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中国外交人员可以说是国际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每一位外交人员都利用自己的能力在国际上为国家不断的作出贡献。
当然说到外交人员，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钱其琛与李肇星，他们既是师徒，也是朋友。
李肇星在2003年接任外交部长之后，尽管工作繁忙，但是他仍会抽出时间去拜访钱其琛这位老领导。
就在李肇星接任外交部长后，他再一次拜访钱其琛的时候，学着警卫员称呼钱老为“钱副总理”。
然而钱老紧接着的一句话却让他感慨良多，钱老究竟说了什么？
作为中国“外交教父”的他，对中国的外交事业到底有着怎样的贡献？
又为何独爱“老钱”这一称呼？
“外交教父”钱其琛
钱其琛出生于1928年，殷实的家境让他即便身处于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也为他日后出色的外交贡献打下坚实的基础。
看着在战火中不断挣扎的国人，彼时的钱其琛内心极为触动，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为改变当前国内现状做些什么。
就这样，钱其琛义无反顾的成为了中共地下党成员，开始了自己的革命道路。
当然即便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中，钱其琛仍没有停止自己对知识的探索，并且他认为学习更多的知识，对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预估的影响。
也正是由于钱其琛对知识的不断探索，使得他对革命思想有着更深的认识，更贴切的领悟，当然这也为其日后为新中国外交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内忧外患的祖国，钱其琛明白为了给祖国作出更多的贡献，那么势必要学习更加先进的知识经验，因此他主动请缨到苏联进修，完善自我。
钱其琛的外交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其实早在他还在苏联留学的时候他的外交能力就已经展现出来。
1958年，中苏关系逐渐紧张，而此时在苏联的留学生就面临着遣返的风险，如何让每个留学生安全的回到祖国成为领导人最为头疼的问题。
这个时候，作为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处副主任的钱其琛临危受命，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官方，他据理力争。
并协调驻苏外交人员不断地与苏联官员进行交涉，最终在保证留学生安全的前提下让他们都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钱其琛在此时的优秀表现自然也受到了中央领导的赞赏。
钱其琛被称为“外交教父”不是没有原因的，其自正式加入外交部以来为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尤其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中苏关系仍处于一个僵持的状态，在处理两国关系上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冲突。
因此，钱其琛对于两国的各项外交事务都谨慎对待，在保留我国底线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平缓两国的关系。
1982年3月，外交部对外召开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此时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的钱其琛面临着不小的压力，而此次新闻发布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回应勃列日涅夫对中苏关系的讲话。
如何合理的回应勃列日涅夫，让世界人民看到中国对待外交事务的态度与决心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事情。
作为外交部副部长的钱其琛也明白，在本次新闻发布会中各国记者的问题自然也是非常犀利的，想要完美的结束本次发布会，事先的准备必不可少。
发布会当日，面对各国记者的犀利且敏感的问题，钱其琛态度坚决又平静的表示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在国家主权独立的前提下，中国是有意向深化与苏联的合作的。
钱其琛对中国外交的贡献除了改变外交格局之外，对于培养国家所需的外交人才上自然也有着极为突出的贡献。
其中被人称之为“诗人外交官”的第九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就曾从钱其琛身上学习到了很多，二人之间的感情也是亦师亦友的存在。
亦师亦友，薪火相传
1940年出生的李肇星，自小就展现出惊人的语言天赋，再加上自身的努力，很顺利的考入北京大学西语专业。
之后又进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进修，多年外语学习，为日后他的外交事业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而李肇星的外交之路，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虽说与自身出色的能力有着必不可少的关系，但是其中也离不开钱其琛的帮助。
说道李肇星与钱其琛，我们不得不说一下他们初次见面的场景。
1972年，此时的李肇星刚刚完成非洲的驻外工作，李肇星出色的外交能力自然获得了领导的认可，因此为了让李肇星的外交能力在更大的舞台上得以发光发热，上级部门决定将李肇星调入北京外交总部工作。
而此时钱其琛正担任外交总部新闻司的司长，对于钱其琛这一出色的外交人员，李肇星早已听说，内心对他也是非常钦佩的。
因此在新闻司见到钱其琛之后，内心非常激动，十分尊敬的向钱其琛问好。
“钱司长好”。
钱其琛对于面前这个十分有礼貌向自己问好的同事，表情愣了一瞬，并没有及时作出回应。
周边的同事听到李肇星对于钱其琛的称呼，纷纷大笑了起来。
初来乍到的李肇星，面对大家的哄笑十分不解，就在努力回想自己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的时候，钱其琛语气平和的说道。
“这就是新来的肇星同志吧！钱司长这一称呼着实让我一愣呀，不过日后还是直接叫我老钱就好”。
听到钱其琛的话，李肇星还是非常不解，并不知道钱司长这一称呼有什么奇怪的。
直到后来，李肇星才从同事的口中了解到在这个部门中，大家都是非常和谐的，并没有上下级之分。
因此大家都十分亲切的称钱其琛为“老钱”，对于“钱司长”这一称呼反而很久没人说起。而乍一听到李肇星的称呼，确实是让所有人为之一愣。
听到同事的解释，李肇星也着实被该部门轻松和谐的氛围所吸引，而在日后的工作中，由于大家彼此间的默契配合，让李肇星在工作的过程中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这也让他的外交事业取得更大的进步。
如果说钱其琛独特的领导风格，为李肇星外交事业的成功提供一个合适的场所，那么钱其琛丰富的外交经验则让李肇星收益良多，让其变得更加优秀。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李肇星都以助理的身份跟在钱其琛的身边，看着钱其琛面对各种外交事物都能沉着的应对。
他在钦佩的同时，也对自身的不足有了更深的了解，在日后的工作中不断的完善自我。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新中国的各项事务都已步入正轨。
但是由于香港与澳门仍未回归到祖国的怀抱，让党和人民的内心都十分焦急。
因此，如何尽快让香港与澳门回归成为当前新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
1993年10月，钱其琛在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为了更好的解决香港回归的各项问题，与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赫德进行谈判。
在谈判的过程中，赫德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并不明确地谈论香港回归的问题，这不禁让陪同的李肇星十分恼火。
但是此时李肇星还注意到，无论双方谈论到何种情形，钱其琛的表情都十分沉静，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恼火的情绪。
甚至于在赫德逐渐急躁，谈话即将终止的时候，钱其琛总能不着痕迹通过其他话题的代入而让双方的谈话得以继续。
当钱其琛与赫德谈判结束之后，钱其琛总结。
“虽说我们是借助联合国大会的空闲时间进行谈判，但是最终的结果仍是非常不错的”。
此时李肇星对于双方所表示的积极结果存在很大的疑问，由于赫德的顾左右而言他，导致双方在香港回归的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
既然如此，双方又怎么会认为此次的结果是积极的呢？
面对李肇星的疑问，钱其琛耐心的解释了两个国家的外交问题所涉及的内容是非常复杂的，即便谈判没有任何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只要保持沟通，那么结果就是有效的，就是积极的。
这也就是周总理所说的“求同存异”，针对不同的外交问题，双方有“求同”的部分，自然也要保持差异，针对差异进行讨论，最终取得双赢的结果。
也正是由于钱其琛的影响，让李肇星在日后的外交工作中更加得心应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