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花落》背后，被查封的日本人间谍学校

近日，四川省 成都市新都区九年级语文试卷上，出现了一篇阅读理解文章《杜鹃花落》，全文以一个侵华日军为视角，讲述其给儿子报仇去打八路军，反而炸死了自己儿子，该文章引发争议，

全文以日本士兵视角，将儿子称为“从不干预军事”的“帝国大学高材生”，称八路军为“内讧”、“顽固不化”，“抢了我的儿子，还要去城里搞破坏”，扬言要把他们“祭旗”和“全部杀光”。

文中形容日军抱着儿子的尸体喷出鲜血“像杜鹃花消散、凋零”，网友认为，将 日本侵略者的死描写得过于悲壮，有 美化侵华日军的嫌疑。

《杜鹃花落》到底是“反战文学”还是“汉奸文学”，开始尚有争议，但随着进一步的曝光，发现这已是新都区课题组的“修改脱敏版本”， 原作 出自河南汤阴县一所中学的校长 ，原文 用“ 共匪”来形容八路军 。

汤阴县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故乡。目前，涉事人员已停职，成都新都区也已成立调查组全面调查．

日本学校修改教科书美化其侵略史，已成为惯犯，然而，一些中国学校也闹出类似争议，不由让人惊讶，更让人深思和警惕。

坦白说，日本国内的文化、教育界，确实有不少能正视其历史，反思其侵略史的左翼人士。

比如F·藤子·不二雄的《哆啦A梦》，就曾有一句轰动全国的台词：

回到当年的战前，也有藤野先生这样的国际主义者，帮助了身在日本的鲁迅，正如先生所说“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

但当时日本整体的教育氛围，是鼓吹和渴望战争，正如鲁迅离开仙台的原因：在枪毙中国人的片子里，讲堂里人人欢呼，高喊“万岁”。

以《杜鹃花落》而论，且不谈其争议性的“文学修 辞手法”，只谈论文中的事实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学校真的像这位校长说的那样，会培养“从不涉及军事”的无辜青年吗？

恐怕并非如此，在军国主义的氛围下，日本学校人人都要效忠天皇，为所谓的“大东亚圣战”而“献身”，在日本义务兵役制下，中小学生都会成为动员兵，大学生也要成为预备役军官，在连妇女都要接受军事训练的年代，恐怕找不到“远离战争”的无辜高材生青年。

而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有日本背景的学校，更是按照间谍学校培养来培养学生。

比如，70 年多前被国民政府以“间谍罪”驱逐的东亚同文书院， 那是一所打着 教育旗号，实则培养情报人员的间谍学校。

我们知道，间谍都是十分低调的，可这所学校不然，大大方方将间谍学校开在了中国，专门收集各类中国情报。 这种将间谍学校直接开在目标国，而且公开收集情报的行为，堪称明目张胆，无所畏惧。

这才是《杜鹃花开》所描述的年代里，真实的状况。

那么，同文书院究竟是怎样一所日本间谍学校呢？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势骤强，内部正式确立了“经略中国”、“雄飞海外”战略，形成以独占中国为目标的“大陆政策”。

日本与中国有地近、文近、人种相近之利，因此整个调查的强度、规模和系统性十分具有目的性。

19世纪80年代，日本开始对中国作系统调查，以地质矿藏考查为例，便有神保、巨智部、铃木的辽东踏查，西和田的热河踏查，平林、井上、斋藤的南方踏查。

在文物考古领域，几乎是与英国人斯坦因、瑞典人斯文赫定同时代，日本的伊东忠太的云冈石窟调查。

其中最有名的数大谷考查队在新疆考古并窃取壁画文书最为著名，文物史上“大谷文书”由此而来。

1902—1914年，日本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大谷光瑞率队，先后对中国进行了三次“探险”，足迹涉及新疆、甘肃、云南等地，劫掠了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文物，统称为“大谷收集品”。其中，古文书一类称作“大谷文书”，大多出自新疆吐鲁番地区，少数来自新疆库车、和田等地的古代遗址、墓葬，还有一些来自敦煌，这其实就是疯狂盗取中国文物的罪行。

而在其他领域，日本官方、军方还有商界，出于各种政治和经济目的，派出了大量商人、间谍以及浪人等潜入中国各地做了周密勘查。

这些人中又以满铁调查部所作的东北、华北、华东“惯行调查”最专业和系统。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开始整理满铁调查材料，相关材料细致到村落里的水井位置，每个村人口构成等内容。

