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明古国，为啥只有黄帝开创的中华绵延了五千年？ | 豫记

三月三，拜轩辕。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全球华人的杰出代表都会共聚在黄帝故里郑州新郑，恭拜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今年4月11日举行的拜祖大典较之往年更为隆重。

提起黄帝和他开创的中华文明，不得不提及四大文明古国。除了古中国外，还有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古印度。

这四个大型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时间，大体是黄帝所处的仰韶文化时期。五千年的沧海桑田，其他三大文明古国不复存在，唯有黄帝开创的中华文明传承至今，这是为什么呢？

黄海涛|撰文

人类社会古代文化主要诞生在大江大河流域。尼罗河文化、两河流域文化、恒河文化和黄河文化都是逐水而居，在适合农业耕作的大河流域诞生的，其文化发展史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灿烂辉煌的世界大河文化。

人类的大河文明，基本上是从黄帝时期开启的。在同一时期，位于伊拉克的古巴比伦，辉煌时曾颁布世界上第一部法典，《汉谟拉比法典》，修建空中花园，最后被波斯所灭。

继巴比伦之后，古埃及因气候巨变以及基督教的入侵也突然消失。虽用同样的国名，但埃及和古埃及并不是同一种文化，希腊字母早就取代了本土文字。

古印度的命运与古埃及大体相同。由于雅利安人的入侵，曾经古印度人的子孙已经沦为最低种姓的贱民，四大文明古国，只有华夏文明延续至今从未中断。

郑州就是一座诞生于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岸边的城市。中华文明的缔造者黄帝出生于郑州所辖的新郑，黄帝时期的河洛古国遗址也是郑州所辖的巩义发现的。郑州市城北的大河村遗址，更是见证了这座城市与大河文明唇齿相依的过往历史。

郑州，曾经是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3世纪商王朝的开国之都、商汤王的“亳都”所在，郑州的商城遗址，亦是中华早期文明探源的重要载体和支撑。

3600年前，郑州是地球上最繁华的大都会。没有之一。差不多同时期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城、亚述城、印度河流域的哈罗巴城等，规模和建置都比不上郑州商城。

郑州位居中华民族腹心重地，是中华文明精神标识集中区，除了新郑周边留有黄帝建都立业的历史遗迹，郑州主城区还拥有中国考古发掘的最早瓮城、最早宫殿、最早北斗九星圜丘。

这里有夏朝的创世王都、商朝的开国之都；这里是中国汉字的大本大宗，这里是中国的丝绸之源，不同时期在这里都留下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遗迹。

从黄帝肇始中华开始，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无论王朝如何更替，其源自黄河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始终赓续不断，这在世界的大河文明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四大文明古国文化的自然属性是源于四大流域，其人文属性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标志性的团体和个人。虽然宗教信仰是尼罗河文化、两河流域文化、恒河文化最为重要的核心文化遗产，尽管这些神祇在宗教仪式和祭祀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在文学艺术和政治思想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并未在根亲血缘的维系中产生适度的黏性，这种宗教信仰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导致其民族文化没有亲和力、向心力、凝聚力、修复力。造成他们的民族团结、民族力量不足以抵御外族入侵和进行民族文化修复，最终丧失了独立的民族文化传承，只能靠依附于其他民族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漂流。这种民族文化身份的丢失，是其永远的痛，是历史正确的反证。

而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母体文化，其首批代表性团体是炎黄二帝联合的百姓氏族和蚩尤统领的黎民氏族，其首席代表性人物是活跃在黄河流域的黄帝。黄帝的伟大功绩，一是以统一古代氏族部落和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解决了华夏民族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现实工具问题；二是以血缘、姓氏解决了中华民族的信仰和纽带的历史传承问题。

中国的地理地貌同样没有成为阻挡外族入侵的屏障，甚至“五胡乱华”时，黄河两岸的汉族人口已经远没有其他民族人口多了。但是华夏文化有吸收、消化、修复的功能，所有外来民族及其文化，都被纳入了华夏文化的大熔炉中，融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这个大熔炉就是黄帝开创的海纳百川、包容共济的生存发展模式和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文化人格的投射，是通过黄河文化的伦理信仰来完成的。尤其是以黄河文化为中心，以多民族为特点的中华民族种族的最终形成，以和合共生为特点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最终形成，给人类社会发展史提供了历史正确的标本。

可以说，古代大河文化强盛的背后埋伏的各种危机都一样。比如同样面临自然灾害，强大外族的觊觎与入侵和族群内阶级的矛盾，一样严峻尖锐。作为本民族来说，面对外族入侵，能否融化强权统治并以本民族文化复国，就是对其民族文化的定力、韧性和文化修复能力的检验。这是尼罗河文化、两河流域文化、恒河文化与黄河文化最大的也是最本质的不同。

黄河文化的定力、韧性和文化修复能力的本质，是基于黄帝首创的中华根、民族魂的心理依赖和族群凝聚的心理机制。表现为黄帝第一次实现了华夏大地各原始氏族部落的大一统，黄帝建立了华夏民族最初的以龙为图腾的全域精神崇拜，黄帝建立了华夏子孙延续了五千多年的对家国的信仰，黄帝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专属于华夏儿女的根亲尊崇，黄帝开创了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模式和文化生态，中华根，民族魂，一直延续至今。

这些意识形态的心理依赖和心理机制都源于血缘关系的氏族，源于同一个祖宗的根亲。五千多年中国社会虽经受反复涤荡，但伦理型文化的内核、文化态度、文化定力并没有根本改变。这就是历史上中国文化的基因，就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基础。反观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恒河流域缺少人间黏性的上帝型文化，没有形成民族文化的心理依赖和民族修复的心理机制，因此他没能一路不间断地走下来。

