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观念的转变，促进明器制度繁荣，促使明器车产生

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智”是指明器车是实用车符号化、模型化后所得，无实用车之用。一是制作材料方面。陶质和铜质的明器车所占比重很大，体现出徒有其表而无法使用的特征。

例如山东3座陪葬坑临淄山王村兵马俑坑、济南危山兵马俑坑和青州香山陪葬坑出土的18辆明器车均为陶质，无影山汉墓、金雀山汉墓和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明器车或明器车部分构件也为陶质。

二是形制方面。明器车尺寸普遍较小，结构简略，导致车辆或无法转动，或难以载重，正如《周礼正义·天官冢宰》中所载：“大丧，廞裘，饰皮车。”

明器车也是如此。首先，“小”的特征非常明了。相较于实用车，明器车的尺寸普遍较小。其次，“沽”的特征体现在明器车的结构方面。

在儒家仁智思想的建构下，实用车映射为明器车时发生变异，车辆结构被弱化，从而形成明器车区别于实用车“沽”的技术特征。

弱化程度较低的明器车车辆结构完整，车马器有所减略，这种情况在明器车上非常常见。实用车通常配备的成套车马器较多，车马器运用一方面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有礼制要求。

而明器车无须考虑实用的功能，只斟酌明器车配备的车马器是否符合礼制等级和墓主人的社会地位。有的明器车配备的车马器数量和种类不齐全，或者车马器制作工艺较粗糙。

汉阳陵南区K17陪葬坑的两辆明器车所配备的车器与陵园内外陪葬坑明器车车马器差别很大。这两驾车的车马器较为简单，仅发现有铜质车軎和车辖，未见其他车马器，可见同一墓葬中不同区域出土的明器车马器情况也不尽相同。

柿园汉墓的明器车也有类似的情况，较于该墓的明器立车与安车，战车模型的车器种类相对较少，例如不见车轙等构件，且皆不鎏金。

磨咀子汉墓出土的彩绘轺车模型的车器有铜质车輢饰、车軎、伞箍和盖弓帽，并不齐全。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的木质明器轺车几乎没有配备车器，仅在伞弓弓端发现盖弓帽，且为木质，表明该车车马器的弱化程度较高。

另有一部分明器车，虽然车马器数量种类较少，但工艺精良。大云山汉墓外回廊的部分明器车的伞柄和盖弓帽为银质并镶嵌大量宝石，制作精美，双包山号汉墓的木质明器车配备的车軎、伞箍也为银质。

伍家岭401号汉墓的车马器非常单一，仅出土了4个铜质明器盖弓帽，虽然盖弓帽未鎏金，但制作工艺并不粗糙，甚至有的盖弓帽工艺还很精致。

在映射过程中，明器车车马器的弱化情况较为复杂。当然也有可能是明器车车马器的增益减损对应的是实用车车马器的真实情况，这与实用车的实际使用情况有关。

还有相当一部分明器车未配备车马器，例如双墩汉墓出土的明器车。普通官吏百姓之墓出土的明器车多数没有车马器，例如萧家草场汉墓、云梦大坟头汉墓、荆州汉墓群出土的轺车、牛车模型。

危山汉墓、无影山汉墓和金雀山周氏墓群出土的陶质明器车也未配备车马器，这与车辆的制作材料有关。

弱化程度较高的明器车，车辆的组合性构件在映射后只取其外形而无法拆分。这种弱化多发生在车辆的传动系统，因为传动系统是“引重致远”的关键性结构，也是车辆最复杂、工艺要求最高的结构，主要由毂、辐、牙、轴、軎等部件组合而成。

有的明器车在映射后简化了复杂的转动结构，只模仿实用车的外形，而不求其功能。例如江陵凤凰山的167号和168号汉墓的明器轺车的軎毂连为一体，萧家草场汉墓的轺车模型軎、毂甚至与轴连为一体，明显是受到“智”观念影响的建构。

有的明器车弱化程度更高，导致大部分构件消失，仅余标志性构件表示整体车辆。例如萧家草场26号汉墓的明器轺车由驭手、马和车组成，车模型结构较简单，大致包括轮、舆和伞三部分，曳引系统的辕、衡等大构件和轭、辐、毂等较小构件都缺失。

金雀山周氏墓群的14号墓出土明器陶马车由驭手、马和一对车轮组成，显然属于车体结构的部件仅有一对车轮，双包山1号汉墓仅出土一木质髹黑漆车轮和一木质髹黑漆车毂表示整体明器车，可见这些明器车结构弱化程度之高。

儒家文化的仁智观念是明器车的关键建构因素，为明器车规定了固定不变、不容违反的规则：只具实用车之貌，而无实用车之用。这个规则是明器车存在的根基，也是其发展所呈现出的一种固定不变的稳定化倾向。

但在符合规则的基础之上，同一时期的明器车的制作材料、结构、纹样、埋葬位置等方面存在较大个体差异，车辆尺寸并不是按照实用车比例严格缩小的，形制结构较于实用车有不同程度的删减节略，体现出一定的创造性和个别性。

由此来看，明器车不仅仅是实用车的一种映射，而是在效仿实用车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发展和再创造性。因此，将明器车简单地定义为模仿古代生活中所用的各类型车的形象而制作成的模型并不准确。

