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济铁路与近代山东之变

胶济铁路是山东第一条铁路，山东则是承袭了上千年的孔孟之乡。探寻胶济铁路与近代山东政治、经济、社会之变的关系，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毋宁说是齐鲁大地上，近代西方殖民扩张背景下的工业革命，对中国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的对撞与冲击。

　　▲20世纪30年代末津浦铁路黄河铁桥附近的黄河船运码头，下方是泺黄联络线，连接起山东水运和铁路两大运输系统。

　　20世纪初，一列运送德军的火车停靠在胶济铁路胶州站。

　　1916年胶济铁路客货运输情况统计表胶济铁路路权更迭是近代山东政治之变的重要推动因素

　　胶济铁路来到山东，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其修建之初就深刻地烙上了德国殖民主义的印记。此后，又在中日关系成为主导的中国近代史中，成为入侵的通道、争夺的目标、谈判的焦点、民族的心脉，影响着近代山东一次又一次的大变局。

　　1898年3月6日，清政府被迫与德国签订《胶澳租借条约》。由此，清军退出整个胶澳，将美丽富饶的胶州湾拱手让给了德国。胶澳沦为德国在远东的第一块殖民地，德国同时获得了胶济铁路的修筑权和沿线采矿权。这样的一纸条约，使山东的政治格局不可能再像此前那样，仅仅把列强的势力控制在沿海通商港口，随着铁路的修筑，德国的势力范围必然扩大至整个山东。德国以所谓“租借”的字眼实现了长期霸据胶州湾的目的，中国似乎以“租借”二字“以面纱遮盖的让与”，保留了大清国的些许“颜面”，但在列强眼中，用什么字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中国能获得多少实际的利益。此后短短数年，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湾，英国强租威海卫，法国强租广州湾，西方列强再一次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随后的胶济铁路修筑过程中，与民众的冲突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序曲，山东官员也与德方围绕胶济铁路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博弈。签订《胶济铁路章程》、宣布济南自开商埠、修建独立的津浦铁路济南站等措施，都遏制着德方势力向山东内地的渗透。

　　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趁德国无力东顾之机对德宣战，联合英军攻占德国殖民地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由此引发旷日持久的“山东问题”。巴黎和会中国为山东权益据理力争，引发五四运动，中国拒签合约，直到华盛顿会议中日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中国赎回胶济铁路，“山东问题”才告一段落。此后的20多年，胶济铁路路权反复在中日之间更迭，始终是中日两国争夺焦点。日本三次出兵山东占领胶济铁路，铁路控制权都是日军入侵山东首要目标，每次占领胶济铁路后首先在全线重兵布防，胶济铁路就像中国的喉咙，被日本紧紧地攥在手中。

　　近代山东，各方政治势力也在胶济铁路纷纷登场，这里面既有交通系与地方系的铁路内部派系之争，也使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在胶济铁路开启了山东工人运动的大幕，一跃登上近代山东的政治舞台，由此点燃了星星之火，走上了星火燎原的红色之路。胶济铁路重构交通体系是近代山东经济之变的主要因素

　　胶济铁路打破了千年以来地域的界限，重新构建起新的山东交通体系，观念的桎梏和传统的农工商模式，犹如一架有力的引擎，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推动着山东经济的现代化进程。

　　市场需求大的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得以迅速提高，并促进了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增强了农户与市场的联系，推动了农业商品化进程，支持了同期工业化的发展，农业改进以近代市场经济的变迁为前提，反过来又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铁路带动了新贸易机会地区的农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增长，以及商业种植和地区专业化生产，传统的农业种植结构开始朝着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方向快速发展。

　　传统手工业具有更广泛商品化属性的同时，产生了手工业品种的兴衰和规模化机器生产的转型。或者在洋货的冲击下很快衰落，或者由于销量扩大寻求生产的规模化，有些传统手工业作坊向机器化发展，转型成为民族工业企业。考察其中的原因，无不与胶济铁路重构的近代山东交通体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内接中国内地、外联世界各地的新商路有莫大的关系，正是由于新商路引发的商品流通渠道的变化，引发了山东手工业生产向工业化转型的规模化趋势，出现新与旧、近代与传统、机器与手工、家庭副业劳动与手工工场生产混合的场景。

