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审判》引发争议，电影中的性别议题为何重要

日前，《坠落的审判》国内上映，法国导演茹斯汀·特里耶来华宣传，一场在北大举办的映后谈引发舆论波澜。

这场对谈中，一位男嘉宾试图将对话局限于电影本体，绕开性别议题，强调评论电影不要上来就进入男女的讨论，“太沉重了”。显然，这样的尝试失败了。对谈至后半程，学者戴锦华抛出了一个在她看来有些老套的问题，即导演的性别身份与影片创作之间的关系是否重要，得到了特里耶肯定的回应。

特里耶说，女性的身份对于创作这部电影很重要，它包含着深刻的女性主义议题。影片的主人公是一名作家，片中有许多关于她如何看待、理解这个世界的描述，以及人在亲密关系中如何生活的思考，这些讨论并非二元对立，而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是男性创作者，或许很难塑造这样一个人物”。

客观而言，这场对谈并非全然避开有价值的讨论，一些问题和回应也触及到了影片精华。但场内外观众对嘉宾回避影片核心表达，主持人自我陶醉、抢占导演阐述时间的愤怒，映证了类似《坠落的审判》这样的影片存在价值。它引导观众用另一种视角看待这个世界，发现其中不合理却习以为常的部分。

《坠落的审判》的好不仅仅与性别有关，它在艺术上也得到诸多肯定，自去年5月首映以来获奖无数，摘得奥斯卡奖最佳原创剧本、戛纳金棕榈最佳影片等含金量极高的荣誉，特里耶也是第三位获得金棕榈奖的女导演。影片在观众当中也享有较高口碑，烂番茄新鲜度高达96%。

截至目前，影片全球票房达到3622万美元。在中国内地上映5天后，截至4月2日14时，累计票房突破1534万元。对于一部预算为670万美元的文艺片来说，也是不错的市场表现。

一把精准锋利的手术刀

《坠落的审判》讲述的是，丈夫意外坠楼死亡后，妻子成了最大嫌疑人接受警方调查，她需要在诸多不利因素中力证清白。表面上看，这是一部探究死亡真相的悬疑电影，观众很快会发现，真相或许并不那么重要。

影片通过女主人公和儿子的回忆拼凑起他们的过往人生。在丈夫“坠落”之前，这桩婚姻已经分崩离析，在法庭接受审判的不仅仅是妻子，也是他们千疮百孔的婚姻生活。“坠落”和“审判”必然降临，或早或晚。

在那场颇具争议的映后谈不久，一场由中法女性电影人组成的对谈更多触及了影片的核心，拍摄过多部女性题材电影的导演杨荔钠认为，特里耶用极简的方式，一把轻快的手术刀把最日常，看起来最熟悉、最容易忽略的情感关系赤裸裸、血淋淋地展示出来。

特里耶有多年纪录片制作经验，纪录片的技法为这部剧情片带来了强烈的真实感。影片贯穿着纪录片式的美学，“被放大的镜头语言让我有近距离的临场感，但是影片非常强的戏剧化叙事，高水平的文学水准，提醒着我这不是一部纪录片。”杨荔钠说。

区别于以往以婚姻故事为主题的影片，《坠落的审判》中的这对夫妻在性别角色和家庭分工上比较“反传统”。主人公桑德拉是一位有才华且成功的作家，在丈夫意外身亡之后，她表现出的镇定，超越了大多数人对刚刚遭遇家庭悲剧的妻子的想象。

面对法庭上冷酷到近乎残暴的审问，媒体的无情审视与批评，在家庭生活真相被暴露得体无完肤的时刻，桑德拉不但没有被击溃，反而一次次在压倒性的不利形势中保持冷静，为自己扳回一局。相较而言，从丈夫留下的一段夫妻争吵的录音，求助精神科医生的经历来看，他似乎是一个在家庭生活中付出更多，在儿子意外受伤后饱受内心折磨，最终选择自我毁灭的感性形象。

事实上，特里耶并没有将丈夫的角色塑造成对立面，而是保留了温度，并且通过孩子的视角，回溯父子间亲密无间的感情，肯定了丈夫在家庭事务当中的付出，对他将事业上的挫败和失意归咎于承担过多家庭责任这件事，报以理解和同情。

在访谈中，特里耶多次谈到自己并不是想要挑起对立，而是想要创造一个交流空间，讨论亲密关系中，男与女如何一起平等生活。她说，情感从来不是博弈，比起输赢，平等更重要：“我在意的只是自由，是关系里的两性平等。”特里耶认为，不是只有女性才可以是女性主义者，很多男导演也拍女性主义电影，这些电影中最重要的是，女性不是物件，不是顺从男性意志的存在，而是真正的人。

关于影片中男女角色完全倒置的说法，戴锦华并不认同。在她看来，如今许多现实家庭中，男性的确被放置在传统的妻子的位置上：“我们鼓励女人在这样的位置上，做家务，承认事业不如伴侣，家庭中出现任何事故，都要承受社会的责备和深深的自我负疚，女性的忍辱负重会被赞美。这一次，我们看到男性被放在这样的位置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今天的男人、女人，丈夫或妻子，都是在这个现代社会当中艰难求生的个人。”在她看来，来自女导演的视点，才能把这种真实如此准确、隐忍且精致地表现出来。

不完美但值得被爱的女性

《坠落的审判》主人公桑德拉是一个不完美受害人，在法庭上，她是被质询的被告。尽管她获得了世俗意义的成功，独立坚韧，但也有许多缺点。她并不诚实，向律师和警察隐瞒了手臂瘀青的真正原因，那是与丈夫在最近一次激烈争执中留下的，她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担心说出真相，会加重自己的嫌疑。这种不诚实也让她遭受了更多攻击。

今年45岁的特里耶说，在她20多年创作生涯中，她一直在塑造不完美的角色。在她看来，在艺术中展示不完美的形象可以令观众有代入感，在生活中感到放松，因为人就是不完美的。在她看来，影史上有许多恐怖的男性角色，比如谋杀案的主犯依然有人喜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爱不完美的女性呢？女性主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我们接受并且喜欢自己的不完美。”

杨荔钠说，她不喜欢完美这个词语，在她目前拍摄的所有作品里，也没有一个女性形象是完美的。比如影片《春潮》里的母亲既是受害人，也是加害人，带有被时代伤痕异化的人格，“她的种种不完美导致祖孙三代女性的命运呈现悲剧色彩，但我又相信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女儿们不会接受这种宿命。”她看到了很多亲密关系中比如母女之间的抗衡和博弈，“这种看似非常小的家庭单位的努力，放大到社会的层面中，那就是一代女性的成长和进步”。

《坠落的审判》所引发的超出电影本身的讨论，佐证了性别议题正逐渐从家庭内部走向公共空间。特里耶说，25年前开始电影生涯的时候，她还是以男性导演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而今天有越来越多从女性视角出发的作品。在她看来，就电影行业而言，即使不能改变世界，至少能在电影里面改变人们看世界的方式。

杨荔钠说，“摄影机掌握在我们手中，就真的有话语权了吗？也不一定。”她确信的是，当越来越多女性题材作品出现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在男性主导的环境中得到支持”。她观察到，无论纪录片还是纪录片，都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而她本人也一直得益于女性创作团队的支持，“她们很有才华、创造力，包容且团结。我们的工作效率一点都不比男孩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