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 丨 生死沉浮，河南民营企业家的40年

前记

从2005年开始，每年元旦早晨，我都会保持一个习惯，在我们这座城市，早早起来跑到视野开阔的地方，等待日出。中间除下有一年在国外，有两年出差到外地，其余17个年头，有8次都清晰看到了红彤彤的太阳自东方地平线喷薄跃出，霞光万道之下，眼前的一切似乎被涂上鲜艳的草莓酱，让人心神激动，有一种想伸舌头舔一舔或伸手去捧住的冲动。

不过，现在回顾起来，这些日子都变成了褐红色的油画，挂在记忆的窗台上，展现着岁月的匆匆和无情。我沉默地面对着它，像嚼一枚枚橄榄或口香糖，有苦有甜有酸。那些外在的经历过的事物，总会或深或浅地在我们的生命、情感和精神中，如石子一般留下一些涟漪。

和这种年复一年的行为方式相同，我至今仍在使用的一个电子邮箱中，自2005年开始，有一类邮件一直霸屏，那就是胡润团队给我发来的关于中国富豪的各种排行榜单及新闻稿件，这么多年总共积攒了六七百封。基本上涉及全国层面的民营企业家，皆需要我们这些地域性写作者以侦探般的眼光从中打捞有针对性的信息，然后写出一篇篇关于河南企业和河南富豪的解读文章。

从富豪变迁的角度透视河南民企的兴衰起伏，这倒是一个好角度，我曾经写过，可惜这些年再也提不起重拾这个旧话题的兴趣了。“财富”或“富豪”，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某种外在表征或符号代表而已，远不是衡量企业家价值的唯一且重大的指标；而且，那些逐渐固化的脸庞，也不能充分展现现实经济社会的复杂和庞大、激荡和诡谲、矛盾和纠结。

所以，当我面对邮箱中那依次排列的邮件，一个强烈的感觉涌向心头：除了证明胡润和他的团队穿过时间长河的坚守，除了证明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群体在中国的重要性，这么多年，大浪淘沙、沧海横流，那些个体到底有多少已经消失，有多少还在，有多少正在登上舞台，似乎已没有多少探究的价值了。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而太阳其实只是那一个。就像这20年，我每年元旦都盼望看到日出，但除了我每年徒增华发渐入中年之外，远方的太阳它亘古如新，无论什么样的呼喊、什么样的感伤、什么样的期盼、什么样的失落，它都回答你以阔大的沉默和明亮的灼热。

不过。不过。一个个曾经熟悉的老朋友或沉寂或失散或消隐或离去，可至少有一部分还以坚强的身躯和悠长的背影留在视野里；一个个年轻的新面孔或稚嫩或犹疑或沉稳或刚毅，但谁也不会否认，未来的世界将由他们来塑造来主宰。个人渺小，但无数个个人汇聚起来却是洪流。这就像我们的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它们卑微它们低眉它们匍匐前进，但它们却以森林最繁茂的生态和最蓬勃的绿意，源源不断地为大地的脉搏跳动输送生命力。

所以，何须忧伤何必失意？萧瑟来处，即为值得我们深情回望的地方；茫茫远方，谁又不愿意翘首相望一鞠英雄梦想？如果从我等待元旦日出的早两年也即2003年起，我以记者身份记录河南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命运沉浮的历史，已经倏忽过去了近25年。

但我个人的经历不重要，重要的是企业和企业家们的历史——假如追溯到1984年的“企业家元年”，那么，这份记录应该整整延续到40年——所幸，那些不曾走过的年份，我曾以追溯采访的方式间接抵达现场，并听那些进出舞台的人一个个这样说和唱：

“我们在这欢笑，我们在这哭泣。

我们在这活着，也在这儿死去。

我们在这祈祷，我们在这迷惘。

我们在这寻找，也在这儿失去。”

这样的声音，延绵不绝，我相信也是唱给未来听的。因为，就命运而言，今日的他们，即为明日的我们，中原这片厚土，将会以无比包容的姿态，见证并承载起无数探索者、奋斗者的荣耀与梦想，骄傲与尊严，爱憎与悲欢。

