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纹，不仅仅是青铜器上的符号，还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图腾

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鸟纹造型是青铜器纹饰艺术中的一大分支，虽然各地区之间的鸟纹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是它们都能体现出这一时期的政治、宗教和艺术，具有相当深厚的内涵。

鸟纹不仅仅是青铜器上的符号，还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图腾。1984年在铜陵市铜官区出土的龙耳鸟纹鉴，是东周时期鸟纹作为外部装饰器物的重要代表，对于研究东周时期的政治和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商周时期的鸟纹出发，浅谈鸟纹这一特殊符号的源流及发展，再对铜陵博物馆中的龙耳鸟纹鉴做简单介绍，最后谈到东周时期青铜器上鸟纹与器物的关系，希望能对东周时期的青铜器研究做出微小的贡献。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是我国历史的见证，也是一个民族审美的体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拉开了我国对“青铜时代”研究的序幕。

青铜器发展到商周达到鼎盛，这一时期的器物造型多变，铸造技术精良，极富研究价值。到了春秋末期，这些青铜器展现出全新的风貌，器物所体现的精神也开明了许多，由此可见青铜器对于时代意识形态的显现作用。

而东周时期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大转型时期，社会发生重大变革，通过这一时期青铜器上的鸟纹变化，可以窥探整个社会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变化。

陈公柔先生在《殷周青铜器上鸟纹的断代》一文中对商周青铜器的鸟纹研究做出了许多贡献，但目前学界关于东周时期鸟纹青铜器的研究还不够充足。鸟纹在东周青铜器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值得人们继续探究。

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鸟纹概述

鸟纹是我国古代非常流行的纹饰，不光出现在器物上，在一些书画上也多有体现。《山海经》中所说的“扶桑鸟”载运着天上的十个太阳，有光明和尊贵的寓意，象征着对生活的美好期望。

早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出现了“载阳”的装饰图案，此后诸如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出“鸟”这一吉祥的题材。

巫鸿老师在《东夷艺术中的鸟形象》中对东夷地区的东夷族的鸟信仰作了详细的描述。在青铜器出现之前的时代，出现在象牙与玉器上的鸟纹也是种美好的象征，它们与巫术礼教息息相关。

而在青铜器鼎盛的商周时代，鸟纹自然而然地成了青铜器上的主要纹饰之一。鸟纹的载体和形式多样，不仅可以出现在青铜器上，还可以出现在漆器、帛画上，甚至是瓦当上。

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鸟纹之所以如此尊贵，主要来源于玄鸟。玄鸟被视为商人的祖先，在《诗经·商颂》中就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

与商周民族的繁衍历史息息相关的鸟纹，出现在青铜器上时也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是艺术创作层面，商周青铜器上的鸟纹是通过艺术的形式去反映时代的审美。

这一时期的鸟纹多是以对称的形式出现，给人一种完整和简洁的感觉，更体现出这一时期对秩序的需求和对混乱、失序的恐惧心理。

其次是思想政治层面，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并不只是简单的生活用品或装饰，更多情况下是礼器。传统的兽面纹会给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

鸟纹虽然面积不大，但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联想威慑却不低。这反映出鸟纹在思想上的尊贵，是上层统治阶级的象征，通过器物上的外化来将这种神秘又尊贵的阶级具象，到逐渐内化进人民的心理和社会生活中。

最后是宗教文化层面，商周是巫术盛行的时期，对神明的崇拜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鸟纹象征着太阳又代表着风一般的自由，同时在农业上也发挥着作用。

青铜器上的鸟纹带有一定的巫术元素，是向神明祈福的通道，也是和神明沟通的渠道。

铜陵博物馆馆藏龙耳鸟纹鉴

铜陵博物馆位于铜陵市西湖湿地公园的东岸，该馆总占地60000平方米，馆舍4层，现有藏品5000余件（套）。镇馆之宝不仅有饕餮纹爵，还有龙柄盉、鸟盖兽耳盉，以及精美的水器—龙耳鸟纹鉴。

龙耳鸟纹鉴于1984年在铜陵市铜官区出土，该器物总体高10厘米，上径27.5厘米，底径16.8厘米，最为称奇的是腹部两端有一对对称的龙耳。

而腹部有一圈的鸟纹，下部还有一周的倒三角形鸟纹，因此被称为“龙耳鸟纹鉴”，是东周水器的代表。铜陵博物馆就是以这个龙耳鸟纹鉴为设计来源而建造的。

龙耳鸟纹鉴上的龙耳是器物的部件，而鸟纹是器物表面的装饰，这在东周时期的青铜器上是比较少见的。它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鸟纹与器物的关系多样化。

东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鸟纹与器物的关系

商周时期是青铜器铸造的鼎盛时期，无数个造型多变、纹饰华丽的青铜器出现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中。而鸟纹作为我国古代非常流行的传统纹饰，在东周时期成了青铜器上的主要纹饰。

