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电影失去万玛才旦

陈丹青曾评价万玛才旦：“万玛才旦以他难以捉摸而充满人文意识的才华，令人对今日藏地的文艺活力，刮目相看。”

三十多岁半路出家从事电影制作的万玛才旦，创作了17部电影作品，大多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05年的《静静的嘛呢石》，拿下了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2015年的《塔洛》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赢得金马最佳改编剧本奖；2018年，凭借《撞死了一只羊》再度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并夺得最佳剧本奖。

自《静静的嘛呢石》开始，万玛才旦作为“藏地新浪潮”的领军人物，为中国电影开拓出一方从未有过的新天地。他在小说和电影的创作中相互补给，将藏族文化的超现实梦境与民族性思考袒露在大众面前，在他的带领和提携下，一批藏族创作者陆续产出极具特色的作品，诠释着新式藏地电影。

不少影迷在万玛才旦的电影豆瓣短评里，这样评价他：“距离三大主竞赛单元最近的导演”、“继续拍下去就能进主竞赛了”。

就在万玛才旦一步步靠近大众期待的那个目标时，噩耗传来——2023年5月，万玛才旦逝世。

如今，他留给大众的遗作仅有《陌生人》和《雪豹》两部，那部在多次采访中反复提及，想要拍出来的《永恒的一天》终究没有机会面世。

在万玛才旦离世近一年之际，恰逢《雪豹》上映，谨以此文追忆万玛才旦的才情与才能，叹息他的珍贵与不易。

文化基因

万玛才旦电影看似文艺的故事里，总是藏着巨大的冲突。

《雪豹》里，面对闯入羊圈的雪豹，老一辈牧民和新一代牧民因信仰思想发生冲突，藏地人和执法者因为法律规则发生冲突；《气球》里，面对尚未出生的孩子，男人坚信是父亲转世，不允许女人堕胎；《撞死一只羊》里，在康巴人“有仇必报”的祖辈规训前，杀手金巴和卡车司机金巴陷入救赎与杀戮的纠缠。

这些冲突始终围绕一点：传统的藏区生活与现代文明的冲击。当世代遵从的藏地信仰在遭到外界现代文明的冲击时，藏地人表现出了慌张、失落与迷茫。这种复杂的情感大多来自于万玛才旦自身的经历，从小接受藏地文化教育的他，长大之后接触了新鲜事物，生活环境的改变颠覆了他此前对信仰的看法。

在青海省安多藏区长大的万玛才旦，童年基本都是在草原和山峰放羊度过，可即便孤独与贫瘠，爷爷也会偏爱他，因为他相信万玛才旦是自己小儿子的转世。正如万玛才旦在电影《气球》里刻画的那位坚信命运轮回的老人一样，这和万玛才旦自身的经历相吻合。后来，万玛才旦在县城上学，课本上的唯物主义与他自小接触灵魂转世等宗教信仰有了矛盾。

在一次采访中，万玛才旦曾回顾了他与藏地的关系，“你从小在那样一个文化环境里成长，你天然会相信这些东西。但当你离开了那个文化语境，接受另一种知识体系、另一个世界观，你就会有对自身文化的反观或者反思。”

关于信仰与生活的讨论，在万玛才旦的出道作《静静的嘛呢石》中体现最为具体。影片中，小喇嘛在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里来回游荡，《西游记》、港片电影等现代文明产物让他痴迷，可“喇嘛”身份让他必须在佛经寺庙中生活。

收音机、电影院、连环画开始进入万玛才旦的生活，他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现代媒介带来的文化传播，启发了万玛才旦之后的文艺之路，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一些东西正在他的生活中消失。

据万玛才旦回忆，自己年少时，村中会请防雹师举办降神仪式，为村里的庄稼驱逐坏天气。电影《最后的防雹师》，万玛才旦记录了新老两代人用古老法事与高效科技进行的除雹活动，传统与科学之间的较量呈现出藏地人的身份困境与文化迷茫。

除了这些文化冲突，万玛才旦在电影里还记录着一些正在消失的藏地传统文化符号。比如，《寻找智美更登》里失传的藏戏，《老狗》里随意贩卖的藏獒。而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万玛才旦的电影里，现代科技总会强势地渗入。《气球》里，牧民念叨摩托车替代了马；《雪豹》里，喇嘛经常背着照相机拍摄雪豹。

电影学者徐枫曾评价道，“万玛才旦所有影片都面临着一场异常深刻的文化渗透、文化争执与文化纠缠。”

“藏地新浪潮”

成为导演之前，万玛才旦当过小学教师、政府公务员。但他早就有一个文学梦，为了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一些，他选择了辞职读研。也是这个决定让他意外走上了导演之路。在读研究生期间，无意中接受了一个基金会的资助，于是33岁的他申请去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电影。

也正是在北京学习的这段经历，让万玛才旦接触了大量的电影。他在出租房里，每天拉片学习各种影片，从法国新浪潮到好莱坞电影，了解到了各种电影类型。学习的过程中，万玛才旦接触到了伊朗导演阿巴斯的作品，其作品中的纪实风格让万玛才旦找到了创作的方向。

同伊朗电影在世界电影的处境一样，藏地电影长期以来作为小众文化，面临刻板的文化误解与文化偏见，外界对于藏地文化的呈现会有奇观化期待，而这种消费意识对藏地文化的发扬有着一定的伤害。