他们，应该被我们铭记。

一、几份榜单：企业和企业家都有生命周期

还是先从2003年说起。

那一年，我所在的报社联合河南省工商联，开展了一次“河南活力私企五十强暨十大财富人物”评选活动，当时已经崭露头角的一些企业和企业老板进入了榜单，比如鹤壁天元、许昌骆驼、洛阳中泰，建业胡葆森、华林孙树华、瑞贝卡郑有全，等等。当时出席颁奖仪式的一位副省长极为兴奋地说，这是河南省历史上第一次“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队伍的大检阅”，是河南省非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整体形象的集中展示”。

但是今天再看这份榜单，我们会感觉仅仅20多年过去，眼前就有沧海桑田的感觉：上榜的50家企业，截至目前已有37家或破产重整、或注销倒闭、或陷入经营困境，如环宇、昌达、天元、芳达、汇通，等等，占总数的3/4；10名当选企业家，已有5名彻底退隐江湖，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华林孙树华、环宇李文曼、中泰李义超等。

到了2013年，河南省第一次评选“河南民营企业100强”（基于2012年度的统计数字），此时的中原大地，民营经济的地位已空前提升。当年省政府工作报告用的说辞是，“民营经济快速发展，2012年规模以上非公有制工业增加值是2007年的2.6倍”，与当时的河南煤业化工集团这一事件“跻身世界500强”相提并论。

我记得当年的颁奖仪式设在河南省人民大会堂，现场人头攒动，企业家们互相笑着打招呼，其情其景比“两会”还要热闹。这里面有许多我所熟悉的企业老板，那个时候，当真是他们最好的时期、最好的状态，一个个意气风发、红光满面。但是，现在再回头去看，我会不得不叹息一声，无可奈何花落去。

这一年上榜的100家企业，其名字目前已有61家消失于最新的2022年“河南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如豫联能源、森源电气、淅川铝业、金龙铜管、颐和今世福、阳光油脂、财鑫、华鹏、金驹、大用、永达、弘昌、圣起、斯美特、少林客车、宏伟实业、张弓酒业，等等——仅仅10年过去，它们就因各种缘由而变得雄风不再。

时间延续了5年，2018年的“河南民营企业100强”排行榜中，又有52%的企业落榜于最新的2022年“河南民营企业100强”榜单。黄河旋风、众品、辅仁、科迪、建业、海马、雏鹰、新亚、岷山有色、天明、中鹤、南阳纺织、开封制药、雪阳，等等，假如我们知道它们之中有不少正在破产重整，或因资金链断裂而苦苦挣扎，或因经营性困境而嫁入国企豪门，那么，我们一定会感叹岁月无情、人生无常，这世界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世界。

“企”犹如此，人何以堪？

过去，我曾深入写过河南历史上的三个企业家群体：1984年开始经商办企业的一群人，简称河南企业家“84派”，代表人物有双汇万隆、原许继王纪年、原莲花味精李怀清、科迪张清海，等等；1991年受到表彰的“河南省首届乡镇企业家”，也即当时的河南企业“108将”，比较典型的有郑州金星张铁山、新乡环宇李文曼、周口鞋城崔庆义、周口金丝猴赵启三、安阳定角李广元，等等；1992年“下海”闯世界的那能人，被称为河南企业家中的“92派”，其中，建业胡葆森、辅仁朱文臣、花园谢国胜、贞元骈运来、牧原秦英林、好想你石聚彬等，说起来皆让人如雷贯耳。

英雄都是当时那个时代的英雄，这话一点不假。立足当前，当我回望这三个群体时，会愀愀然于这些群体在岁月和市场的冲击之下而发生的巨大变化：

河南企业家“84派”24家企业中，有11家企业破产或注销，3个人入狱或被判刑，其余13家企业还在存续发展，有的甚至变成了行业巨无霸或排头兵，比如双汇、瑞贝卡、王守义十三香等。

河南乡镇企业“108将”，2006年我关注他们时，已经出现3个1/3：1/3离世或隐退，1/3勉强维持经营，1/3还在发展企业；如今再去看，只剩下金星张铁山、南街村王宏斌等少数几个“硬汉子”企业家，还在“壮心不已、老骥伏枥”。