至今，满铁调查材料依然是世界各国研究中国问题必备的参考资料。

可论日本对中国调查的诸多系统中，踏访历时最长、覆盖面最广的间谍机构，得数“东亚同文会”组建的“东亚同文书院”。

东亚同文书院的源头，必须要提到一个关键人物“兴亚论”者荒尾精。

所谓“兴亚论”，其实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接受了西方文化之后，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大超过了亚洲各国，因此有了称霸亚洲的野心。

1886年，荒尾精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来到汉口开设乐善堂。这其实是日本明治时期“经略中国”的传奇人物岸田吟香创办的上海乐善堂的支店，主营就是杂货、药材和书籍。

但整个乐善堂真正的任务是开始对中国进行地毯式调查，侧重信息较少的中国西北、西南地区。内容是“山川土地形状、人口疏密、风俗良否、民生贫富、被服粮秣等无所不包”。

按照汉口乐善堂《外员探查须知》规定，访查对象包括“君子、豪杰、长者、侠客、富豪”，并将其姓名、住址、年龄、行踪详加记载。

1890年，荒尾精回到上海，与士官学校的同学根津一在上海创设日清贸易研究所，同时从日本国内网罗了150名日本学生。

研究所实际就是培训这些学生学习中国话，学成后派到各地调查中国的商务贸易和社会状况。

整个培训为期四年，前三年在校学习，第四年为实地调查和实习。

不过，由于资金不足，这个学校只开了三年就关闭，学生被分配到其他日本机构，荒尾精也被调到台湾任职。1897年，因染鼠疫去世。

隔年，“东亚同文会”在东京成立，会长为亚洲主义者、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他的儿子就是二战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

从创立初期开始，东亚同文会就得到了日本政界、军届以及商界的大力支持。这些人在近代日本“兴亚论”的倡导下，一致觉得要“因地制宜”，必须在中国开始一家专门的情报收集学校。

1894-95年甲午战争中，清廷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正是这个条约让日本人近卫笃麿得已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达成一项协议。在南京妙相庵设立了南京同文书院，由外务省招收来自日本青年到中国学习。

书院在日本有“梦幻的名门校”之称，因此吸引一批家道清贫、学业优异的青年入学。

所有学生从日本各府县招考，一届每府县两名，学生享受公费待遇，修业三年，教授汉语以及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课程，并研习社会调查方法。

1901年，因受到义和团运动影响，同文书院迁到上海，正式改称东亚同文书院。

其实，刚考入学院的日本学生还是很单纯，他们本身有着很强的求知欲，也有着渴望改变命运的野心。

东亚同文书院招生中，最吸引日本学生的，还是说来中国学习将有“免费旅游”的机会，学院称为“大旅行”。

只是书院的教师几乎都有着深厚情报和军事背景，除了教授中国各类风土人情之外，还鼓励学生学习各地方言，同时教授军事识图、绘图，并配有专门的军事训练。

说白了，东亚同文书院虽说没有直接挂出间谍学校的牌子，也和真正的军事情报学校有一定区别，但根本目的依然是全方位收集中国情报信息。

从1901年到1945年，先后又5000多学生先后参与中国调查，旅行路线700多条，遍布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份，甚至还有派往南洋和西伯利亚“旅游”的。

同文书院的对华旅行调查到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才被遏制，由于国民政府停止签发同文书院的旅行护照，此后师生旅行集中在日本侵占的地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同文书院暂停旅行调查，直到次年才恢复直至战败。1939年，东亚同文书院由三年制专科学校升格为四年制大学，更名“东亚同文书院大学”

所有旅游人物都是由专门老师带队，几人为一组，手持日本自己印制的最新中国地图，选择陆路或者水路，沿途就开始相关地区的经济、地理、文化、民情等情报收集。

由于国民政府的警惕以及各地民风彪悍，这种旅行也具有一定风险，很多学生被抓住后，直接当间谍就地枪毙。

旅行回来后，学生都会交上十分详细的考察记录，其中还有大量照片、绘图以及图表资料，极为细致。

东亚同文书院在华旅行最长的一次，是1905年的第二期由老师林出贤次郎在中国西北考察，时间长达274天，几乎游遍整个新疆。

所有考察资料最终都会由学院提交给日方情报部门，这些内容与满铁等机构的情报汇总后，最终都会交给日本军方，使得日军在军事侵略和情报战中屡屡得手。

旅行调查的内容无所不包，仅第5期~42期学生留下的旅行志就达32部、数十亿字的调查报告书，其深度和广度超过了旧中国历届政府对中国的任何一次调查。

值得一提的是，东亚同文书院中也存在着反战的师生。

1929年，日本青年中西功乘船来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习，教授他中国文化的是一位中国教授，名叫王学文。

