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会很搞笑：文强沈醉当天津站站长，结局能不能比吴敬中还好？

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吴敬中原名叫吴景中，在当保密局天津站站长之前，还当过军统临澧特训班一大队二中队政治指导员、中苏情报所总务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军统东北区区长。

我们细看吴敬中履历，就会发现他跟沈醉和文强都做过同事：吴敬中在临澧特训班当二中队指导员兼情报、电讯教官的时候，沈醉是特训班总务处事务股股长兼行动术教官；吴敬中在军统东北区当区长的时候，文强是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

文强在东北当督察处长的时候就已经晋升中将，要不是李维恭提了一句“武强”，肯定有人会认为他的历史原型就是文强。

文强当然不是李维恭的历史原型，虽然两人都是中将特务，但是能力和人品却有天壤之别：文强被特赦后，小蒋已经给他存下了一百万美元的“薪金”，文强却一美分都不要，因为他认为拿了那笔钱，自己往后说话就不硬气了。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坦言：“我不能拿这个钱，我也没这个钱。（拿了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李维恭是见钱就拿唯恐其少，文强是不义之财分文不取，这就是两人本质的区别，在这方面，吴敬中比沈醉做得更精明：吴敬中只从汉奸身上捞油水，敲骨吸髓也不令人反感，而且也不犯军统“家规”；沈醉替郑介民（军统最后一任局长、保密局首任局长）跑腿倒卖汽油，还借机也赚了五百两黄金。

郑介民从上海往重庆倒卖汽油，每桶能赚一两黄金，老郑批的条子是一千桶，沈醉悄悄加上五百桶，多赚的钱都揣进了自己的腰包，这就是太岁头上动土了——黑锅老郑背，出事老郑扛，沈醉闷头发大财，还以为郑介民不知道呢。

郑介民并不像电视剧演的或沈醉回忆录写的那样颟顸，在抗战期间，他跟戴笠都曾战斗在谍战前线，很多刺杀日伪重量级目标的行动，都是郑介民亲自指挥的，“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澍在《英雄无名》中，多次提到郑介民秘密策划、指挥锄奸行动，执行者就是陈恭澍、王天木等人，那时候沈醉还是个小后生，只负责传递情报，后来才当上了情报组上尉组长，跟那些上校和少将不是一个档次。

文强在上海潜伏抗战期间就已经是少将了，如果要拍《风筝前传》，郑耀先是可以从文强的惊险经历中取材的，甚至以文强为历史原型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吴敬中与沈醉、文强都做过同事，沈醉和文强后来在战犯管理所又成了同学，并分别于1960年和1975年特赦，特赦后的文强和沈醉都成了文史专员，文强是文史专员办公室学习组长（文职专员的实际负责人），沈醉是副组长，两人又成了搭档。

沈醉著作等身，文强担任了很多重要职务，而且在近代史，尤其是谍报史上的名气都很大，而吴敬中则似乎彻底消失了：他1948年乘飞机离开天津刚到南京，就被毛人凤下令逮捕，虽经蒋建丰说情作保释放（小蒋与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同班），但却未能官复原职，而是脱下军装去香港当了寓公——看起来玉座金佛和斯蒂庞克并非完全虚构，吴站长手头还是比较宽裕的。

我们细看史料就会发现，吴敬中从东北区区长调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的时候，文强也离开东北、甚至彻底离开特务系统，到湖南当了“长沙绥署”办公室主任，然后再淮海战役中，以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的身份被俘虏了。

文强1949年1月被解放军俘虏，沈醉1949年12被卢汉逮捕，在这两人被捕之前，吴敬中已经被毛人凤抓了起来，吴敬中获释那一年，正式文强和沈醉开始新生活的时间——如果吴敬中不跑，我们在《特赦1959》中就会看到，跟杜建时、沈醉一起劝陈长捷吃饭的，还有一个少将站长吴敬中。

吴敬中对时局预判十分准确，再加上上有靠山，知道郑介民不会动他（郑跟吴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毛人凤奈何不得他，就在天津被包围前扬长而去，而文强在淮海被包围后根本就无路可逃，沈醉被毛人凤严令不许离开昆明，还给了他一个“中将游击总司令”的虚衔，就是想彻底除掉这个潜在的对手了——沈醉曾经想过搬倒毛人凤并取而代之。

吴敬中与文强、沈醉的不同经历和结局，让我们想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如果1948年的保密局天津站站长不是吴敬中而是文强或沈醉，他们的结局又将如何？

