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说:“我有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他的这句话,被以司马南为首的反对者们愤怒地极力反对,并拿出他写的关于日本北海道的散文,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证明他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应该受到反对的。
其实莫言说得明白,那是他的“偏见”,又没说是真理,所以这就谈不上对错了。他认为的,他按照那去写,没要求别人也那样去写。至于司马南们说莫言赞美了北海道的景色与小姑娘,这就是没搞懂所谓“唱赞歌”与“工具”是啥意思。
所谓“唱赞歌”,不是对普通人的赞美,更不是对自然风景的赞美,也不是对风土人情的赞美,而是指对领导及其作为的赞美。所谓“工具”,是暗示其“被利用”的这个特点,工具是没有自主意识与自主行为的,让干什么干什么。
当然了,文学不是唱赞歌的工具,终归是莫言的“偏见”,所以,司马南们说文学也可以赞美,也应该赞美,这话并没有错,可以说完全正确。而事实上,文学本来就是既有揭露批判,也有赞美讴歌,这二者古今中外都是有的。
需要再次强调,这里所说的赞美讴歌,对象都不是自然景物、风土人情,也不是指普通老百姓,甚至也不是指非政领域的杰出人士,而是指可以决定社会走向与人民生活的力量。这种力量运用的结果,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
那么,这里不妨讨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如果二选一,是要留下赞美讴歌呢?还是留下揭露批判呢?换句话说,赞美与批判,哪个更重要?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但是却很有讨论的价值,如何选择可见智慧。
为什么说如何选择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慧?因为赞美与批判,产生的效果以及对谁更有利,是不同的。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赞美可能会激起向心力与凝聚力,激发自豪感与奋斗的信心,但离自己的实际生活很远。
但是,批判就不同了,批判会纠正政策错误,而这些错误,都是关系到每个人至少是多数人切身利益乃至生命的。
纠正政策错误,利国利民。我相信,认清了这一点,对于上面的那个假设性问题,选择将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
其实,如果深入地思考,辩证地分析,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赞美是另一种批判,批判则是另一种赞美。这有一点绕,也有些烧脑,但是这里面的逻辑,聪明人还是能想得通的。
举个例子,历史上的包青天是受到赞美的,他明镜高悬,为民申冤,惩恶扬善。可是,作为一名父母官,作为一名法官,公平公正审理案件,为民做主,造福一方,这难道不是其分内之事吗?
然而,其实只是尽职尽责的一个官员,却受到了人们的赞美,这其实是不符合逻辑的。他就该那样做,本不需要赞美。他做不到,反而应该受罚。但是,不符合逻辑的却真实地发生了,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其他官员做得不好,没有尽职尽责,甚至违法犯纪。包青天只是做了本职工作,却反而成了突出表现,让人感动。对他的赞美,本质上就是对整个官场的批判。
我们的社会,赞美清官,赞美造福一方的好官,但实际上,清廉是其本分,造福一方是其责任。然而,不该赞美的我们还是赞美了,因为我们希望他继续这样,因为我们希望其他官员都向他学习。
赞美是另一种批判,同时,批判也是另一种赞美。要知道,被批判的都是丑陋的甚至见不得光的,是应该被遗弃乃至唾弃的。那么,批判本质上就是赞美被批判的反面。批判恶,就是赞美善。
没有丑,就没有美;没有恶,就没有善。如果社会不能把善恶美丑清楚地分开,或者说,不能把丑与恶公诸于众,那么人们将会生活在混沌中,生活在被蒙蔽中,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也不知道。
批判丑与恶,让美与善呈现出来,让人们看清真相,看清哪些是在损害自己的利益,怎样才是为自己谋福祉,这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多多益善,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呢?
此外,如果一个社会允许批判的声音存在,那么,发出批判或者说批判的存在,其实也是对社会宽容度的一种赞美。反过来,不允许批判的声音存在,却是一种畸形的社会,不是好现象。
赞美与批判并存,不代表所有的人既要批判也要赞美。你可以专门批判,你也可以专门赞美,你还可以既有批判,也有赞美。总之,无论批判与赞美,结果都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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