　　胶济铁路给山东带来现代化工业体系外，更利用市场之“手”影响着铁路沿线乃至整个山东的工业发展。而这个市场之手能发挥作用的前提，恰恰是胶济铁路重构的山东交通带来的城镇连接、商品流通、市场形成，以及中外商人资本重组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如果没有近代山东交通的首先之变，产品的商品化、机器化、规模化、市场化也会缺少工业化方向发展的原生动力。新兴工业被需求结构变动、贸易和金融积累资本的杠杆所撬动，先集中于轻工业部门，后集中于制造工业，形成了机器工业本身技术的改进与创新，手工业逐步采用改良机械工具替代旧式工具两种方向。

　　胶济铁路影响下的新型商业购销流通模式，最终构建起了近代山东市场体系。山东传统商业市场与国外市场几乎没有联系，与外省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开埠通商后，口岸贸易为传统商业注入了新的市场因素，适应商品需求、供给、流通和消费变化的新商业模式开始出现，传统类型的市场也依其与口岸市场的关系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衍生出产地市场、专业市场、中转市场、集散市场、中心市场和口岸市场，一个开放的市场系统随之而起。铁路开通后，新的交通运输方式、商品购销模式、资本参与形式，使商品经营遍及商品流通各个领域，形成了从城市到乡村的大区域商品购销网，并始终同埠外、海外市场息息相关。商品流通跳出了原来地方性的狭小圈子，整个山东商业也逐步改变了原来服务于地区和国内贸易的局面，而同国际市场发生着紧密联系。

　　20世纪40年代，津浦线客车人满为患，乘客通过车窗上下车。胶济铁路的意象展现了近代山东社会之变的中西文化冲突

　　胶济铁路从诞生那天起，对山东民众来说就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成为强大力量、争议话题、冲突核心、文化现象、时代特征的典型代表。近代山东社会在政治、经济的影响下呈现出中西文化多元化碰撞融合的趋势。胶济铁路作为一种新型交通工具，给山东社会带来的已远超出它自身的功能性作用，而成为代表西方文化的新观念、新生活、新城市的意象。

　　20世纪初，铁道线像藤蔓般在青岛济南间不断延展，也刺激着山东民众对时间和空间感知的敏感神经。山东传统社会中的民众，大多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遵循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铁路这种对社会活动精细、线性的时间分割，把民众从原有的生活方式中连根拔了起来，社会生活的节奏像开动起来的火车那般越跑越快，那张“神秘”的火车时刻表也深刻地改变和塑造着人们的行为模式，人们开始以时间而不是以空间来感知距离，原来去某个地方习惯说“有多少里地”，而现在往往会说坐火车需要“几个小时”。“准时”成为一个重要的现代生活法则，同时也影响、塑造着人们的心理和精神状态。

　　胶济铁路被山东民众普遍接受后，不仅成为一种时尚便捷的交通工具，更激发着人们不同以往的想象。火车不再是神牛、异龙那般魔幻的怪兽，也不再是毁我村庄、占我农田恶魔般的梦魇，而是凝聚着资本、驮载着象征、带来了福音、激发着灵感，但也偶有灾祸的意象化身，划然长啸着刺入人们心灵深处使其无法自拔。同时，坐火车也是社会地位的一面镜像，让人能够看清楚自己的位置和处境。一段旅程就像一场宴席，总是要散的，一站一站地前行，旅客都有各自的目的地，朝四面八方散去，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到相同的列车上，大多行色匆匆，没有听戏品茶的悠闲，有的是不得不算计着的人生。头等车厢里一般是达官贵胄，既舒适又舒心；三等车厢中坐的绝对是平头百姓，拥挤不堪，既繁杂又烦心；中间二等车厢是个碌碌中庸的空间，这里的旅客难以用一句话准确描述。有的热情而世故，有的色厉而内荏，有趋炎附势之徒，有上攀下吝之辈，这个社会阶层最具活动能力，充满挣扎和嘘唏，多有不甘底层，少有大奸大恶，外表光鲜体面的背后是不免被人撕破伪装的尴尬。

　　随后的几十年，山东民众逐渐习惯了铁路这一交通工具，学会了驾驭，也学会了制造，奔驰游弋在新的时空和文明的洪流之中，但夹杂着惊恐、屈辱、希望和骄傲的意象却一直持续着。(作者：陈宇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