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生产”主播，再组团割“大哥”韭菜？主播工厂该如何守正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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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直播形式

秀场直播自诞生以来就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

它强调的是主播利用颜值、才艺

在直播间和粉丝实时互动

以此引来打赏

在秀场直播行业

直播公会是平台与主播之间的桥梁

主要负责招募、培训

和管理主播

然而

这些直播平台上的“造梦工厂”

却被某些不法分子当作犯罪的温床

他们

打着直播公会的旗号

批量招募、培训主播

诱导观众参与色情交易

涉足网络赌博 等非法活动

一些秀场直播成为公众视线的负面焦点

引发无数的质疑与关注

从野蛮生长到成熟稳定

“造梦工厂”该如何守正合规？

设下情感诈骗、色诱和赌博的圈套

乱象丛生中，情感诈骗现象尤为突出。这类犯罪团伙常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文化传播工作室”的名义招募大量主播并对他们进行培训，比如怎么和直播间的观众聊天、如何诱导粉丝打赏、如何维护粉丝关系等。

等粉丝上钩，主播会和他们互加微信，建立亲密关系，至于每天聊些什么、朋友圈怎么发，都有着具体详细的方案。在粉丝打赏满一定数额礼物后，主播便以各种理由推托、拒绝和粉丝见面。

为了迅速牟利，有的直播公会要求主播一周内与粉丝谈恋爱，有的还会招募男运营和女主播搭伙诈骗。

“男扮女、演双簧。你以为与你互动的是眼前的小姐姐，殊不知，对方可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诈骗团伙，为的就是让你打赏，以此牟利。”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检察院检察官章晓丹就曾办理过这么一起诈骗案。

章晓丹向《方圆》记者介绍，犯罪团伙还根据被害人所在城市修改定位，以“奔现”为诱饵，骗取刷礼物，属于发生在直播间里的新型电信网络诈骗案。

为助推直播行业健康发展，该院不仅督促当地法院向相关直播平台发出司法建议书，还联合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宣传活动。

发生在江苏的另一起特大网络直播诈骗案中，犯罪团伙甚至还安排专人“盯数据”——对于直播间在线人数、打赏金额、添加粉丝数量等不符合预期的，会有针对性地“导入流量”，比如安排主播之间连线PK，看谁家粉丝刷的礼物更多、更豪华。

镜头前的女主播则会不时抛出诸如“老公帮帮我”和“老公给我加加油”等诱惑性话语，刺激粉丝不断打赏，直到将其钱财榨取一空。

另一种手法是通过合成照片、视频，搞隔空“仙人跳”。发生在福建厦门的一起敲诈勒索案中，犯罪团伙先物色好男性被害人，由业务员将其引导到聊天软件上，使用事先准备好的女性不雅视频引诱被害人进行视频裸聊，偷录被害人不雅视频，之后引诱被害人下载病毒软件，窃取被害人通信录信息，最后，他们以发布被害人的裸聊视频为要挟，向被害人索要钱财。9名被告人分工合作，实行流程化管理，最终都因犯敲诈勒索罪获刑。

此外，一些直播公会不惜为网络赌博、淫秽直播平台引流。直播公会会长自称“家族长”，以威逼利诱等手段招揽主播，统一培训、管理，并将她们推荐至不同平台。

主播通过淫秽表演来接受不同金额的打赏和礼物。观众打赏得越多，主播给的“福利”越多，比如发尺度更大的淫秽视频，提供“一对一”视频裸聊、“空降”等服务。最终收益则由平台、家族长、主播以事先约定的比例分成。

近年来，河南、广东、江苏、内蒙古等地对这类网络直播灰产进行全链条打击，办理了一系列案件。2023年，公安机关全链条打掉网络淫秽直播犯罪团伙13个，捣毁25个一对一网络淫秽直播App，涉案金额2亿余元。

《方圆》记者对近几年案例进行梳理分析后发现，直播公会涉嫌的违法犯罪行为主要包括诈骗罪、敲诈勒索罪、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开设赌场罪和侵犯知识产权罪等。

这些犯罪行为通常具有一套完整的操作流程，从招募、培养、管理主播，到运营主播账号，再到后期割用户韭菜，每一环节都经过精心策划和组织。对于犯罪链条中的每个人来说，他们只需要专注于自己负责的部分，就像工厂中的计件工人一样。

“这种分工明确、流程化的操作方式，使得整个犯罪活动更加高效、隐蔽，给打击和防范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尤其是在直播间开设赌场、进行淫秽表演的案件。”河南省濮阳县检察院检察官马丽珍向《方圆》记者解释，此类案件主要的犯罪活动痕迹都是电子数据，隐藏较深，且赌博网站的服务器、运营人员大多在境外，这也使得证据的收集成为办案的一大难点。