河南企业家“92派”，2018年我在关注这个群体时，罗列了33个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企业家。5年过去了，再去看这张表，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33家企业，其中有16家或破产、或倒闭；有7个老板已彻底隐退，如曹家富、熊维政等；另有7个老板曾涉嫌犯罪，或入狱、或候审，许家印、骈运来、朱某福、杨某国，以及早前的李某超、孙树华、谢国胜和张某鸿。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近几年我们常常会感叹，“大而不倒”并非铁律，“强而不倒”也不是不可能。

时至如今，我还保留着2004~2009那几年间每年举行的“大河财富论坛”的特别报道专刊，每份报纸的封面，企业家们站在台上风光无限，可是即便在当时，也是年年“旧貌换新颜”，何况到了今天，等闲之间又怎识得当年的“东风面”？（那些年的文章汇总，也称得上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时代文本）。

当然，按美国管理学家伊查克·爱迪思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任何一家企业，都要经历“发展、成长、成熟、衰退”几个阶段，然后通常会面临“消亡、稳定以及转向”三种结局。同样，我们的企业家也会经历不可抗拒的生命周期——在河南，在中国，这些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期发展的创始型企业家，他们的生命周期恰好和宏观经济的调控波动周期产生了叠加和共振，于是，一种集体性的“踩踏”直至“倒伏”的现象便发生了。

在那个长周期中，企业家拥有自己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这极为自然不过。

“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北岛为同时代人写下的这几句诗，仿佛一种预言。只有拨云见日、回望来路，“那些消失的、惨淡经营的、痛苦挣扎的人间故事，才更值得我们深思”。两年前我与一个搞企划的朋友聊天，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纸媒时代，单向度塑造了众多财富英雄；但到了网媒时代，这些财富英雄的形象甚至他们背后的帝国，却在众口喧哗中一个个倒下不见了。

他说的不仅仅是媒体的变迁和所发挥的作用，问题的实质，在于企业发展的价值逻辑和社会的评价标准，已和过去有了很大不同。

二、这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动能转换

但这远不是整个世界的真相。正如有白天就有黑夜，有日出就有日落一样，在河南省民营企业家群体那里发生的故事，更多的是前赴后继、赓续迭代，以及矢志坚守、无怨无悔。好像伟人说过，旧世界倒了，新世界起来了，人们打破的，永远是缠绕在身上或心上的枷锁。

近期，我熟悉的几个企业家不约而同都有一个反思：这些年，特别是最近5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因素让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变成今天这副模样？——市场环境的变化？制度规则的变迁？社会潮流的跌宕？技术革命的影响？商业模式的迭代？经营方式的嬗变？——最近5年，对整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而言，注定是一个分水岭。

其中一个最明显的表征和结果是，世界沧海桑田，经济改天换地，而我们身边的企业界，则整整换了一代人。几乎是整体性的，空前绝后。

回顾一下，面对急遽变革的时代风潮和迎面而来的市场挑战，他们中有不少人，已开始选择退场：从舞台中心走到边缘，隐到幕后，或者，以退为进，韬光养晦，或者，完全卸职挂甲，消失在岁月深处。姿态不一样，动机不一样，心情不一样。马云、黄峥、张一鸣、王卫、刘强东，我们身边的双汇万隆、羚锐熊维政、瑞贝卡郑有全、多氟多李世江……

如前所述，年龄是一个问题，时代风潮和市场挑战是一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这个世界最终是属于年轻人的，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营动能都发生了重大转换。

新一代的企业掌舵者，已经整体性走向前台。

改革开放后，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至少出现了以下四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体制松绑，下海潮、经商潮迭起。一开始是那些在社会上混不下去、学历不高的年轻人被逼上梁山，后来是那些脱离体制的带资源、带背景的人义无反顾，靠着闯劲打开一片天地，其中的典型，就是“84派”和“92派”。

万隆承包漯河肉联厂、孙耀志参与宛西制药厂改制、秦英林辞职回家养猪、胡葆森在“盐碱地”里盖楼、朱保国跑到深圳淘金，等等，或白手起家，或在危难、困境之间显身手，“万千豫商闯世界”，社会只要给这些能人一点缝隙，他们就会拨开云雾展现一片“灿烂”。