2002年，万玛才旦创作了短片《静静的嘛呢石》。影片风格参照了阿巴斯的纪实风格，获得了北京电影学院首届“金字奖”优秀影片奖。此后，根据该短片拍摄的同名长片，让万玛才旦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导演奖。万玛才旦成功的“试验品”为藏地电影注入新的思考方向，也为中国电影带来了更强的民族性与多元性。

叙事之外，万玛才旦也在创造一种独属于藏地文化的风格：用寓言式的逻辑来呈现藏族文化色彩，用迷幻影像重塑藏族文化氛围。这种用现代主义精神改造藏地电影固有艺术风格的行为，被外界视为万玛才旦开创“藏地新浪潮”的标志。

而这种带有超现实主义的作者风格来自于万玛才旦另一重身份——作家。在体制内工作时，万玛才旦创作了多篇小说，发表于《西藏文学》《西藏文艺》等报刊杂志上，藏地的生活经历构筑了他另一重抽象世界的想象。万玛才旦的小说，大多诠释藏族社会的精神和信仰，人物身上带着浑然天成的质朴和魔幻。

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曾表示，藏地的高海拔缺氧环境，会让那里的人产生一些幻觉，古代藏地文学作品里，幻想成分很强。

藏地与拉美的魔幻现实有一些接近之处，独特的生存环境促使藏地作家的作品中大多呈现出一种超现实主义风格。万玛才旦的作品大多为自编自导，取自自己小说或者其它藏族小说，在他的电影里，超现实的梦境虚幻感经常发生。比如，《气球》大儿子身上剥落的痣，《雪豹》里雪豹喇嘛和雪豹互换视角。

这种作品风格，得益于万玛才旦从电影和小说之中寻求到了一种平衡，而寓言体故事给予了文本开放性与模糊性，这种叙事空间给了电影创作更多的可能。

万玛才旦生前曾对毒眸提到这种文本改编过程，“小说文本到剧本文本的改编过程中，需要舍弃很多东西，有些是电影化的，有些是文学化的，小说里面很多东西需要通过只言片语或者旁白来完成，而电影化的时候，其实不太喜欢旁白的东西，就需要想办法让文学的东西转化成电影的东西。”

这种融合让万玛才旦的作品呈现出独特性，他能在小说和电影的互相汲取间达成一种文学共同性。扎西达娃曾称赞道，“万玛才旦创造了藏民族的电影和小说双子座的高峰”。

电影人的使命

2017年底，万玛才旦将生活的重心从北京搬回了西宁，他的生活开始变得忙碌起来。一方面他继续进行着个人创作，另一方面许多藏地电影新人会将自己的作品递到他的面前。

在自己创作之余，他还监制了25部电影，除此之外还担任了《歌者》《一个和四个》的制片人。

在万玛才旦的鼓励和提携下，越来越多的藏地人才出现在影坛，扩大着藏地电影市场影响力。

曾在《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担任美术设计的松太加，其作品《阿拉姜色》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塔洛》的执行导演拉华加，其作品《旺扎的雨靴》在First影展拿到最佳导演奖；其子久美成列的《一个和四个》曾入围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巴黎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研究所藏语文学教授弗朗索瓦兹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时提到，“万玛才旦从无到有创建了一个处于萌芽状态的西藏电影圈。”

万玛才旦带领的藏族导演，共同面对着藏地电影的生存困境。而在藏地电影原本狭窄的市场空间里，他们操作着带有浓重作者气息的艺术片，在商业市场规则前，他们面临相对其他创作者更艰难的处境。

面对这种处境，万玛才旦表现得很清醒，“我觉得电影创作就是一个通过定位来做的事情，有点像产品，所谓的艺术电影其实也是一个产品，它对观众有一个定位，商业电影对观众也有一个定位，会更仔细地分析它的观众怎么才能达到一个基数很大的层面，所以电影不可能是一个很纯粹的创作。”

这种冷静背后有种悲观的审慎，他清楚整个市场规则下利益博弈与艺术表达的困难，很多时候创作者的行为更像是一场修行，“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你的基本修行就是要了解电影，你要知道你拍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很重要。”在电影《气球》的豆瓣短评区，一条高赞短评也在呼应他的自洽，“内地极少数几个知道自己要拍什么在拍什么的导演。”

面对藏地电影和文艺电影的双重困境，万玛才旦纵然悲观，却从未放弃努力。《气球》《撞死一只羊》上映时，他都在不遗余力地宣传，在微博等社交平台，呼吁为电影增多排片。

《气球》上映时，面对1%的排片，万玛才旦发了一条微博，“这个时代，《气球》这样一部电影的存在，真的是不合时宜的吗？我不知道。”这种尴尬的处境，在他离世后改变甚少。4月3日电影《雪豹》首映当天，排片仅为0.4%。

在万玛才旦离世前，他刚结束电影《陌生人》的拍摄，之后便立马投身于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活动，推荐新人的作品。无论是作为电影人，还是藏地人，各种身份标签下，万玛才旦始终有一种责任感，这种殚精竭虑的奉献，也让他的离去显得更加可惜可叹。

在《撞死一只羊》的片尾，收录了一句藏族谚语：“如果我告诉你我的梦，也许你会遗忘它；如果我让你进入我的梦，那也会成为你的梦。”电影，应该就是万玛才旦留给影迷们最后的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