在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同时，反思不法分子发展的社会土壤，引导主播、观众远离含有宣扬淫秽、色情、危害社会公德内容的平台才是治本之策。

马丽珍说，涉案的女主播中，有的是因为无法抗拒金钱的诱惑，看到色情直播带来的丰厚利润，为了满足自己的高消费欲望，最终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有的原本从事着正常的直播工作，却被犯罪分子洗脑，逐渐沦为淫秽主播。

令马丽珍倍感惋惜的是这条黑色产业链上的被套牢的女孩。这些女孩早早辍学到社会上打工，结果遇人不淑，被诱导去做色情主播。她们中有人想过逃离，只是提出这样的要求，就会被威胁说“你走了，我就把你视频散播出去”……

“网络上淫秽视频的广泛传播严重破坏了社会的道德风尚，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马丽珍说，下一步，该院将重点从未成年人网络空间保护方面入手，以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为契机，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或制发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行政部门对网络色情、暴力信息治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社交软件身份认证等方面进行整治。

接触这类案件多了，章晓丹也经常自省：“作为检察机关，我们有责任加强宣传教育。其实近年来，我们开展了大量的普法宣传工作，但收效不理想。我也在思考，是不是我们的宣传方式不够接地气、不够新颖，无法吸引老百姓的注意。我们该如何改进，才能让宣传内容更加深入人心，让大家真正接受。”

起诉主播或成无良直播公会盈利新模式

低门槛、高回报，在许多人眼中，秀场主播是“躺赚”的工作。哪怕不做低俗露骨的内容，能吃到“百家饭”，或是傍上一两个“大哥”，同样有一笔可观的收入。然而，《 方圆》记者通过深入采访和了解后发现，这并非坦途。

有的直播公会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文化传播工作室”的名义，打着“高薪、舒适”的旗号，吸引人们加入，签约后却不给任何支持，甚至要求主播做“黄播”“赌播”。

有的直播公会给主播签的是“埋雷合同”。合同中可能存在限制主播离职、排他性条款等，但主播在签约时并没有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导致自己处于不利地位，离职后被原直播公会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后者这类情况较为常见。

江苏天淦律师事务所电商娱乐业务部负责人王旭彬处理过600多起直播公会起诉主播的案件。在他看来，起诉主播似乎成为一些无良直播公会的盈利模式——从虚假宣传，到合同埋雷，再到恶意仲裁，提出高额违约金，直播公会形成了流水线作业，“从实际案例来看，基于合同签订自愿、内容系双方意思表示的原则，仲裁机构基本上都会支持公司仲裁部分或者全部诉求，多数主播只能认赔”。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天泽娱乐法创始人郑小强律师说，此类情形往往发生在比较小且不正规的直播公会，其本质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做着违法的事情，很可能构成民事欺诈行为。

“如直播公会存在欺诈行为，主播可依据民法典第148条及第157条申请撤销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若直播公会主张的违约金过高，可依据民法典第585条，申请法院或仲裁机构减少违约金，维护自身权益。对于显失公平的条款，主播可以在应诉时积极挑战，主张其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

王旭彬、郑小强均提到，要想构建健康的直播生态，首先需要相关部门牵头制定行业规定，规范直播公会的经营，以此杜绝靠仲裁或起诉主播牟利的公司进入行业市场。

对于经纪合同中的有失公允的违约金条款，应建议裁决机构进行调整，以保障合作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主播群体的法律权益。同时，建立仲裁监管机制，对长期协助直播公会进行批量违约金仲裁的利益群体进行排查和监察，如有违规行为应依法处理。

与此同时，对于从事主播的人来说，增强个人职业素养和法律意识是必要的。

郑小强建议，主播签约直播公会前，应尽可能去了解直播公会的主体资质、合作模式、经营状况和已签约主播情况，确保直播公会是合法正常经营的。同时规范自身行为，绝不通过性挑逗、性暗示等方式博取观众眼球，吸引观众付费赠送虚拟礼物。

无论是兼职还是全职，都尽量和平台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如果直播公会存在在先违约行为甚至欺诈行为，主播应保留好相关证据。这包括双方签订的相关合同，往来微信、邮件等，尤其是直播公会所作出的各种承诺以及不履行承诺方面的证据。

在广东省深圳市人大代表、罗湖数字经济产业协会会长杨瑞看来，全国直播行业从业者人数已超千万，成为当下一支数量庞大的新兴领域就业群体，这批新业态就业群体急需提升社会归属感，劳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规范。