但真要干了，100个里面出一两个，九死一生。

到了新世纪，知识创业潮、国企改制潮、技术创富潮不断迭起，我们身边，涌现了汉威任红军、清水源王志清、恒星科技谢保军、金丹科技张鹏等众多新型企业家，专业化程度高，敬畏实体经济，以稳健步伐渐行渐远。

最近几年，借助于数字化和电商，锅圈杨明超、蜜雪张氏兄弟、UU乔松涛、致欧宋川、哈哈出行程幼龙这样的草根企业家，在大消费产业赛道中迅速崛起；依靠新的颠覆性、创新性科技项目，真实生物王朝阳、许昌智能张洪涛、众诚科技梁侃、东微电子王永超等新智能产业的掌门人一“跃”而天下惊，开始于“专精特新”，追求于行业“领军者”，为河南的高科技产业版图不断增加亮点。

“新质人类”和“激情创业者”不断涌现，成了河南民营经济自始至终呈现“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内在主导性生命力和支撑力。不过，作为时代传承和历史延续，“创二代”甚至“创三代”“创四代”的集体性登场，也是河南民营经济在转折发展期不可忽视的一道风景。

有这样一个标志性事件，为不少人所忽略：2022年8月，河南省工商联（总商会）进行换届。从公布的第十三届执行委员会名单中，我们发现除了专职领导和工作人员，其他新当选的副主席、常务委员、执行委员等，有一多半属于“新名字”“新面孔”。

他们有的属于近几年声名鹊起的草根企业家。比如卫龙辣条创始人刘卫平、秋实科技集团董事长祝春华、安图生物董事长苗拥军、淅减汽车减振器董事长赵志军、博雅彩印董事长曹永彬，等等，皆是第一次当选。

有的属于典型的“创二代”。其中的典型有多氟多新能源董事长李云峰、瑞贝卡总经理郑文青、羚锐制药董事长熊伟、丹尼斯百货副董事长王尚卿、卫华起重董事长韩红安，等等。如果再加上执行委员会中的“创二代”委员，我们会发现，河南企业界的“弄潮儿”，正在大换血。

两年前的一份不完全调查表明，中国已有六成左右的富豪过了知天命甚至花甲之年，两万亿民间财富将会易主迎新；而在河南，这样的民营企业数量也至少有四五千家。

2018年2月，我们向河南省120多家各种类型的规模性企业发放问卷，统计的结果，是其中接近78%的企业在管理上正在实施“父子、母女共治”，另有12%左右的企业完全实现了“父子、母女传承”，而在未来的5~10年内，企业完全交接班的比例将有可能扩大到60%~70%。

这就是说，一代创业型企业家将会很快隐到幕后，由承继了他们衣钵的年轻人接着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客观地看，由于父辈们的企业在今天大多陷入转型困境，技术的非线性发展、商业模式的跨界突破、消费者需求的升级突变，已对传统产业构成巨大挑战，企业的存量优势几乎荡然无存，所以当年轻的创二代、创三代登场后，普遍都有“重新做一遍”的决心和行动，这里面包含着继承，也包含着创新。

所以我们身边发生的民营企业的交接班，在根本上意味着发展动能的转换和前进活力的更新。

这就是我们无法改变也必须去适应的大势。长江后浪推前浪，时代变了，企业经营的价值观和具体“干法”也变了。现在举国上下正倡导要在经济发展领域打造“新质生产力”，在我看来，近些年来河南新兴企业家群体一路过关斩将，传统型企业家群体突破重围将企业“改头换面”，无意之中借助的都是新质生产力，凭依的都是高质量发展。春江水暖鸭先知，“创新”“冒险”本就是的“企业家精神”的真义，于此市场内卷之际更为难能可贵。

当然，正如我近来一直倡导的，实施应用“新质生产力”，就要求出现与之相适应的“新质（型）生产方式”“新质（型）生产关系”，面对消费者需求变化对商品生产的主导，面对科技革命对企业经营方方面面的重构重塑，当我们众多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无法在“新质生产力”上取得决定性突破时，改善我们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并赋予它某种特质，同样大有可为，看上去空间更大、红利更多。