突破其物质性，明器车在墓葬中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化象征。与此相似的还有其他各类明器，如生活器具、建筑、家畜动物佣、人佣等，这些明器如同明器车一样，是一种符号化随葬品，已超越对应的真实物品，再创造性非常强。

随葬的作用和意义在于其象征性，而非物质性，因此用“模型”这一概念来定义明器未能准确表达其含义。

孝文化的政治化促进明器车繁荣

自西周以来，孝文化就已成为社会公认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德”并列成为周代伦理基础。此后诸子百家对孝道各有阐释，在东周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孝经》。孝文化自然会影响到用于丧葬的明器车。

汉代政府推行孝文化，以《孝经》“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为核心，将孝的内涵从亲人推广至君主，从家庭扩大到国家，使忠孝合一，成为汉代统治阶级以孝治天下的理论基础。

这一时期中央及地方政府实行褒奖孝行的各项政治举措，如文帝时多次对“孝悌力田者”予以物质奖励，并“置三老、孝悌、力田党员”，武帝更是以孝廉来任命官员。

孝文化在汉代的政治化使得孝道观念深入人心，对丧葬习俗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以至于两汉时期厚葬成风。

明器是人们对逝去亲人表达孝义的途径之一，即使是“送死”之专门器物，也愈发高级化，制作工艺也愈为精湛。汉代明器车的车制种类齐全，立车、安车、战车、轺车、牛车均有发现，制作工艺精湛，形制结构较完整。

尤其是社会上层人士随葬的明器车更显奢华，虽然结构上有不同程度的简略，但多数明器车车马器配备较齐全，工艺精湛，造价昂贵，以象征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和财富。

即使是社会下层人士随葬的明器车与东周、秦代相比也有明显的变化，车辆结构更加完整，尺寸整体偏大，制作工艺有一定的提升。

就尺寸来说，东周、秦代的明器车尺寸明显较小，以车轮直径为例，凤翔八旗屯BM103号秦墓出土的明器陶牛车车轮直径为11cm，任家咀94号秦墓陶车轮径为10cm，高庄10号秦墓陶车轮径为15.1cm。

常德德山26号楚墓木车轮径为15cm，泾渭秦墓陶车轮径为7～10cm，周家台30号秦墓木质明器车轮径为13cm。西汉时期。

同为社会下层的普通官吏和平民陪葬的明器车尺寸明显偏大，山东无影山汉墓陶车轮径约7.3～7.5cm，临沂金雀山汉墓和银雀山汉墓陶车轮径约26cm，荆州萧家草场26号汉墓轺车轮径为14.5cm。

江陵凤凰山8号和9号墓出土的木质明器车轮径为29cm，168号汉墓木牛车轮径为25cm，湖南长沙伍家岭汉墓的轺车尺寸最大，轮径达到51cm。

对比来看，东周、秦代社会下层人士随葬的明器车比西汉同阶层人士随葬的明器车小。从这个层面可以看出汉代明器车的进化，尤其是到了东汉，明器车彻底取代实用车马。

墓葬中不见真车真马，车辆器型风格发展成熟，形制精巧，不再是简单的模仿，再创作程度加深，技术水平可比工艺品。

汉代皇帝还设立专门为皇家陵寝以及王公贵族墓内制造丧葬器物的官府机构——东园：“少府……属官有……东园匠十（二）官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东园主章为木工。”

“少府”是汉时掌山海池泽收入和皇室手工业制造的官署，“东园匠”指东园工匠。因东园制作的器物主要用于陵墓中，故有“秘器”之称：“东园，署名，属少府。工作凶器，故言秘也。”

而且，制作工艺极为精湛：“东园匠、考工令奏东园秘器，表里洞赤，虚文，画日、月、鸟、龟、龙、虎、连璧、偃月，牙桧梓宫如故事。”

西安新安机砖厂的一座西汉早期墓葬中的一陶罐上写有“东园”，应该为皇室赏赐，同墓随葬的载人明器牛车的小型车马器制作也非常精美，车铃上装饰菱形方格乳钉纹，车軎、轮轴形器、门轴饰等部件均鎏金。

结语

社会建构论强调社会因素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从这个路径出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探究了观念文化对明器车的影响。

一是丧葬观念从“生死有别”到“事死如生”的转变促进明器制度繁荣，促使明器车产生，为明器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内核。

二是汉代官方思想儒家文化中“貌而不用”的仁智观念阐明了明器车的性质和特点，规定了固定不变、不容违反的规则。

在此规则之下，明器车出现一定的再创造性，不仅仅是对实用车的简单映射，而是在模仿的基础上逐渐超越实用车，成为墓葬中一种符号化象征。

三是早在西周就已成熟的孝文化在汉代成为国家层面的治国方针，使得汉代厚葬成风，用以表达孝义的明器兴旺发达，明器车随之崛起，孝文化为明器车提供了内在发展动力。

可以发现观念文化对明器车的建构是根基性的，影响非常深远。、

参考文献

1.任相宏，崔大庸.山东长清县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1997（3）:19.

2.李则斌，陈刚，盛之翰,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汉墓[J].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