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话议题设置的潜在话语分析

宋代诗话议题设置的潜在话语分析

引言

诗话的原初目的是“以资闲谈”，这从两方面塑造了诗话的本质特征，从表面形态看，“闲谈”意味着自由体式，似乎杂乱无章，毫无系统性可言。

从内在机理看，“闲谈”意味着人际传播，并且暗含构建精英共同体的旨趣，故而信息是精挑细选的结果，绝非随意为之。

之所以出现这种相反相成的特质，是因为“闲谈”注重即时性、互动性与传播性，受众的期待视野也被纳入文本范畴。

大致而言，宋代诗话的议题设置及理论指向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闲谈导向的身份建构、党争导向的话语博弈、诗论导向的烘托新见、总集汇编的追随舆论。它们既有历时的承继性，又有共时的部分重叠性。

“闲谈”导向的议题设置意在身份建构

诗话的“闲谈”并非街谈巷议或道听途说的琐事，而是知识精英切磋学问的辅助性途径。唐宋诗有抒情与知识的分野，诗话正是宋诗学问化倾向的学理性呈现，并为其调适自身发展方向提供理论支撑，由是成为知识精英寻求诗学共识的平台。

正因如此，“闲谈”导向的议题设置主要着眼于两种身份的建构：有别于非学问性闲谈的精英身份与探寻宋诗独特道路的诗人身份。

这是《六一诗话》《温公续诗话》《中山诗话》等诗话的显著标志，常用方法是前置议题的优先排序，因为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心目中分量最重的内容自会被置于前列。

这是排座次的文化传统使然，从受众的角度来说，阅读经史会细究字句，对诗话则几乎是兴之所至，文本属性与接受方式的差异会隐性引导作者在编排内容时区分轻重缓急。

《六一诗话》是诗话的定调之作，虽成书于欧阳修晚年“退居汝阴”时期，但作者身份仍是朝廷重臣与文坛领袖，日常视野及于帝王与庙堂尽在情理之中。

全书首叙宋太祖功业之盛，切入点不是史笔，而是李昉《永昌陵挽歌辞》，这既符合追述宋朝辉煌起点的政治正确，又采用诗歌勘误的叙述视角，在某种程度上中和了政治性与文学性的矛盾。

毕竟诗话并非以道德教化为首务，而是以观念传播为中心。推而广之，第二条实为第一条所附，李昉诗风效法白居易，故而论及时人学白诗而致浅陋之病。

第三条将视线下移至两京官员的工作常态，第四、五条才叙及全书的灵魂人物梅尧臣及其作品，通过这位诗友数次出场，欧阳修阐述了全书的理论精髓。

若按诗学次第，当以梅尧臣居首，而现有序列切合作者的身份定位，因为“学而优则仕”是士大夫的通行观念，欧阳修的自我认知亦是官员身份先于文人身份。

至于李白、杜甫、韩愈等前代经典诗人，虽有论及，但非理论重心所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闲谈”导向的议题设置在诗话史上呈缓慢淡化的趋势，但仍长期作为底色而存在。

例如《冷斋夜话》在党争中站位元祐派，而惠洪是兼跨儒释的诗僧，这种二元身份使得全书也被均匀地分为两部分：前五卷以士人的诗歌故事为主，后五卷以僧人的诗歌行迹为主。

惠洪在宏观层面运用“闲谈”与身份建构的模式结构全书，把有文学属性的僧人纳入知识精英的范围，并使之成为造就全书独特性的主体元素。

又如《优古堂诗话》重在论述诗法，而开篇四条仍有故事痕迹，所举分别为丁谓、赵令畤夫人、白居易、王钦臣四人的作品，白居易是前代经典诗人，赵令畤是宗室文人，丁谓位极人臣，王钦臣是知名学者。

吴幵的政治品性固然不佳，但同样秉持知识精英的视角，并将其作为全书的主流笔调。这种承袭既是共同身份意识的自然流露，也是文体固有内涵的持续显现。

党争导向的议题设置意在话语博弈

诗歌与政治向来是强关联，故而党争对诗话的渗透在所难免，只是依托于诗歌的外衣，表述得相对含蓄而已。

不过，司马光与刘攽虽在元祐党籍，但因所作属较早，故能严格遵守欧阳修的设定，有政治视域而无党争痕迹。

后来诗话则渐次被党争浸染，因为宋诗已自立门户，诗话不可能对王安石、苏轼与黄庭坚等极具传播力的当世名家完全视而不见，这便注定难以置身于党争之外，只是牵涉程度有所差别而已。

无论是熙宁派还是元祐派，党争导向的议题设置可视作政治博弈在诗学领域的延续，常用方法则是前置议题的优先排序与诗学偶像的竞争性阐释相结合，后者是指策略性选择于己有利的材料并作发散式提升。