万事万物都是依赖于底层法则和底层结构才得以运行的。黄帝文化给中华民族确立了底层法则和建立了底层结构。这个底层法则的基因构成，源于血缘根亲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血缘认同、根亲认同的底层法则特点是，所有华夏子孙与炎黄二帝（包含蚩尤）都是有血缘根亲关系的。

这种血缘基因是任何力量不可替代和取代的。这甚至是最高维度生物法则在人类的体现。黄帝文化的灵魂，就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华儿女血浓于水的祖先崇拜、共同的根亲信仰。

有一句成语，非常说明问题，就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就是说兄弟之间都是有血脉根亲的，有根和魂牵绊的。无论兄弟在家内产生多大的矛盾，当面临外人入侵，那么有着共同血缘的兄弟，就会团结御敌。这个成语的核心逻辑就是血脉根亲。这种肇始于黄帝的血脉根亲，一直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统一信仰，从来没有变过。什么是信仰？民族的信仰不就是共同的期盼和愿望吗？信仰不是晦涩难懂的概念，也不是神秘莫测的幽灵。

黄河文化是伴生于农耕文化的血缘根亲世俗主导型文化，形成了天神崇拜和祖宗崇拜并行的自然神论和人格神论的二元信仰体系。与尼罗河文化、两河流域文化、恒河文化的上帝型文化不同，黄河文化是伦理型文化，其民族和个人的情感黏合度远远高于上帝型文化。

一元信仰的尼罗河文化、两河流域文化、恒河文化人们的生活，主要是上帝安排的。二元信仰的黄河文化人们的生活，更多的是祖宗安排的。尼罗河文化、两河流域文化、恒河文化的上帝是超然人生的，不具有人世间的亲近与温暖。

中国的二元上帝是天人合一的，都具有人世间血脉亲情的温暖。而且，即便是黄河文化尊崇的上帝，也是来源于人世生活的不同的神，比如张姓的玉皇大帝，关姓的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这些人造的神，给人世间提供了不同生活需求的功能，有送财的、有送子的、有保平安的，诸如此类，成为黄河人民心理依赖的精神载体。

信仰不是狭隘的、单一的、一个所谓教派或者是一个神祇，而是驱使人们长久的万众一心的那种力量。黄河文化的意识形态就是建立在伦理文化基础上的根亲信仰。中国人的人伦、家庭、族群观念非常强烈，甚至“家比天大”，上要对宗族负责，中要对父母负责，下要对子女负责。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之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荀子所说的“人能群”，即人从自然存在成为伦理存在的文化过程。

血脉根亲是中华民族文化五千多年传承的文化基因密码。黄帝用建立制度的现实工具和血缘姓氏的历史传承，找到了中华民族文化五千多年传承的解码器。基于血脉根亲的伦理，是中华文化五千多年传承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在奴隶社会表现为社会心理依赖，在封建社会表现为社会伦理秩序，在近现代社会表现为社会族群凝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虽经受反复涤荡，但是伦理型文化的内核并没有根本改变。因为伦理文化是炎黄子孙的共同教化，因而根亲信仰就是黄河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决定性因素了。

民族信仰还是民族修复的标准。海纳百川、包容共济下的民族修复机制，是黄帝文化留给炎黄子孙的一笔宝贵财富。尼罗河文化、两河流域文化、恒河文化的灭亡与分裂，根本原因是民族修复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文化就是民族、国家的护城河和防火墙。因为有了信仰，就有了民族修复的标准；因为有了文化，就有了民族修复的能力。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祖先认同，就是信仰。这是民族修复的标准和民族修复的力量源泉。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

五千多年前我们的先祖黄帝，在黄河文化的核心区域建立了以血脉为根基的早期统一的氏族部落联盟。黄帝后裔大禹，建立了中华民族的第一个宗主分封制国家。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奠定了我国以后两千多年来的政治制度基础，所谓“千古都行秦政治”。

然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的背后，一直有一只看不见的宗法伦理大手，牢牢地控制着华夏大地上的芸芸众生，甚至清代还有“皇权不治县下”之说。即县以下治理主要靠的是宗亲、祠堂维护社会秩序，靠的就是对天地君亲师伦理敬畏和根亲崇拜的信仰。

封建社会的专制，从乡村角度讲，实质上很大成分是血缘根亲“自治”。这种“自治”主要靠的不是政权、法律，而是用伦理“家法”维护社会秩序，形成了“以文化人”的局面。

血缘伦理是中国五千年社会的底层法则和逻辑。无论正义与邪恶，都以血缘来评定其是非。尤其是政治上彻底解决问题也是从血缘入手，比如斩草除根、诛灭九族。此外，道德评判的标准也是血缘关系，甚至法律也服从于血缘。时至今日，韩国法律仍然不允许子女状告父母。

需要关注的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极大地改变了新时代人们的生活空间和思想环境，人与传统家庭之间的关系和交流越来越冷漠，在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家庭细胞脱节现象背后，要警惕新生代不再把家视为“退路”的情感疏离。没有了家，能够带领中华民族走出自然和社会困境的血脉基因、文化胎记、精神底色将化为乌有。“我行我素”的后人，将失去承载的母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以血脉根亲为基础形成的宗法制和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是诞生于黄河文化的核心特色和中华文化的核心竞争力，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沉淀的终极原因。

如今，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两个结合”是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创新，同时，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合理性与合法性。因此，总结黄河文化，探寻历史正确，守正创新，血脉传承，文脉赓续，云程发轫，未有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