不信？去考察一下我们身边的胖东来、白象、河南矿山起重等“国民企业”如何善待员工和顾客，如何提升服务和产品质量，如何顺应社会的各类精神文化需求，答案就会呈现出来。

毫无疑问，要取得这些时代红利，都要掌控企业经营的那个“新质人”来决策、来推行。

三、越来越多的“超级个体”“蝼蚁雄兵”产生了

但一代新人一定不会在整体上摈弃老一代企业家留下的“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一定不会只向前看而忘了自己的来路和企业最初出发的地方，许多时候恰恰相反，后者的实干精神、开阔视野、责任担当、家国情怀，等等，可能还恰恰为前者所珍重，真正成为企业打造基业长青体系的厚实基础。

许多年的元旦或春节，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总是有意地去关注不少知名企业家的《新年致辞》或新年演讲，比如海尔张瑞敏的、阿里马云的、分众传媒江南春的、360周鸿祎的，等等，总有不少真知灼见和荡气回肠让人不再迷惑于来年要走的路。河南的企业家，我常读的《新年致辞》主要出自双汇万隆、多氟多李世江、汉威任红军、宇通汤玉祥、白象姚忠良、牧原秦英林、心连心刘兴旭、锅圈杨明超、折扣牛马新彤等人那里。

读得多了，就会发现他们各自每年常讲的那几个关键词。比如姚忠良一直强调“取势、明道、优术”，任红军执念于“创新驱动，行稳致远”，杨明超总说“创新、发展、共享、裂变”，秦英林挂到嘴边的是“专注”“向下扎根，向上努力”，而万隆、汤玉祥、李世江、刘兴旭他们则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多年中一直强调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行业之变，企业一定要在“国际化（全球化）、产业化、数字化”等各种“化”的发展道路上坚持跑下去。

“跑下去”，也就“跑出来”了，特别是“国际化”，我感觉随着市场内卷程度的加剧，越来越成了少数企业在市场上拼杀的“专利”。所以，这几年当我看到蜜雪张红超、多氟多李云峰、河南锂动曹银熙隆丰皮草吕辉等少壮派企业掌门人力主将产业、产品布局或销售到海外市场的举动时，内心深处都会为他们翘起大拇指。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做简单而不容易的事，路会越走越宽。在我看来，“国际化”“专业化”“实业化”，坚守企业基本价值面，恰恰是老一代企业家留下的宝贵的价值理念财富，年轻人没有理由不继承、不坚守、不敬畏。

看看三全陈泽民的连续两次创业经历，看看丹尼斯王任生父子（女）四人深耕中原商业市场的薪火相传，看看仲景宛西制药集团现任掌门人孙峰精进中医药产业的决心和行动，看看济源钢铁老帅李玉田历经数次体制改革而始终主导企业发展权的铁腕意志……我们就会明白，企业家和他们的企业能够持续穿越周期，在坚持长期主义之中不断创新，一切其来有自，并非无缘无故。

要知道，很长时间内，甚至终其一生，有些企业家都在坚守企业经营的基本价值面：专业化，对产品品质和优质服务的坚守，实体经营，关注利润，严格约束成本，老板、员工和利益相关者命运共同体，技术创新……有些人虽不是“新人”，但胜似“新人”。

信息经济时代，我们所处的是分布式社会组织架构。一个人或一个企业，要么居于信息茧房，在封闭中困死，要么打破人际、企际、物际壁垒，在技术、思想、情感等要素的交流之中，逐渐“寻我”和“固我”，使“一滴水”在“大海”中的安全得到维护。

我曾将中国市场的经营主体分为以下五类：公共基建体、政府外包体、企业产业体、民间流量体和底层蚁族体。毫无疑问，大量的民营企业存在于“企业产业体”“民间流量体”和“底层蚁族体”这三“体”之中，是整个社会“五六七八九”的主要承载方。

这些年中，在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的大水漫灌之下，“公共基建体”“政府外包体”大行其道，目前已出现“堰塞湖”现象，而中国经济之所以在整体上依然表现强劲，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其他三“体”的照常发展和自行运转，依赖于民营经济的坚韧性和创新性。