除此之外，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还提到，有必要发展“黑白名单”管理，为主播提供投诉机构的机制。此外，有必要完善司法救济程序，对于一些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的主播，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渠道。

“主播如果遇到对于与直播公会的民事诉讼结果不服、执行不到位、侦查机关不立案等问题，可以到检察机关控告申诉部门、民事检察部门提交相关材料，要求进行法律监督。”章晓丹说。

从野蛮生长到成熟稳定，非一夕之功

2021年2月，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旅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对照网络直播行业主要问题清单建立健全和严格落实主播管理、培训考核、举报受理等内部管理制度。

2022年5月，中央文明办、文旅部、广电总局、国家网信办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其中规定，对于违规为未成年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网站平台，以及明知用户为未成年人仍诱导打赏的经纪机构和网络主播，从严采取处置措施。

还有《网络主播行为规范》《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等文件，同样为直播行业划定了红线和底线。

自2022年4月以来，国家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开展“清朗·整治网络直播、短视频领域乱象”专项行动，大力清理低俗庸俗、封建迷信、打擦边球等违法和不良信息。

地方网信部门约谈网站平台、服务机构等经营主体2万余家次，依法处置处罚存在违规行为的服务机构1061个，其中永久清退256个。2023年6月，国家网信办、全国“扫黄打非”办等八部门联合启动了为期半年的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治和规范管理行动。

随着行业监管趋严，多个直播平台开始更新完善平台规则，针对低俗直播、不良PK等重点问题进行内部治理。

例如，针对直播中出现的色情、赌博、诈骗等灰黑产行为，抖音配合公安机关持续线下打击，在2023年抓获犯罪嫌疑人超300名；同时，对新入驻直播公会设置上线安全考核期，对违规直播公会进行清退处理，引入“健康分”主播分级管理制度，加大直播公会管理力度，完善直播平台长效管理机制。快手通过风控识别模型，对低俗擦边、各类诱导诈骗等内容和账号进行专项治理。2023年，超4万个账号因违规直播被处罚。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观察到，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小直播公会正在从分散向集中转变，大直播公会越来越注重合规性，不仅成立了法务部，也与当地政务部门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与当前的治理方向是一致的。

据了解，2021年9月，在文旅部市场管理司指导下，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正式成立“网络表演（直播、短视频）经纪机构委员会”，发起方包含无忧传媒、娱加娱乐等30多家头部经纪机构和媒体。

面对行业存在的乱象以及潜在的风险，这些头部直播公会“始终绷着一根弦”。

一家直播公会的法务部人员表示：“我们特别注意明确合同中的权责问题，现阶段所用的合同与刚起步时的就已变化许多。我们还会定期排查直播公会成员有无直播，并将直播过程中有不当操作的成员除名。”

不过，在监管治乱政策与行业逐乱对策的长期博弈中，很难说监管切实占了上风，乱象似乎总能先于政策一步变异出更易于躲避打击的新模式。

《方圆》记者发现，网络上仍然有海量披着相亲、异性社交外衣的App。无论是多人PK，还是简单的聊天、唱歌、跳舞，依然有很多穿着暴露、挑逗用户的“非专业舞蹈”，屏幕角落展示主播的“擦边”照片和GIF动图。进入个人主页，可以看到主播收到的高额礼物。

“涉黄、涉赌直播往往能获得可观的流量，有效刺激观众打赏。主播在赚取打赏的同时，平台、直播公会都可获得丰厚的利润分成。在利益诱惑面前，约谈、指导，甚至是罚款等手段都很难发挥根本性作用。当然，许多主播和直播公会本身也是心存侥幸，认为可能不会被发现，或者觉得即使被发现了，只要赚得比罚得多，那也是赚了。”郑小强分析道。

当平台成长为小型社会，过于庞大的身躯，似乎让毫无死角的清扫成为幻想。

一位直播行业从业人员无奈地告诉《方圆》记者：“现在，有很多非法赌博活动很难被察觉，即使是用户，也需要经过层层审核才能进入（网络）赌博场所。内容审核很难做到完美无瑕。”

“近几年，文旅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但相关部门监管不力、执法不严，缺乏高效的监管体系。同时，监管主体不明确，行业执行标准滞后，相关规定未得以落实。这些因素导致了秀场直播间的‘沉疴顽疾’难以根除。”马丽珍说。

“我们不能因为一些问题就去全盘否定整个行业。每个行业都有它的成长过程，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它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董晨宇强调，制造乱象的直播公会就像“打一枪就跑”的游击队，不能代表整个行业。直播公会转型慢、行业乱象屡禁不止，也与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关。

