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永远在创作的 戎马书生

郭沫若（1892年—1978年）

原名郭开贞，号尚武，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早年留学日本学医。1921年组织创造社。1926年参加北伐，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副主任。1928年2月流亡日本。1937年回国，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1949年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当选中国文联主席。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著有《女神》《王昭君》《聂莹》《卓文君》《蔡文姬》《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文学作品。

2015年7月2日，《百年巨匠——郭沫若》在北京郭沫若纪念馆开机

2015年7月2日上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电视台、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郭沫若纪念馆等联合主办的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郭沫若》开机仪式在郭沫若纪念馆举行。时任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百年巨匠》总顾问蔡武，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阎晶明，郭沫若先生长女郭庶英，次女郭平英、女婿张志明，时任郭沫若纪念馆馆长冯林、副馆长赵笑洁，以及文化界、文学界各机构领导嘉宾出席了开机仪式。

郭沫若女儿郭平英在《百年巨匠·文学篇》开机仪式上致辞

“父亲说过，‘我要以松柏的态度来刻画出自己的年龄，能成为合抱的大木给天下的劳人以一片清荫，即使中途遭了电击或者枯死，我也希望它的残骸能够供给贫苦人一把取暖的柴。’我觉得，这就是父亲精神的体现和浓缩。”在开机仪式上，郭沫若长女郭庶英动情地说。家属切肤的感受与深厚的感情，为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一手资料和多元的视角。也因此，在文学篇中，能够接受采访的巨匠家属都以“叙事者”的身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影片当中，对情节的推进起到串联、助推和点睛的作用。

郭沫若之女郭庶英题写“百年巨匠”

《百年巨匠——郭沫若》创作团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当然还是如何在一个小时的限定篇幅内再现郭沫若传奇而恢弘的一生。结合所收集的资料以及反复品读，文学篇总导演肖同庆最终锁定四个字：“戎马书生”。“戎马”和“书生”原本不相干的两个维度和两种生命状态，却在郭沫若这里得到了统一，这与他的社会抱负有着紧密的联系。

1927年，大革命失败，接着南昌起义也以失败告终。这一年恰恰也是郭沫若从书生到戎马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自他结束日本第一段留学生涯回国后的第三年。这一年，他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伐檄文，随即遭到了当局通缉。这一年，他同贺龙同时入党，并决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明灯，此后一生再也没有动摇。也是在这一年，他被迫携日本妻子安娜及孩子们暂避上海一隅，借助周遭日本侨民的掩映，安心整理往昔书稿。对此情此景，郭沫若曾笑称，“有笔的时候提笔，有枪的时候提枪。——这是最有趣味的生活。”

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出，郭沫若虽然早就流露出其过人的文学才华和旺盛的创作欲，但他并没有满足于学术成就，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关注社会现实之上。这也就不难解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二次逃亡日本近十年的郭沫若，再度下定决心回国投身革命。

这一次回国，是郭沫若与日本家眷的诀别，也是他全身心投入革命、从热烈奔放的诗人向革命者、文化领袖转型的开始。只不过，他闹革命的方式，不是拿起枪杆子，还是用他最惯常也最擅长的笔杆子。

早先留学期间，郭沫若在爱情、友情、乡愁和国殇的共同作用下，写下了不少诗篇，比如《女神》《离别》《死的诱惑》，等等。彼时不满30岁的郭沫若也凭借《女神》成为中国新体诗的奠基人之一和重要代表。但是当时间来到1941年，已步入耳顺之年的郭沫若，则开始集中创作历史剧以表达他那愈益沉郁的爱国深情。《棠棣之花》在重庆的成功上演并引发了热烈反响，就此开启了他创作生涯中历史剧的高产期。此后，《屈原》《虎符》《孔雀胆》等话剧作品接踵而来。

对于郭沫若以历史剧讽喻现实的努力及其对革命信仰的坚定追随，日本友人鹿地亘的点评或许道出了旁观者的公允：“假如把鲁迅比成为中国的明镜，批判精神的代表；那么郭先生就是中国人民的战斗的旗帜，斗争精神的代表。”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生养他的环境以及阴差阳错间造就的机缘。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生于四川嘉定古城，原名郭开贞。嘉定一带文脉旺盛，历代文人墨客在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留下了许多诗文，其中，与苏东坡相关的名胜最多。郭沫若的一生深受苏东坡影响，特别是诗歌、书法的豪迈气概与挥洒不羁的浪漫风骨，深得苏东坡神韵。他还以故乡两条河——沫水和若水为号自署笔名“沫若”。这便是享誉中国文坛的“郭沫若”的由来。

然而对其热衷革命、冀图改变社会的先天热情，郭沫若这样解释道：“听说我出生的时候是脚先下地。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反逆者的第一步，或者也可以说我生到世间上来第一步便把路走错了。”

郭沫若为革命工作一辈子，却往往因其几段婚姻、激昂的诗作风格等备受争议。《百年巨匠——郭沫若》对此不回避，也不溢美，只是将事件、人物的抉择放置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尽可能还原人物的所思所想，以帮助观众窥其全貌。

的确，早期迫于父母之命，郭沫若与家乡女子张琼华完婚，却不曾予以对方陪伴与呵护。流亡日本期间，他竟不辞而别，从此天各一方，投身国内革命。再后来，他与革命同志于立群结为夫妻并相伴终生。凡此种种，不难想见，在郭沫若心目中，国家的需要才是摆在第一位的。

杨京岛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百年巨匠·文学篇》顾问莫言，《百年巨匠·文学篇》总导演肖同庆就《百年巨匠》文学篇的拍摄进行讨论

再来看郭沫若早期气势磅礴的诗篇。时空的间隔让今天的年轻人们难以理解其恣肆的感情，然而同时代并肩作战的斗士却深谙其中况味。闻一多曾这样评价说：“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肖子。”

若问今天讨论、回顾巨匠及其所代表的历史、作品的意义何在？或许他女儿郭庶英在《百年巨匠》研讨会的阐述能够说明问题：“我父亲郭沫若的特点就是他永远在创作，不管是生活艰难困苦还是国事艰难，他都能有作品出来，能够为革命、为社会服务。”这不正是一个积极践行“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文艺观的文艺工作者应有的姿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