首先我们来看沈醉：这是一个聪明人，其聪明程度不如王耀武，但是在关键时刻，还是知道怎么保全自己的。

沈醉在《我的特务生涯·被迫起义》中回忆：“越想我越觉得自己只有真起义真投降才是一条生路，我准备亲自号召云南省三百多公开、秘密单位的特务以及他们统率的特务武装部队，放下武器，交出电台和一切文件、器材，随我一同起义，并把我在上海藏匿的一些枪支、电台的地址供出来。我还想到当天中午才到昆明的四个老朋友徐远举、郭旭、成希超、周养浩，想把他们也交出来。因为卢汉控制了机场，他们已无法逃台，而且他们对昆明的情况根本不熟悉，若乱跑出去，弄不好就会被保安团抓住打死，还不如与我们一道参加起义。在我说出徐远举等人的住处后，卢汉派去的人便立即行动。”

沈醉的四个“老朋友”都是少将级特务，他们被沈醉留下并交出，不但不领情，反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沈醉恨入骨髓，周养浩还差点偷袭取了沈醉的性命，所以沈醉也很苦恼：“他们（起义将领）很称赞我这一做法，并劝我拿出全部‘本钱’来。我就把徐远举（徐鹏飞）、周养浩（沈养斋）、郭旭、成希超交了出来，把云南站大小二十多部电台和外省迁往云南的十多部电台、武器和所有重要特务、潜伏电台等以及潜伏组织一起交出。当时，在监狱中我唯一的苦闷就是和徐远举、成希超、周养浩等人关在一起，他们老是骂我‘卖友求荣’。其实，我何尝愿意‘卖友求荣’呢？实在是因为他们都是重庆大屠杀、大破坏的直接参与者和主持者，我既参加了起义，再把他们放走，就不好交代了。”

沈醉在云南“参加”了起义，如果他当保密局天津站站长，肯定是不敢像吴敬中那样不顾一切离开的：沈醉的靠山只有一个死掉的戴笠，被毛人凤抓住临阵脱逃的把柄，肯定要吃花生米，小蒋根本就不会搭理，郑介民也只会幸灾乐祸——沈醉曾与毛人凤联手坑过郑介民，具体手法跟《与狼共舞》中陈少杰坑周方淮是一模一样的。

沈醉在天津跑不掉又不肯死，那就只能像在昆明那样，交出他能交出的所有东西，然后跟吴敬中的继任者李俊才（可能是李涯的历史原型，天津解放后主动带着四个潜伏小组的特务投诚了）一样在战犯管理所学习一段时间了。

如果陈长捷肯主动起义而沈醉也在天津，情况可能就会好很多，起码不用两人都进战犯管理所——沈醉是必须进的，陈长捷则未必。

沈醉很会审时度势，文强却比较倔强，他在淮海被俘后，仍然坚持不肯认错，所以即使文强在天津当站长，也未必会赞同陈长捷起义。

很多读者都十分熟悉文强的履历，也知道文强的性格，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就是文强，但历史上的文强，比电视剧中的刘安国还倔强。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我想，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过了几天，又让我写悔过书。我想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孙，就是不写！这样，我二十六年半之后才特赦出来。”

文强是倔强而不是不辨是非，他早就知道自己走错了路，只是赌气不肯认错而已。1975年文强特赦后，在10月1日受邀参加国庆宴会并当场赋诗一首，就很能说明他的真实心情了：“辉煌璀璨夜灯红，国宴欢情八亿同。祝酒我心知感戴，交觥杯影入秋容。普天荣庆隆青史，万里澄明净碧空。爱国一家赢一醉，挽弓同扫害人虫。”

文强和王耀武一样，在抗战期间都有很大功劳，王耀武在正面战场，文强在情报战线，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沈醉替吴敬中当保密局天津站站长，肯定会像吴敬中那样赚得盆满钵满，文强当站长，可能就看不上那点小钱了。文强、沈醉、吴敬中，这三个性格迥异的“老同事”，两人殊途同归，一人下落不明，这就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遐想：如果1948年是文强和沈醉在天津当站长，谁会果断出走，谁会主动起义？

在笔者看来，沈醉这位识时务的俊杰，肯定不会顽抗到底，吴敬中如果跑不掉的话，也肯定会跟沈醉做出同样的选择，唯一不确定的就是文强：在您看来，如果文强没有去淮海前线，而是在云南或天津当站长，他会做出怎样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