如果将东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鸟纹和它在整个器物上发挥的作用进行分类，主要分为以下三类。器物的表面装饰：栩栩如生。

殷周时期器物表面的鸟纹多是作为装饰用的，而这类纹饰在东周时期却比较少见，多数出现在西周时期。

如1976年江苏丹阳出土的凤纹尊，就是一个回首的鸟纹造型，生动而妙趣横生。而1986年在陕西边加庄出土的凤鸟纹盉，器物上的鸟纹就是昂首向前的，与器物的整体形象结合的相当好。

作为器物表面装饰的鸟纹在东周时期青铜器上的体现不多，更多是以器物的部件身份出现的。这些鸟纹有的是器盖，有的是器足，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实用的功能。

同时，为了配合器物整体的造型，鸟纹在此时展现出了相对自由的趋势，这种灵活多变的鸟纹造型体现出对青铜器整体造型的配合或让步。器物的部件造型：体现自由与让步

如1966年在河北九沟村出土的张国簋上就有3个鸟首的纽，1991年在山东高阳出土的龙纹鼎上的盖纽上也有鸟纹。这些作为青铜器盖纽的鸟纹，虽然以体现实用性为主，但以其自由的外在，展现了其内在对器物整体造型的让步。

作为器物整体造型的鸟纹虽然不多见，却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此时的鸟纹作为容器使用，直接承担了全部的使用的功能。

其中有的是以鸟的纹饰与整体纹饰相结合，有的是完全以鸟的纹饰和造型作为器物的整体造型，这一类的审美价值极高。

1976年江苏出土的鸭形尊就是第一类作品的代表，全器与鸟纹协调得当，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的融会贯通。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馆藏的鸟尊则是第二类作品的代表，全器就是以鸟的形象展现，昂首阔步，极为写实，造型逼真，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一次人类历史上审美的创造与享受。

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有一件中国东周的青铜器鹰尊。它是我国历史上留下来的众多珍贵文物之一。但却由于其“名声”远不如该馆所藏的其他中国文物。

如作为镇馆之宝的中国北朝时期的棺床、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等稀世珍宝那么显赫，因此，它的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

鹰尊，是古人祭祀用的一种酒器。从商代开始，具有鹰状造型的尊就出现了。直至周代早期，鹰尊造型都是较为常见的。

尊属于容酒器。我们现在叫“尊”的各种器形，在古代都有各自的专名，宋人统统定名为“尊”,专指立体式大中型容酒器。

按照形体，尊大致可分为肩大口尊、觚形尊、鸟兽尊等三大类。鹰尊即属于鸟兽尊一类。鸟兽尊因造型具有雕塑特点，身兼实用、观赏两职，故备受人们青睐。

据现有文献统计，到目前为止，共发现有三件鹰尊：一件是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著名的鸮尊；一件现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其器形为鹰头，两翼上饰有龙纹，胸部饰兽面纹，以鹰头为盖，属商代晚期之器形。

还有一件，就是我们所要介绍的现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鹰尊。这件鹰尊器整体高26.5厘米，宽20厘米，重量为2.55千克。

整个外形像一只雄鹰，双足落地，威严挺立，两只凸起的眼睛正视前方。其头部以较为写实的手法塑造成鹰头的形状，喙可以开合。

尊的鹰头为器盖，与器体衔接处有榫可旋转紧固，鸟头与鸟身可以分离。为使其合为一整体，盖后不易松动，制作者在盖与身的结合部位特别设计了锁定装置，尤显出古代制器者的智慧与聪颖。

整件器物由头部、身躯和双腿三部分组成。头顶后方凸起一宽厚的扉脊平棱，棱平面上饰有镶金铭文，为四个象形文字，即“子之弄鸟”。在头的其他部位饰有螺旋纹、龙纹。

结束语

鸟纹作为我国的传统装饰造型，是时代刻在器物上的印记。以铜陵市博物馆馆藏龙耳鸟纹鉴为主，东周的青铜器文化正在不断被发掘和研究。

东周时期由于社会大变革，思想与物质都受到影响，青铜器的铸造精神也在发生变化。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反映时代特征的新青铜器样式，鸟纹这一传统纹饰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变得更加自由、灵活、清新和自然。

这种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设计理念在东周不断精进，到现在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艺术精神。

参考文献

1.张晓目：《类型学方法在商周青铜器鸟纹研究中的运用及意义》，《艺术品鉴》2019年第15期，第5-6页。

2.王一丹：《中国古代青铜器饕餮纹饰的研究》，《海外文摘·学术》2019年第3期，第1-4页。

3.孙星、刘哲军：《基于青铜礼器文化的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开发策略—以铜陵市为例》，《艺海》2018年第1期，第140-142页。