前一阶段，我到南阳、周口、新乡、许昌等地考察，一个突出的感受是，越往下走，越朝基层看，越感受到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地方主政者锐意进取的务实作风。

比如到邓州市一个不起眼的农业镇，突然间发现这里竟卧虎藏龙：一个简陋的厂房内，一家企业一条龙生产的猫抓板、猫沙发、猫玩具等卖爆全网；一间洁净而紧凑的小屋内，几个民间非遗传承人手工制作的布老虎、布娃娃、小香包等全国订单接不完；在一片树林掩映处，两家全国规模靠前的农机服务公司的总部悄然在这里蛰伏；在村头巷尾的几间屋舍内，一家当地人回来创业的伞业公司团聚了几百个农户，他们生产的伞行销大江南北……

是营生，是生意，是创业，是创富。小产品大产业，在互联网电商时代，民营经济领域内的“蝼蚁雄兵”产业加速崛起，无数外出打工人、无数乡贤带着技术和资金返乡创业，他们借助平台经济的赋能方式，通过直播带货、淘宝电商等手段，打破了商品流通的地域限制和行业阻断，成为民营经济蔚蔚壮观的底层支撑力量。

“粪土当年万户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就是现实。作为中国最大的公约数群体，他们正在创造基层社会财富积累的最大公倍数。

所以，如果说传统的企业在成长壮大的过程中逐渐发展为以资本和股权管控为特色的“超级个体”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正眼见为实的情形是，越来越多以分布式蚁穴组织和以文化甚至情绪价值进行管控的“蝼蚁雄兵”，正在成为信息经济时代诸多产业集群的基本经营构成。

我们的民营经济，因此充满活力，因此而具有不断进化的力量。

在河南，借助于物流、交通、区位、人口消费、人力资源、物资储备等优势，衣食住行游乐购以及大健康、大文化、大民生等领域，将会产生越来越多的“超级个体”和“蝼蚁雄兵”。这就是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的平台经济发展的威力，我们的民营企业，现在就要拥抱平台经济的赋能。而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优秀企业家，不少已具有超拔的具有互联网思维模式的草根创业的英雄本色。

当然，新的挑战依然在不断出现。近年来，因政策性、产业性资本投资正在从传统的“公共基建体”“政府外包体”下沉到“企业产业体”“民间流量体”和“底层蚁族体”等市场经营层面，“流量经济”的红利空间存在被“收割”的趋势。这种情况下，民企、国企结合起来要推进“新型混改”的课题，开始普遍提出来了。

面对这种形势，是主动拥抱变革还是被动适应变革？我们的建议，当然是选择前者而不是走到其反向。要知道，在国有资本的加持下，“强链补链延链”“共享共生共荣”，有雄心的民营企业如果善于审时度势，那么一定会在新的时代风口中越做越大、越做越强。

民营经济的发展改革，和国有经济一样，这么多年不都是在“改改改”的过程中一路走过来的吗？

所以，不抱怨，向新而行，向上而长，那么多正在崛起的“超级个体”和“蝼蚁雄兵”，他们是改变经济世界的决定性力量。

四、一方水土一方人

弹指一挥，40年过去了。写这篇文章时，总想起作家张承志写于1984年的《北方的河》中的那段著名的话：

“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最终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母体里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降生于世，病态软弱的呻吟将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从这种观点看来，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

40年中，长江后浪推前浪，对一茬又一茬的企业家无论做出任何评价，其实都是无力和苍白的。关键在于他们的心路，在于他们作为个体的人，究竟如何活，比如拥有和失去、拿起与放下、执着与挣扎、痛苦和欢乐，等等。

今年年初的一天，开着车到外地，去看望一位已经有几年没见的老友。

老友70多岁了，在老家盖了一座大房子，有前院、后院，间以小花园、鱼池，错落有致，宽敞亮堂；旁边种着几亩地，瓜果蔬菜一应俱全；让我意外的是他还建起了几座大的仓库，说是储粮用的。