王学文能进这所日本学校是因为他早年留学东京帝国大学，可他的老师是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学家和尚照。

王学文在日本期间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后来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因此，中西功入校后参加了由王学文执导的中国问题研究会，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加上王学文的启蒙，中西功萌生出了国际主义思想，最终走向了反战路线，成为一名国际共产主义情报人员。

不过，中西功这样的进步学生还是少数。

在日本军国主义熏陶下，学院里的学生最终还是沦为了日本侵华的主要帮凶。

不可否认，东亚同文书院历时长达45年，培养了大批精通中国文化，也对中国颇有感情的研究者。

但是在日本侵华时期，文化交流绝非创办书院的根本目的。再加上该书院的资金几乎都是由外务省机密费资助，学生学成之后也自然成为日本的侵华战争和对华殖民的直接参与者。

因此，从“七七事变”之后，东亚同文书院便撕扯下了学术机构的面纱，以“学徒出征、翻译从军”为名，协助日军作战。

仅1938年，东亚同文书院招募的2684名毕业生中，有1487人留中国，其中415人直接在日本侵华机关和伪满及蒙疆政府内效力。

其余的学生则被有意分配到日本满铁，以及在华企业、厂矿等机构工作，直接和间接继续为日本侵华服务。

正因如此，1945年8月，在国民政府勒令下，东亚同文书院彻底解散，所有师生全部被遣返回国。

时任东亚同文书院校长本间喜一带着部分教师回到日本爱知县后，创办了爱知大学。

随后，大批的书院资料也全部转移到了这里。

不久，爱知学校还汇集了来自朝鲜汉城的京城帝国大学，和台北帝国大学返日的部分师生及资料，现在已是日本对华研究资料最全的研究中心。

时过境迁，无论日本如何狡辩，东亚同文书院始终是日本侵华时期情报战的“急先锋”，这些师生提供的大量所谓“旅行记录”，都为日军侵华提供了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情报。

但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阴影从未散去。

日本战败后，于1954年（昭和29年）曾颁布法律，强调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育要确保政治中立性。

这似乎是在反思战争期间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教育，但随着日本政府刻意在教科书里回避战争，更是有意遮掩战争期间的罪行，实质就是彻底否认自己曾经的战争罪行。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日本青少年已经完全不知道当年的日军是如何残暴，又是如何奴役殖民地国民的历史。

长期以来，日本政治教育完全就是对日本民众进行政治上的脱敏引导，没有了反思和揭露，日本国民已经很难明辨是非。

这样的情况下，极其容易被各种日本右翼媒体带节奏，而这又与百年前的日本鼓吹“泛亚主义”何其相似。

日本青年实际对自己国家曾犯下的战争罪行已完全忘记，甚至有日本网友叫嚣道：

“中国经济发展成果这么显著，都能跟美国对着干了。也就别一直纠结日本当年的行为了吧。别浪费时间，做些正事去呗”

这或许只是个别日本年轻人的想法，但也代表了很多日本人的真实内心想法。

这么多年来，对于日益强大的中国，日本人一直情感十分复杂。

对于日本人而言，那个曾经的落后者现在已经赶了上来，甚至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日本现有的水平，这让一向自傲的日本人深感不安。

在今天，在中国长期居留和生活的日本人至少在100万以上。而且，这么多日本人，自然也需要提供学校教育。

目前在国内，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杭州、苏州、大连、青岛等一二线城市就有35所日本学校，在校日籍学生多达十几万。

日本孩子要上学，国内开设 几家日文学校，也很正常。

可不正常的是，几乎所有日本在华学校都格外神秘，不仅学校安保严密，上课窗帘紧闭，任何时候不准中国人靠近，校内连保洁安保都只要日本人，这未免超出了正常的办学需要。

比如，创办于1996年的上海日本人学校，是日本在海外最大的日本人学校，同时也是全世界唯一建设有“高中部”的日本人学校。 这里一样戒备森严，根本不招收日籍以外的学生入学，更不接受任何入校采访。

不难想象，上海乃至全国众多日本学校采用的教科书，必定也不会去揭露罪行，反思过去。

而今天，某些风气，甚至开始在中国的学校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