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东方的莎士比亚

曹禺（1910年—1996年）

原名万家宝，生于天津。杰出的现代话剧剧作家。幼年在家塾读书。1925年加入南开新剧团。1928年考入南开大学政治系，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外文系任教。1936年应邀到南京戏剧专科学校任教。抗战全面爆发后，经长沙迁到湘川。1946年应邀与老舍赴美讲学，不足一年回国。1947年任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1949年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曾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代表作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

当代作家、画家、社会活动家冯骥才题写“百年巨匠”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曹禺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齐名。他是中国现代戏剧的泰斗，戏剧教育家，他为中国舞台所塑造的若干经典人物形象，能够穿越时空界限，一次次敲击着不同时代的观众的胸膛。然而，他有着出手即巅峰的骄傲，也有他人难以理解的苦闷。大型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曹禺》就从他的苦闷开始入手，多角度还原一代文学大师的真实人生。

1934年，年仅23岁、还在清华大学就读的曹禺就推出了其话剧处女作《雷雨》。《雷雨》的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曹禺也因此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然而，晚年的曹禺就其创作初衷曾给女儿万方写信坦言：“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当时我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

事实上，早在创作之初，曹禺曾在序言中提到，促使其不得不写的是他感受到的“这个世界的冷酷”。繁漪一角是曹禺笔下最具“雷雨”性格的人物，曹禺也给予了她极大的同情，视她为“最动人怜悯的女人”，惋惜她“不知悔改，如一匹执拗的马，毫不犹豫地踏着艰难的老道”，“想重拾一堆破碎的梦，救出自己”。借助人物陷入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曹禺试图去表现一个压抑的心灵，抒发自己对自由的渴望。

究竟是什么压抑着剧作家的心灵呢？又有哪些因素让他感到压抑？这要从他的童年说起。曹禺的父亲曾是黎元洪的秘书，黎元洪倒台后，曹禺就随父亲到了天津。心情郁闷的父亲抽上了大烟，还时常对周遭人发泄其郁结的心情，骂厨子，踢哥哥，都是常事。而这刻骨铭心的氛围日后就被他写进了《雷雨》里。

在气氛压抑又乌烟瘴气的家中，敏感的少年曹禺唯一的兴趣就是读《红楼梦》，莫泊桑的小说，易卜生的戏剧。恰逢继母是一个戏迷，时常带着曹禺坐着人力车去剧院看戏，这种跟舞台的近距离接触，无形中将戏剧的种子埋进了他的心里。后来曹禺自然而然走上了一边上学一边排戏的路子，从演戏到改编戏剧，再到创作戏剧，一路走下来。

曹禺女儿万方接受《百年巨匠》摄制组采访

在纪录片的制作过程中，曹禺的女儿万方应邀出镜接受采访，并参与到叙事当中。有了这层情感上的链接，叙事便又多了一重温度和亲切感。万方很早就开始了写作，创作有《空镜子》等小说和经典影视剧作品，如今也接过父亲的衣钵走上了话剧创作的道路。从她的视角看来，父亲的创作有一种冲动的力量，“希望能够挣脱他的心灵，他的渴望，他对美好的东西有一种追求，一种激情”，“要用自己的力量来表达心里对这个社会、整个世界的感受”。

《曹禺传》作者、中国戏剧史研究专家田本相接受《百年巨匠》摄制组采访

中国戏剧史研究专家田本相曾为曹禺写传记，在他的感受中，曹禺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文主义的剧作家，他有着自己的哲学，有他自己的创作个性，甚至是他对世界、对人性、对宇宙的独特理解”。他还赞誉《雷雨》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话剧的一个典范作品，因为它“标志着中国的话剧成熟了”。

1940年代，中年曹禺将《雷雨》中所未完全表达的苦闷又延续到了《北京人》中。一群有才华的年轻人，囚禁在一个封建的大家族中，谁也冲不出去。尽管声望不及《雷雨》，但在万方看来，父亲最好的作品恰是《北京人》。因为她能够在《北京人》在每一个男性角色的身上看到父亲的影子。

新中国成立后，曹禺历任中国文联常委委员、执行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职务。尽管事务性工作缠身，而他最牵挂的还是创作本身。

可是曹禺晚年常陷入到写不出好作品的痛苦之中，并频频自我怀疑。他常会拉着万方问，我的作品还行吗？与其说这是一种怀疑，不如说是他在创作上在跟自己较真，在追求精益求精。曹禺说，写戏不是从主题出发，而是从生活和人物出发，要把“人”探究清楚，“写作要有对生活的真实感受，逼得你非写不可，不吐不快，然后写出来的东西才是浑然一体的。”

曹禺故居纪念馆首任馆长、现为名誉馆长的王海冰接受《百年巨匠——曹禺》摄制组采访

这种创作思想在《日出》中表现得就非常充分。他将女主角陈白露不甘堕落又不能自拔的矛盾刻画得淋漓尽致，并借助台词表达了角色的遗憾和绝望：“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曹禺的一生可以说都是苦闷的。他生活的苦闷促使他将才华、情绪与思考都诉诸创作来向世界发问，而他创作中的苦闷又牵出了新的生活的苦闷，即如何始终真诚地创作？！曹禺曾在写给万方的信里表达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向往着光明的思想才能使人写出好东西来。卑污的灵魂是写不出真正的人会称赞的东西的。晚年的政治遭遇固然束缚了剧作家的创作力，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却也将同样的思考留给了后人，有待实践和印证。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百年巨匠·文学篇》顾问莫言认为，对待历史人物，就要用历史角度、历史眼光，不能用现在的眼光、认识水平来苛求历史。社会发展到现在，对每个人的评价都有好几种声音，如果兼顾所有声音，那么把握到什么程度就是关键。而这正是《百年巨匠》塑造、还原、再现巨匠形象一直在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