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咸丰八年、九年（1859年）是晚清中兴名臣左宗棠的人生重大转折之年。
在此之前，左宗棠因为三次科举不利，虽有“再世诸葛亮”之才，也只能有实无名地委身湖南巡抚衙门，做一个屡建拱卫长沙之功，却始终没有正式官阶的“师爷”。
但即便做师爷，天资豪爽，圭角毕张的左宗棠也是睥睨一切的，在当时的湖南官场，自巡抚以下，即便是二品总兵，见到左宗棠，无一例外，都要规规矩矩地行礼请安。
除了这一份恃才傲物，左宗棠的骨子里还有晚清官场稀缺的忠介，自他以师爷身份步入官场，直到后来封爵拜相，其直烛巨奸，不顾身家，绝无附会的强人本色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改变。
按理说，在讲究中庸圆滑之道的晚清官场，如左宗棠这样既傲，又刚，还正的“异类”，是很难出头的，即便出头，迟早也是要被干掉的。但左宗棠却创造了一项奇迹，自从渡过咸丰八九年那一劫之后，他是否极泰来，一路开挂，几十年几乎未遭到掣肘。
何以至此呢？
晚清的官场老鬼太多，时局太艰难，朝廷确实需要他这么一位刚直霸道的人物，来制衡一些人物，横扫一些局面。
而说到左宗棠强势崛起的真正起点，也有一些“吉人自有天相”的味道。
据刘禹生在《世载堂杂忆》中记载——“施城吴老人，年九十矣，幼时曾见樊公（永州镇总兵樊燮），其言曰：樊公谒见骆帅（湖南巡抚骆秉章），帅令谒左师爷，未请安。左厉声喝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燮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怒益急，起欲以脚蹴之，大呵斥曰：王八蛋，滚出去！燮亦愠极而退，未几，即有樊燮革职回籍之朝旨。”
照刘禹生的说法，左宗棠是因为樊燮藐视他，一怒之下脚踹了这位朝廷二品武官，之后又以刀笔弹劾樊燮，让他彻底卷铺盖，滚回了老家。
除了这一说，还有另一种说法，左宗棠没有脚踹樊燮，而是狠狠地给了对方一个大耳瓜子。
然而，让左师爷始料未及的是，受辱又丢官的樊燮并不是任人宰割之辈，之后他走湖广总督官文的门路，官文直接上奏咸丰，甚是狠毒辣地给左宗棠扣上了一顶“劣幕”的帽子。
在晚清官场，“劣幕”这一顶帽子是可以轻松要了左师爷性命的。
果然，咸丰看到官文的弹劾奏章，勃然大怒，他颁下谕旨给官文，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也就是说，只要能拿到一丝左宗棠是“劣幕”的实据，又或者将一些证据栽赃到左宗棠的头上，官文就可以直接叫他人头落地了。
如此说来，这阶段的左宗棠简直是小不忍，直要丢了性命。
当然，也有人说，左宗棠虽然孤傲蛮横，但官场险恶他还是懂得的，不至于因为这么一件小事鲁莽行事，他与樊燮之间的缠斗，不是因为樊燮没请安，而是因为樊燮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左宗棠看不惯以骆秉章的名义上了一道弹劾他的奏章，樊燮因此落马后怀恨在心，遂拿他师爷的身份，找茬子大做文章，想以此回敬一刀。
细细想来，左宗棠脚踹掌掴一说更接近民间对左大帅的传奇演绎，刚正师爷与作恶总兵互相弹劾一说应该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但不管怎么说，左宗棠在咸丰九年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坎。
此坎其险恶，虽然未必会叫他人头落地，但从此在官场销声匿迹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晚清官场中的湘人集团对左宗棠展开了一场甚是有名的营救。
当时的晚清官场，湘人已经形成了一个京城有人，地方有势的庞大集团。得知左宗棠有难后，湘人集团中实际地位不亚于曾国藩的胡林翼担负起了居中运筹的角色，在地方上他联合曾国藩伺机声援左宗棠，在京城，他及时和任职翰林院的郭嵩焘形成了联手。
营救左宗棠最漂亮的一步棋，是由郭嵩焘执子的。他以上等的鼻烟壶为礼，拉入值南书房的潘祖荫入局，请他出面给咸丰密上了一道保举左宗棠的奏章。
对晚清官场而言，这道奏折不仅有名，而且十分重要。
“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而久在我圣明洞鉴中也。上年逆酋石达开回窜湖南，号称数十万，以本省之饷，用本省之兵，不数月肃清四境。其时贼纵横数千里，皆在宗棠规划之中，设使易地而观，有溃裂不可收拾者。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宗棠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不肖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
这一密保奏章，可谓是仗义执言，读来令人振聋发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