因为经典诗人堪称承载诗学理想的最佳载体，也是理论建构的恒定支点，所以常被作为阐发新见乃至结构全篇的支柱。

当然，竞争性阐释并非全是正向，有时通过或隐或显地贬斥诗学偶像，也能获得同样的预期效果。这类诗话在本朝帝王叙事与建构诗学偶像两方面争夺话语主导权的角力最为激烈。

熙宁派选择支持新党的帝王作为开篇，元祐派则反其道而行之，《冷斋夜话》卷一《宋神宗诏禁中不得牧豭豘因悟太祖远略》用禁苑养猪这件小事暗喻宋神宗变更祖宗之法实误。

《后山诗话》的策略是重申祖宗成就以示反对变法之意，虽然首条仍是宋太祖慑服南唐的诗歌故事，但陈师道沉沦下僚，所述又年代久远，故而并非折射作者的身份意识，而是意在说明祖宗功业极盛，无人能及。

况且第二、三、四条围绕诗学偶像杜甫与黄庭坚展开，第五条再回叙宋太祖收复后蜀的诗歌故事，反复呼应旨在强调祖宗文治武功无人能及，故而无可改易。

元祐派惯用隐喻手法，叙述口吻也较温和，这不是调和立场，而是历经党禁的生存策略及惯性延续。同样地，陈师道属江西诗派，宗黄庭坚，评述王安石虽非《后山诗话》的中心议题，但较有学理依据，并无明显的意气之笔。

元祐派的《冷斋夜话》持论相反而境遇类似，全书多处并举王安石、苏轼与黄庭坚作为典范宋诗的例证，但惠洪的隐秘偶像是与之交游的黄庭坚。

只是《冷斋夜话》成书于党禁时期，苏轼与黄庭坚属于政治不正确的禁区，故而惠洪以神怪故事起笔，用貌似荒诞的笔调曲折地传达了宗黄之意。

又由黄庭坚推及苏轼，除了第三条是自我夸耀以外，第二条叙述苏门交游及学风，意在表明黄庭坚等人师承渊源的正统性，第四条给苏轼怨怼宋神宗的坊间流言正名，重申苏轼的政治品格。

第五条以苏轼诗作为用典范例，这些全面展示了元祐派在政治、学风、诗风诸方面的独特面貌。惠洪用只增不减的议题设置方法应对理想与现实相冲突的话语难题，算是党争博弈中有可行性的折中之道吧。

诗论导向的议题设置意在烘托新见

党争的介入使得诗话沦为政治工具，这与自由体式的内在诉求相抵触，再加上政治禁区极大地压缩了“闲谈”的存在空间，回头路也变得极为狭窄。

为了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政治立场超然的诗话逐渐转向纯粹诗论，向《诗品》这样的传统诗学形态回归，这是诗话的突出特征。有些诗话主要依托于用理论统摄作品。

例如《珊瑚钩诗话》首叙文学简史以确立诗文典范，第二条辨正杜甫与杜牧用典之误以强调诗法，第三、四条录苏轼地理与历史之论，兼及王安国对变法的态度，申明宗苏贬王的立场。

这些大体展示出全书的基本架构：以诗论带诗评，以考证佐评论，以故事为补充。诸如对杜诗的细读与总结，多有深论。

《唐子西文录》本是强行父对唐庚论诗文之语的重新整理，故有排序的潜在意识，开篇大致按时间顺序，自汉乐府论至诗学偶像杜甫与苏轼，并以两人为支点架构全书。

诸如所言苏轼主张诗律从严，有补于他家之说。又如《韵语阳秋》自序：“凡诗人句义当否，若论人物行事，高下是非，辄私断臆处而归之正。若背理伤道者，皆为说以示劝戒。”

全书二十卷，体量庞大而排列有序，源于葛立方以“归正”之道一以贯之，开篇即论推陈出新、平淡、感物，提倡创变而不为奇、平淡出于组丽、诗心著于物境等诗学主张，均有现实针对性，并且及于诗学偶像陶渊明与杜甫。

至若《白石道人诗说》通篇均是论断，短小精悍而为姜夔有得之论。严羽《沧浪诗话》尤以系统性见长，近于纯粹理论专著，“以禅喻诗”更是闻名遐迩。

结语

按照闲谈、党争与诗论的属性划分宋代诗话，是基于观念演变历程的总体趋势，而非诗话出场的绝对次序。由于三种导向不是完全替代而是主次相递，有时甚至呈现犬牙交错的状态。

故而有些诗话虽是后出，仍可能秉持前期理念，议题设置的方法也不是更迭而是累积，这使得潜在话语越来越有复调意味。

通过对主导基调的细致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宋代诗话在漫谈的外表之下有自洽的逻辑与机理，并非对中国诗学的游离或解构，反而是丰富与拓展，故应被视为诗学阐释的主力而不是补充材料的附庸。

参考文献

《临汉隐居诗话校注》

《能改斋漫录》

《独醒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