“我是想着，乡亲们如果有急需，我可以开仓放粮啊。”这位老友笑着对我说。

他原是一家大型金属加工企业的创始人，几年前企业资金链断裂，他审时度势，果断把企业卖给外地一家国企，自己只保留了一点股份，安然度过一“劫”。他将精力投入原来培育的另一个新能源项目，步入正轨后，就交由儿子和女婿打理，自己和老伴就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了。

他给我提起一件事，说过去很多年，每到年底，河南民营经济界都会有一次比较重要的饭局。这个饭局由省里主要领导出面，请来一些知名企业家代表，摆上一桌，挨个敬酒，问问冷暖，唠唠家常，顺便问计问策，气氛其乐融融，“这一年就这么过去了，新一年就这么来到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饭局没有再继续摆下去。

当年和他一起经常受邀参加宴席的那群人，风流云散，因为有了年纪，这几年彼此之间的走动也越来越少了。

不过，他现在已开始参加另外一场饭局了，由当地政府部门发起组织的政企早餐会，他和当地不少年轻的企业家经常被邀去和领导座谈，那种曾经极为熟悉的感觉一下子又回来了。

他还经常参加各种由企业家、投资专家作主旨发言的论坛、会议和沙龙，热闹的场面之外，他总感觉缺了一些什么？激情与真诚？沉静与奔放？似乎是，又似乎不是。他说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现在身边的许多协会、商会的会长换成了企业家，比如食品协会、民营企业家协会、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分别由牧原秦英林、白象姚忠良、大桥石化张贵林担任，而在过去，这一角色非那些退休的官员莫属。

让他感到遗憾的是，过去他经常参加的企业家交流平台“嵩山会”“豫企500会”等不存在了，一些过去在行业中领头且经常发声的企业家朋友也有不少沉寂了、消隐了，这种“空白”，实为时代的隐痛。所以他说：“行业内的企业家待在一起，务实一些很有必要，但还要关心家国大事。经常交流学习，抱成团，做一些政策解读、资源整合和市场研究，有利于企业和行业的健康发展。开会走过场，完后吃吃喝喝，已经没啥意思了。”

时代精神内核的变化，的确传导到了不少人身上，按自身意志探寻前路的追光者越来越多。

我认识的一位孔姓企业家，2015年前后彻底从房地产产业中脱身后，近些年一直致力于教育慈善，他成立的基金会，至今已资助了数百名贫困生上大学；一个姓程的投资家，先是慷慨解囊为自己老家的数百户乡亲盖起了别墅群，而后又拿出3个多亿，为自己的老祖宗程颐程颢修建了一座二程文化苑；施一公先生倡议建西湖大学，河南籍的数十位企业家一呼百应，参与人数和捐赠款项都超过了1/4……

河南是中国商业文化和商业精神的发源地，这种心念桑梓、扶危济贫、急公好义、惠民纾困的种种举动，恰恰表明“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在中原大地的薪火相传。

其实，身处急遽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对于那些微观经营单位的掌舵者而言，我一直认为要做好以下“五个一工程”，也即“政商关系的梳理”“经营思想的总结”“社会公益的实施”“权杖传承的推进”“品牌声誉的维护”等。

在具体经营管理上，除了紧紧围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关系”的时代主题而加快创新、实行突破，更应该审时度势，在弘扬企业家精神、特别是优秀的豫商文化传统层面，为自己所在的单位增加企业文化势能，为自己所处的行业和社会提供哪怕是极为细微的精神光亮。如胖东来等企业所做的那样。

2020年以来，受疫情影响，鲁山人张瞭原中止了他在河南创办的新豫商大讲堂、中原书院及其他相关商学、游学项目，来到北京另起炉灶，以北京华夏数智研究院为载体搞起了未来学科人类数智文明的研究。过去，为了探寻中华思想文化根源，他曾深潜河南10年，赴各县市实地考察，与数不清的社会各界人士促膝畅谈；现在来到北京，许多老朋友又慕名而至，在课堂上与他二度、三度交流，他的感觉是，河南企业家低调内敛，外界都说他们土，其实他们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商人群体都更为注重“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样的终极人文关怀问题。

因为，“这里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之地”。一方水土一方人，根子上是这样，偶尔论一下，也属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