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发表后，使陶铸女儿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1978年末，《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发表后，使陶斯亮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人们不仅知道她是已故国家领导人陶铸的独生女儿，而且被文中所抒发的浓得化不开的父女深情 感动得热泪滂沱，特别是人们从中看到了沉冤十载的陶铸即将平反，全国性的拨乱反正亦将拉开帷幕。

每当谈起《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的写作经过，陶斯亮仿佛一下又回到了那苦难的年月，面色阴沉，语调悲伤，连打手势也缓慢而低沉。

1969年9月，陶斯亮从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原本分配在解放军总后系统，但由于爸爸陶铸被打倒，她被勒令到吉林白城子工作。

当时，陶斯亮怕脆弱的自己在与爸爸告别时哭鼻子，引得本已痛苦的爸爸再受离别之情的熬煎，就不告而辞，悄悄离家去了。那时，她相信以后会与爸爸见面的，爸爸的冤案也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于天下。

可她却万万没有想到从此就再也见不到爸爸了。在以后的几年中，这种追悔莫及的遗憾时时煎熬着她。她听妈妈说，爸爸知道她不告而别时，感伤地问：“难道亮亮连与爸爸告别的时间也没有了吗？”

后来，陶斯亮又听有关人员讲她爸爸临终时拉着医生的手叫着：“亮亮、亮亮……”这些凄凉的场景和爸爸哀伤的声音，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使她在内心暗暗憋着一口气，要为爸爸平反昭雪而奋斗！她甚至想到若自己不能使爸爸昭雪，就让儿子继承自己的遗志。

陶铸含冤死去一周年时，陶斯亮那时在甘肃一个农场，她看着爸爸的照片，在油灯下偷偷写下了悼词，把自己满腹的话儿说给爸爸听。随后，她又拿给表弟看，表弟流着泪说： “亮姐，你从来没写过这样好的文章。”她让妈妈曾志看，曾志泪如雨下。但这位从井冈山时期就跟随毛泽东闹革命的老人，深知当时处境的险恶，她忍着眼泪逼陶斯亮烧掉了。

时至今日陶斯亮还在感叹：“我恐怕再也写不出那样好的文章了，真可惜。”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陶斯亮回到北京。她看到爸爸的平反已有可能，便自己单枪匹马调查核实爸爸的冤案，她要用铁的事实掀翻“四人帮”加在爸爸头上的不白之冤。

历时一年多的调查访问，陶斯亮收集摘抄了几万字的材料，她又分别抄写送给有关部门，为抄材料她手指都磨起了茧。但当时由于一些特殊原因的束缚，平反一事迟迟未有结果。在邓小平同志复出前夕，陶斯亮在妈妈带领下又找到了邓小平，递上为爸爸申冤的材料。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陈云、王任重、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都纷纷提出应为陶铸平反。这一信息传到陶斯亮耳里后，她异常兴奋，夜不成寐，她想到要为父亲公开写点啥。这一想法得到女诗人柯岩的鼓励，于是她端详着父亲的照片，含泪写下了《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她本拟送《诗刊》发表，但柯岩在帮她润色后，提议送《人民日报》发表，因为这样影响大，有助于陶铸的平反。

随后，柯岩带陶斯亮找到《人民日报》副刊部主任缪俊杰，并亲自朗诵给缪俊杰听。当过多年演员的柯岩声情并茂地朗诵完《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后，缪俊杰已是泪流满面，他当即表示：我们发！

1978年12月10日、11日，《人民日报》分两次刊登了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全国上下争相传阅。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原文播诵，引得更多的人纷纷给陶斯亮打电话、写信或登门造访。就连与陶斯亮朝夕相处的空军总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抹着眼泪向陶斯亮祝贺。

每当谈到此事时，陶斯亮都能从沉重的气氛中暂时解脱出来，浅笑着说：“2000余封来信和无数的电话，使我感到欣慰，但我是个内科医生，我有我的病人，我没时间对热心的读者和听众一一表示谢意，便在《人民日报》发了一封公开感谢信。”

有趣的是，《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发表后，安徽省委便着手寻找陶铸的骨灰， 但长时间未果，最后还是从亲人署名查起，查到了“斯亮”这个去掉姓的名字，又找到档案核实，才 知道署名“黄河”的这个死者，便是大名鼎鼎的陶铸。当陶斯亮去接爸爸的骨灰时，骨灰盒已在封存中近于朽烂。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陶铸的冤案终于平反。开平反会那天，妈妈哭得特别伤心，陶斯亮却感到特别欣慰：总算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为什么会产生那样强烈的轰动？陶斯亮有自己独特的反思。她说，现在回头单看作品，似乎难以相信曾经那样轰动。但当时十年“运动”使许多人或妻离子散，或亲情无存，甚至亲朋之间几成仇人，所以人们处于极度的感情饥渴中，渴望得到人情的温暖。这样的大背景下，《信》的发表无疑触动了众多人的心弦，使他们产生共鸣。许多人流泪，并非全是同情我们父女，而是产生的巨大共鸣使他们也在哭自己的身世遭际。

谈起写作生活，陶斯亮坦诚地说，她一直从事医务工作，根本没有当作家的愿望，即使目前也不认为自己是个作家。所以她的写作，纯属业余爱好，完全是心里有感触，不得不发泄，才提笔成文。

后来，陶斯亮又在《中华儿女》杂志上发表了散文《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同样引发了巨大的轰动，但她却说这一篇真是心血来潮之作，翻照片忽有灵感，便信笔写来，因都是亲身所经历的事，无须多费心思。

但对于陶斯亮的自谦之语，当时有很多文学大师提出了不同的，且更为专业的看法：与《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相比，这篇散文文笔成熟老道，看似不经心地叙说青少年的往事，其实内含着深深的沧桑之叹，是一篇外弛而内张的白描作品，其自身的价值和影响比起《信》有过之而无不及。

闻听此言，陶斯亮会心地笑着说，我正是通过这篇文章来说明：毛泽东主席等人的女儿命运尚且如此，那十亿中国人民在“运动”中命运便可想而知了。她这篇散文发表后，除《新华文摘》转载外，海外不少华文报刊也相继转载。

1987年，陶斯亮弃医从政，先是在中央统战部知识分子工作局工作，并任了一阵副局长；1991年8月调到国家建设部任全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在经历了两次婚变后，她一直与孩子、母亲一起生活。

陶斯亮的母亲曾志，历经坎坷八十余载，为党和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于1998年6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而如今，于1941年出生的陶斯亮，已经是83岁的高龄了，但仍旧为中国的医学事业，以及国家的建设事业奋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