“对于有才艺的年轻人来说，成为主播可能会成为他们未来的一种职业选择。但目前这个阶段，绝大部分年轻人还是不能把赌注都押在这上面，还是应当谨慎考虑、多元化发展。”董晨宇说。

多位受访者均表示，直播行业野蛮生长十几年，走向成熟稳定需要时间逐步推进，非一夕之功。在发现问题的同时，也应看到它的快速发展所创造的大量就业机会和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

秀场直播经历了从繁华到寒冬的波折，但目前仍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其合理性。我们需要以开放、包容、理性的态度看待这一行业，正向引导让直播公会守正合规，让秀场主播走向职业化，让行业驶入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中。

合规将是直播公会发展趋势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君长期关注规范网络直播这一社会话题。在他看来，网络乱象尤其是直播打赏带来多种不利影响，要多措并举整治网络乱象。除了已有的约谈、指导等手段，在立法方面也要有所动作。

李君建议，针对网络直播领域单独立规立法，规范整治网络直播领域内容，对审查、举报属实的网络直播平台实行退出机制，对违法主播实行封杀机制，构成犯罪的要承担刑事责任，提高其违法违规成本；同时，将利用网络直播进行赌博、卖淫、放高利贷等有关犯罪行为归入刑法，明确平台鼓励或放任同样构成犯罪。

此外，公检法要形成合力，持续开展网络乱象治理，提高对网络犯罪的打击能力，对网络毒瘤进行彻底根治，净化网络空间。

在2024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演员靳东带来了一份关于数字平台立法的提案，希望通过完善立法等形式加强对网络乱象的治理。

他提到，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我们更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研究治理短视频、直播平台野蛮生长引发的问题。这不仅需要检察机关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让民众不轻信、不盲从，提高防骗能力，更应该推动解决、治理网络乱象，加强网络监管。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应当利用职能优势，协调各行政机构、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加强网络平台的监管，促进健康直播生态的构建。

马丽珍谈到，刑事方面，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加大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民事方面，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民事支持起诉，支持权益受侵害的公民，如未成年人违规打赏主播、购买大额商品等情况，对平台、直播公会或主播提起民事诉讼；行政方面，检察机关可以加强对行政职能部门落实网络监管职能的监督，对不履行监管义务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或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等形式，督促行政职能部门加强网络监管；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网络平台，比如放任色情、虚假信息传播的，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平台、直播公会履行主体责任，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公共利益。

“直播行业涉及领域众多，要对其实行全面监管，需要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协同’的多元共治管理体系。在加大技术监管力度方面，可以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创新监管方式。” 郑小强指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将直播平台、直播公会与现有的网络监管系统进行对接，设立数据监控平台，引入风险预警、黑白名单等机制，不断升级迭代算法识别模型，提升平台识别和打击治理能力，对直播活动进行动态化、常规化、持续化自动监测与监管，推进数字化、网络化和平台化监管。

为规范网络表演经纪机构行为，加强源头管理，文旅部曾于2021年8月发布《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法》，其中规定从事网络表演经纪活动需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并配备足够数量的网络表演经纪人员，网络表演经纪人员也应当依法取得演出经纪资格证。

同时，该办法设定了18个月的缓冲期，缓冲期内无经营资质的网络表演经纪机构不算违规。2022年10月，文旅部市场管理司将缓冲期延长至2024年2月29日。

也就是说，自2024年3月1日起，直播公会要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才能合法运营，直播公会人员也要先考取演出经纪资格证书才能上岗。若直播公会仍未取得营业资质，将可能因违规从事网络表演的经营活动或经纪活动而视情节被处以违法所得8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或5万元至10万元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据3月15日国家网信办消息，2024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中将重点开展10项整治任务，其中就包括网络直播领域虚假和低俗乱象整治。整治的重点将放在主播刻意展示发布“软色情”内容；通过深夜付费直播躲避监管，隐蔽传播低俗色情信息；直播低俗搭讪，实施恶俗PK行为，无底线挑战公众审美等突出问题。

在多位专家学者以及业内人士看来，这些是积极的转折点。一个基本共识是，合规经营不仅是直播公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直播行业健康、长远和稳定发展的基石。随着网络技术不断迭代、行业规范日益完善、从业人员门槛提高，昔日的“秀场模式”终将逐渐降温，未来的直播行业，将更加注重内容的质量和价值，而非单纯的“颜值”竞争。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3月下期）

本文杂志原标题：《“造梦工厂”该如何守正合规》

编辑丨肖玲燕 房佳佳设计丨刘岩

记者丨房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