加薪及人才投资实现经济良性循环政策”，皆是在致力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控制劳动力成本的同时，鼓励企业加薪及性别薪资差异，同时透过日圆贬值增加出口或股价上扬刺激消费，借此形塑通膨，期待终结通缩促进经济成长。

日元纸币（图源：新华社）

虽今年是经济泡沫破灭之后30年来企业前所未有的加薪，但由于景气并未完全复苏，加上通膨，以2023年为实例，经通膨调整后实质薪资下滑2.5%。从日本内阁“总务省统计局”2023年家庭收支的调查报告发现，两人以上家庭每户月均消费支出29万3997日圆(折合新台币6万2886元)，年减2.6%。归纳日本家庭消费低迷，其原因莫过负债压力。依据OECD资料统计，2022年日本家庭负债占可支配收入的122.1 %，创下10年来新高，在无形中影响消费同时干扰景气复苏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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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经济政策成效需要观察

在此同时，2023年11月日本政府提出“新的综合经济政策”，其中部分重要关键政策，包括：提高芯片制造及相关产业支援政策、增加薪资及改善劳动条件政策、振兴技术创新和人工智能政策、落实数位应用政策、活络外国专业人力政策、推动入境观光旅游复苏政策、改善少子及人口老化政策等，已经陆续推动实施，皆是显示日本岸田内阁希望能够领导日本经济有所突破。

东京目黑川畔（图源：新华社）

也就是说，这些颇积极的“新的综合经济政策”，尽管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企业创新的动能、劳动市场之失衡等问题，但是长期而言，日本社会各界更加关心的莫过于处理财政的改善或债务之缩小等困境。不过，从最近通过的2024年财政年度预算加以观察，总支出达到112兆日圆(相当7,480亿美元)；其中，债务还本付息则是高达27兆日圆(相当1,804亿美元)，占总支出的24.1%，创下历史新高。亦即在债务偏高压力下，恐将产生财政排挤效应，如此势必导致政府债务越陷越深。因此，未来日本如果无法排除上述债务恶性循环，即使经济复苏，仍然难以振翅飞扬，遑论重返荣光。

文 | 戴肇洋

台湾省商业会顾问、国政基金会财经顾问、中华劳动与就业关系协会理事。日本关西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修毕。历任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顾问，台湾综合研究院三所副所长、所长兼财经咨询委员会委员暨执行秘书，台湾经济研究院二所组长，日本关西大学经济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职。

本文首发于香港《经济导报》2024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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