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极端的言论往往更受欢迎：纪念卡尼曼教授

对心理学界来说，2024年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季节。半个月前刚获悉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教授离世；今天早上，又惊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教授已于3月27日去世，享年90岁。

卡尼曼教授是一位以色列裔的美国心理学家和畅销书作家，他因研究 "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并颠覆了经济学以及从体育到公共卫生等多个领域以往所固守的观点而闻名；也因他将心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而进行实证研究，促进了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而享誉全球。

正因为卡尼曼教授的研究证明了人们在做决策时妄下结论、并不理性的一面，他因此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将心理学研究的见解融入经济科学，特别是关于人类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判断和决策"。

确实，自亚当·斯密时代以来，"经济人"被认为是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考量而存在。但卡尼曼教授的研究却发现，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便捷路径，可是这些捷径往往会导致人们违背自身的最佳利益而做出错误的决策。比如，他研究了人们在不确定情境下的决策过程，发现人类决策行为中存在的种种偏差和心理规律，如经验法则、认知偏差、损失厌恶等能够加快判断的过程。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通过实验证明了各种认知偏差。例如，他们的实验表明，很多人宁愿花 20 分钟时间去琢磨要不要为买一个 15 美元的计算器去节省 5 美元，而不愿意花同样的时间去琢磨是不是要为买一个 125 美元的计算器去节省 5 美元。

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另一个实验中，学生们被告知一个虚构的人：琳达，31 岁，她在大学时是一名活动家，“非常关注歧视和社会正义问题，还参加了反核示威”。然后，学生们被问到：琳达是一名银行出纳员，还是琳达是一名银行出纳员并积极参与女权运动，哪种可能性更大。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银行出纳员和活跃的女权主义者，这实际上是可能性较小的选择，因为两个条件的概率总是小于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概率。这个实验证明人们经常受鲜明的影响而不去关心背后的逻辑。

卡尼曼教授不仅仅是在行为实验室作研究，也希望这些心理学的发现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比如说，他发现人们在做决策时总带有数不清的偏见，但几乎所有的偏见都是宁愿对抗而不愿妥协。正如为什么强硬的观点往往在互联网上更受欢迎？为什么在国际局势或冲突紧张的情况下，国家政策决策者通常会倾向于相信鹰派的观点？这是因为人类在判断形势或评估风险时的一些可预测的错误或乐观偏见，导致人们做出高估自己判断的反应。

比如，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很容易夸耀自己的力量，80%的人相信我们的开车技术比一般人要高；冲突双方往往倾向于把自己的行为看作是别人挑衅的反应，尤其是夫妻吵架的时候或者国际冲突发生时。所以，人们更愿意为了潜在的损失避免实实在在的损失，即使面临损失的风险更大。这也就使得在鹰派观点影响下，领导人会夸大敌对国家的邪恶企图，误判敌人的自我评价，在敌意出现后过分乐观，在而谈判过程中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或让步。

也正是受乐观偏见的影响，使得鹰派喜欢军事行动而不是外交手段，因为他们假设胜利很容易很快就会实现。事实上，造成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战争中几乎每个决策者都不仅预测自己会胜利，而且是个相对迅速和容易实现的胜利（伊拉克战争就是鹰派糟糕预言中的一个例子）。与此同时，这样的偏见也会成为敌对双方谈判时很大的拦路虎。

可以说，卡尼曼教授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对人们思考问题的能力是持怀疑态度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在2011年出版的畅销书《思考，快与慢》中总结道："许多人过于自信，容易过分相信自己的直觉。"

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卡尼曼教授区分了两种思维模式：“系统1”是大脑依靠直觉、直接印象和情绪反应做出的快速行动；“系统2”是指大脑放慢速度，更理性地发挥分析功能，并纠正系统1可能犯的错误。然而，卡尼曼认为，在大部分时间里，大脑都是在 "系统1 "中工作。

话说，我与卡尼曼教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有过时空上的交集。他在获美国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学位后，曾先后前往希伯来大学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并于1986-1994年回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心理学教授；但实际上，自1993年起，他就担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和伍德罗威尔森学院公共事务教授。而我在1997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分给我的办公室，先前就是卡尼曼教授所用的办公室。因此，后来就他遗留在办公室的书籍和手稿有过多次联系。可惜我那时没有先见之明，没有私下收藏一些他的手稿（据说不少基金会都愿意出重金收集他的遗物）。就这一点也可证明，我们都不是理性的经济人。

可惜现在，斯人已逝，故以此文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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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吴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